第三节近现代时期的苏州评弹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苏州评弹盛行的地区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前沿地带，战乱和社会的不安定导致农村经济衰落，民族工商业难以发展，评弹活动在这种局势下发展缓慢。
与江苏毗邻的上海在开埠以后，反而迎来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列强纷纷设立租界，外商也逐渐进入上海寻找商机，这在无形中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动力。苏州经济没落，上海崛起，评弹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来到上海。这一时期，上海逐渐成为苏州评弹的中心。
评弹在上海立足并日趋兴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评弹艺人纷纷进入上海书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进入鼎盛时期，演出更是兴旺。一些评弹艺人对传统的书目进行打磨加工，如夏荷生弹唱《描金凤》，红极一时，被誉为“描王”。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他们都是魏钰卿的弟子，说表大方，配合默契，两人在马调基础上各自发展成独特的流派唱腔沈调与薛调，成为继马如飞、魏钰卿之后，弹唱《珍珠塔》的又一高峰，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塔王”。与此同时，一些艺人积极编演新的书目。如30年代张鉴庭根据同名宣卷改编的长篇弹词《十美图》，写明代嘉靖年间曾家与权奸严嵩之间的忠奸斗争以及曾荣兄弟的婚姻纠葛。张鉴庭还根据唱本《一餐饭》改编长篇弹词《顾鼎臣》，写林子文的冤狱以及顾鼎臣相助的故事。杨振雄根据传奇剧本及其他史料改编的长篇弹词《长生殿》，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和唐朝的兴衰故事。还有根据社会实事或小说等编写的近现代题材的书目，如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的《啼笑因缘》，范雪君弹唱的《秋海棠》是分别根据张恨水和秦瘦鸥所写的小说改编的。而像评话《山东马永贞》、弹词《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等，则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编写的。这类近现代题材的书目比较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所以当时也比较受欢迎。
在评弹的演出样式和弹词流派唱腔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过去评弹一般是一人坐唱的单档，三四十年代双档演出形式崛起，开始只有男双档，后来又出现了男女双档和女双档。双档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便于分别起角色，弹唱方面也使音色、伴奏更为丰富多彩。在演出形式方面，突破了一档独做的方式，更多采用评话、弹词相间的三四档同场演出的花式场子，以适应都市听众的多种口味。三四十年代，评弹还大胆吸收了昆曲、京剧、电影、话剧、歌曲等姐妹艺术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音乐语汇。艺术手法除说、噱、弹、唱之外，还适当增强了“演”的成分，艺术形式更加成熟和完善。朱耀祥、赵稼秋弹唱《啼笑因缘》时，借鉴文明戏的表演方法，以说、表、演为主，得到了成功。不少艺人向昆曲、京剧艺术等吸取营养，如蒋月泉、张鉴庭、杨振雄、顾宏伯等还专门请戏曲演员教戏，训练手眼身法步等表演技巧，从中借鉴并融化到评弹中，从而增强“演”的成分，补说、唱之不足，给人以更多的实感。范雪君在弹唱《秋海棠》时借鉴电影，引进了“国语”和流行歌曲，别开生面。评话演员张鸿声针对当时都市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加快书路行进的速度，并起足脚色，注重放噱，人称“飞机《英烈》”，颇受欢迎。
弹词流派唱腔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以前弹词的唱腔主要是书调、陈调、俞调、马调以及一些江南民间小调。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书情内容的变化、听众审美的需要以及在上海各种艺术之间的交流，一些有创造意识的艺人结合所演书目的内容、人物以及艺人自身的条件，又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唱腔。如夏调，由夏荷生所创，其特色是响弹响唱，以俞调为起句，落腔却采用马调，因此俗称“俞头马尾”。演唱时真假嗓并用，唱腔挺拔遒劲，扣人心弦。又如徐云志所创的徐调，它的直接渊源是小阳调，徐吸收了江南民歌，小调、小贩叫卖声的旋律，还借鉴了京剧女老生露兰春的唱腔，徐调清越、甜润，软糯，人称“糯米腔”，曾风靡一时，其代表作《寇宫人》流传甚广。蒋月泉所创的蒋调，是在乃师周玉泉周调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蒋吸收了京剧老生余派、杨派唱腔的因素，行腔上加了若干装饰音，其旋律浑厚婉转，韵味浓郁醇厚，演唱时用本嗓，呈现出一种雍容华美、潋滟浓彩的风格。蒋调于30年代后期形成，形成后立即受到听众的欢迎，蒋调开篇《刀会》、《杜十娘》、《宝玉夜探》等十分风行。蒋调遂成为最常用、流行最广的弹词曲调。沈俭安所创沈调和薛筱卿所创薛调，都是在马调和魏（钰卿）调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成的，沈调结合哑糯的嗓音，唱来清雅飘逸，苍劲而柔美，《方卿见娘》、《打三不孝》都是他的代表作。薛调则节奏明快爽利，咬字铿锵，擅唱叠句。沈调和薛调流传极广，亦为评弹主要的流派唱腔。由张鉴庭所创的张调，在蒋调的基础上，吸收京剧老旦唱腔的成分，在拖腔转腔方面加以发展，形成苍劲厚重、力度强烈的风格特征。此外还有严雪亭所创的严调、杨振雄所创杨调、祁莲芳所创的祁调等。三四十年代众多流派唱腔的出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弹词音乐，大大加强了其音乐性和戏剧性。双档的出现和流派的发展还促进了弹词伴奏音乐的发展，薛筱卿、张鉴国的琵琶伴奏，开始运用支声复调，使伴奏音乐更加丰富动听。
在书目上，传统书目要表现和宣扬的主题也在慢慢转变。如评话《岳飞》中岳飞的思想，“忠君”在淡化，“爱国”这一主题得到加强，反映了社会和大众的情绪，对帝国主义入侵的不满。又如在弹词《白蛇传》中，衍生出青蛇的故事，青蛇不满白蛇独占许仙的行为。这种思想对美好的人性有腐蚀作用，也是一定程度为了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
在这一段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创作产生了不少新书目。从保存下来的或能知道大体内容的书目看，书目的题材扩大了。有反映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书目，有反映现代题材的书目，如《啼笑因缘》和《秋海棠》，是比较有影响的。在演员说书表演的过程中，经常会灵活穿插有大量对社会、现实不满，揭露黑暗不公平的描述。但很少有反映现代、当代题材的书目。像《杨乃武》那样反映近代生活的书目也不多。这和当时评弹的听众，尤其是大城市的听众，他们的思想和态度有关系。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苏州评弹中出现过一批武侠题材的长篇。在当时，小说、电影都有大量侠客题材的作品，影响了评弹。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创作倾向是消极的，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有其短期功利性，这也使得武侠书在评弹中没有能够长期传承、流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80年代初，评弹中又时兴了几年武侠书。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侠客书的来源，大都根据当时比较流行的港、台武侠小说。虽然有人对这些小说及其作者无限赞美，极尽吹捧，以至于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在评弹中也只是兴起了几年，然后就烟消云散了。这再次向人们展示了艺术的规律，只有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拥有真正的艺术雕琢的作品，才能不断传承发扬和发扬光大。
在表演上，随着时代的进步，语言也在不断更新。弹词的不断发展，也使音乐水平不断提升。角色借鉴的对象，从昆曲到京剧、话剧、电影，有了普通话，也有了近现代人的艺术形象。
第四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苏州评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州评弹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评弹这个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贱业”，被人瞧不起，社会地位低下。很多评弹艺人不得不浪迹江湖，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生活是很艰难的。每到一处，往往受到当地官府衙门和黑恶势力的欺压，处于被剥削压迫的社会底层。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评弹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事业的一部分。评弹演员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成为文艺工作者。评弹事业和评弹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对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代表讲，“我们欢迎你们”。1950年11月，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1951年，毛泽东为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戏曲改革的方针，提倡戏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又要求各种戏曲在自由竞赛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评弹演员作为评弹事业的主人，根据党和政府的号召，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沿着文艺方针，推进了评弹事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反映新生活，宣传新思想，创作改编新书目，演出长篇有困难，所以初期演新书的热潮大多是短作品，只有一些比较短的新长篇。1952年，从治理淮河工地回到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演员集体创作演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始称中篇。此后，五六十年代，创作、改编演出了一大批中篇，以上海为多。苏州及其他城市的评弹团也都有中篇作品。
中篇在书场的演出比短篇多，一个中篇演出一场。这种新的演出形式，比较适合一部分听众的要求，他们想了解评弹，听评弹，但没有时间逐日到书场连听，或者是不喜欢，不习惯连听。所以，中篇不仅有老听客来听，而且吸引了不少新的听众。这时期演出的中篇中影响比较大的，仅举个别例子如下：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集体创作。1952年4月，刘天韵、姚荫梅、蒋月泉、周云瑞、陈红霞等首演。这是创演人员参加治理淮河后的创作，讲的故事是赵盖山为代表的翻身农民响应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不怕牺牲、顽强劳动的先进事迹。中篇的演出，用评话和弹词两种形式。
《海上英雄》。柯蓝、蒋月泉、周云瑞集团创作。故事讲的是1950年春，人民海军战斗英雄王永刚、赵大名，化装深入敌占区侦查，活捉敌军官。在归途中遇到敌人狙击，赵大明英勇牺牲，王永刚送回情报的英雄事迹。
《刘胡兰》。中篇弹词，陈灵犀改编。1953年，刘天韵、蒋月泉、朱慧珍、徐丽仙等首演。
《孙芳芝》。中篇弹词。潘伯英、邱肖鹏、景文梅、赵慧卿等集体创作。故事来自真人真事，歌颂东北凤城县的模范营业员孙芳芝以新的商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邱肖鹏、景文梅、赵慧卿、汪菊韵、曹织云等1954年首演。
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长篇现代书，是评弹书目历史上的华丽篇章。但是演出时间不长，有一部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还演出过，大多只演了二三年、四五年，时间不长，未能反复磨练，积累不够丰富，所以艺术质量不高。
“文革”中由于受到当时思想片面的影响，这一时期并没有有价值的作品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评弹艺术的创作乏善可陈。
粉碎“四人帮”后的8个月，1977年6月，陈云同志在杭州征得中央文化部同意并派人参加，召开了一次评弹座谈会。经过讨论，会后发表了《评弹座谈会纪要》。这次会议在当时指明了评弹方向，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1979年11月，参加全国四次文代大会的全体苏州评弹界的代表发起成立苏州评弹研究会。苏州评弹研究会的成立，巩固并发展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不断加强的评弹界的团结。研究会为克服评弹发展面临的困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70年代以后，对外开放，去海外演出增多。有友好访问演出，如1982年10月，弹词演员王鹰、顾之芬、金丽生等参加苏州戏曲团随苏州市友好代表团去意大利威尼斯等城市演出。还有一批演员，随友好访问团去过日本、新加坡等地演出。
在国外演出的听众中，逐渐有一批国外的研究者，或研究汉语、吴方言的，或研究中国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俗文学、比较文学的。他们中有的到中国来留过学或当研究生。还有一批国内的学者，试图把苏州评弹翻译到国外去，让苏州评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所有这些，都使苏州评弹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