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1907—1983），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他早期在英国和美国求学时，师从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他的研究成就已经接近当时理论物理学的前沿水平。他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打击，因此，他没有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充分地发挥他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他的几位学生，都不忘记他的教育和影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训练。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分不开。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在“文革”时期，束星北正在山东劳动改造，过着非人的生活。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总理希望他为中国引进人才。李政道说中国国内就有人才。”他向周总理当面推荐了他的恩师束星北。李政道对老师的敬爱和推荐，为束星北初步摆脱困境，回到科研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危难中的师生之爱。
师生之爱不只是体现在知识的传授，在人生的不同环境中都会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师生之爱发挥出灿烂的光芒。
笔者于1946—1948年间，求学于浙江大学，亲自体验了当年该校师生之爱的动人事迹。
1947年10月25日，杭州的国民党特务抓捕了包括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内的四名进步学生。29日，于子三被杀害于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于子三的被害激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声讨反动当局的暴行。在浙大的这场斗争中，许多位老师支持正义，表现出对学生的深情爱护。
当时反动当局为了掩饰罪行，谎称于子三是自杀身亡。于子三是自杀还是被杀？成为这一场斗争的焦点。深受全校师生敬爱的竺可桢校长，尽管年事已高，也亲自去监狱视察，悲痛地见到于子三的遗体后，一时昏厥；苏醒后，他毅然拒绝在于子三自杀的证书上签字，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竺校长的立场，在当时无疑会招致反动当局的严重不满。但竺校长为了维护自己学生以生命所维护的气节和名誉，丝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
第二年1月4日，浙大学生准备为子三出殡，在学校广场集合。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流氓、打手冲进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就在学生被动挨打的时候，体育老师舒鸿教授站在广场一角，振臂高呼：‘他们跑进学校来打我们，我们还不把他们抓住吗？”他的唤声，提醒了学生们，大家群起反击，终于挫败了流氓们的暴行。
子三是浙大农学院学生。农学院院长、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教授（也是笔者的导师），一直对子三十分器重，将他看作自己的好学生。平时他对学生的爱国活动是抱着中立立场，并不特别支持，这更多地从学生的学业考虑。但在“一·四”暴行后，他代表竺校长突破军警的封锁，前往南京汇报事件真相。他在火车上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了杭州当局策划的暴行。蔡老师的谈话，立即通过报纸传遍国内外，对于推动那场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有很大影响。
竺可桢、舒鸿、蔡邦华是浙大老师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言行，代表了浙大绝大多数老师。他们在学生遭受迫害的危难时期，显示出珍贵的对学生的钟爱之情。
（四）广义的师生之爱。
师生之爱并不限制在学校之内，老师的概念也不限制于亲自给你讲课的师长。凡是在学术上、思想上、人品上给予你较大影响的人，都应该是你的老师。
我在离休之后，出于年轻时就有对哲学的爱好，认真研读了古今中外的哲学书籍。在我总结中外哲学，酝酿自己的“综合哲学”的思想体系时，我发现，孔子就是自己最好的导师。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这一句话，正是综合哲学的最精辟的概括。综合哲学的主导思想是：世界万物都是由不同组分所组成的综合体。不同组分在同一个综合体中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和谐并进地得到发展。
孔子生活在2500年之前，我难以想象他的音容笑貌，但是他的道德人品，他对于弟子们的谆谆教诲，他的思维的睿智和深刻，使我由衷地将他认作了自己终身的导师。
一个人的老师，并不限制于国内。
在哲学思想上，我最景仰的老师，除孔子外，就是康德。康德（1724—1804）—生完全在书斋中度过，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他通过一生对科学和哲学的深人思辨，写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不朽名著，将西方哲学推向高峰。他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所提出的观念是在最严谨的理论上仍然可以成立的命题是：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继续向前。”（引自康德：《重题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我认为，康德的观点，是至今为止，学术界所提出的人类与世界的最合理、最可能的未来发展前景。
如果说，好老师会影响你的一生，那么，我必须承认，孔子和康德，这两位中国和外国的哲人，他们的思想，必将影响我的余生。
总之，师生之爱，广泛地存在于你的周围，存在于你的书斋之中。每个人都会永远记得并感谢自己所敬爱的老师，因为是他们，引导着你的人生。
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之爱）
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的确，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是人生中很大的愉悦。
一个人可以有许多朋友，包括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同学，在革命运动或战争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工作单位中的同事，同一专业领域中的同行等。不同的朋友会有不同的感情层次，有的只是一般的交情，有的有较深的交情。能说有“朋友之爱”的，或有很深的感情的朋友，一般是不多的。
朋友之间是否可能有很深的感情，以至达到“朋友之爱”的程度呢？应该说是有的。下面以古代和近代中外著名的友爱事例来说明。
白居易（772—846），河南新郑人；元稹（779—831），河南河内人。两人年轻时在洛阳科考时相识。相识前他们就已经互相仰慕对方的诗才；相识后，缔结了几十年之久的深厚友谊。
元、白友谊建立在两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和特有相同的诗歌观点之上。唐代中叶，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兴起了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他们的诗歌创作，重视通俗化和写实化，主张以浅切、顺畅的语言直接反映现实。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三千多首诗，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少有。他的最成功的诗篇是《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秦中吟》等。
元稹也有很高的诗歌成就，他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和《长恨歌》齐名。他擅长写男女爱情，其悼亡妻子的《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元、白友谊除了诗歌观相同外，他们两人在为人和从政风格上也十分相似，以致有相似的政治遭遇。
唐元和三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官）。他的谏书往往得罪掌权的宰相、宦官，甚至有时得罪皇帝。他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白居易极为气愤，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行为僭越，将他贬为江州（今九江）司马。
元稹的性格也是刚毅正直。元和四年，他担任监察御史。后因触犯宦官权贵，被贬到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任士曹参军（州府官员）；后被贬到远处四川通州任司马。
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和为人品格上的相似，白居易和元稹两人缔结了非常感人的终身友情。他们的友谊通过许多动人的诗歌表达出来。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谪居江州，元稹贬官通州（今四川达川），两地相隔千里。一天，白居易清晨起床，写了一首诗：晨起临风一‘惆恨，通川湓水断相闻。
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诗人清晨思念朋友，悲痛惆怅。诗人在内心询问朋友：昨夜你在千里之外，因何事而想念我，使我在梦中见到了你？
元稹收到白居易的诗后，赋诗道：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
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元稹收到诗时正在患病，他感念友人的怜爱，感谢友人在梦中与他相见。只可惜他自己重病在身，心神恍惚，梦见的全是些毫不相干的闲人，想在梦中与友人相见而偏偏不能！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体会到白居易和元稹两位诗人的刻骨铭心的朋友之爱！
朋友之爱的近代事例是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
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创始人，而他们两人间的友谊也非常动人。
他们之间的友谊，来源于他们对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观点一致，对于世界的未来有共同的信仰在理论创作和革命实践中的相互间无私的支持。
由于谋生的需要，他们长期分居两地。马克思居住在伦敦，利用大英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经济学研究。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任职。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学识与理论十分景仰，在1844—1883年的四十年中，他给予马克思多方面的帮助：经济生活上的帮助。当时马克思的生活非常穷困，有时一家陷于挨饿的境地，只能以面包和土豆充饥。恩格斯承担起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重担。尽管他是一个学者，不喜欢从事商业，但为了能支持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他不得不在公司里任职，每个月都寄钱给马克思。1851—1869年的18年间，恩格斯共汇款给马克思3121英镑，使马克思能专心地从事《资本论》的写作。
理论创作上的支持。恩格斯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之前，20多岁他就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而他意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就甘心担任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助手。《纽约每日论坛报》邀请马克思担任该报驻英国的通讯员。但马克思当时的英文还不熟练，恩格斯就帮助马克思写稿。该报发表的论文中，有120篇用的是马克思的名义，但却是恩格斯写作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遇到重大问题，都与恩格斯共同讨论。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而只署马克思一人的名字。
政治斗争中的协同。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他们两人共同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普鲁士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迫害的罪恶目的。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成为国际的实际领导人，恩格斯经常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为“国际”撰写重要文件。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为创建“第二国际”和推进工人阶级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白居易和元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厚友谊中，我们对于朋友之爱，可以有如下的理解：
（一）朋友之爱要高于一般的朋友关系。你可以有一百个朋友，而称得上建立朋友之爱的朋友，可能只有一两个，最多三四个。
（二）朋友之爱通常建立在共同的人生理念、政治思想、专业或业余爱好基础之上。没有相似或相同的理想、理念和爱好，不可能建立朋友之爱。
（三）称得上有朋友之爱的朋友，当对方有成功时，必然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当对方遇到困难时，必然会尽自己之所能，给予不寻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有时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也会在所不惜，如恩格斯对待马克思那样。
（四）有朋友之爱的朋友之间，会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也会宽容对方的缺点和失误。
（五）在家庭亲情之外，朋友之爱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会带给你无比幸福的感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众之爱）
人除了自爱和在家庭范围内之爱外，还有在更大范围内的爱，如对大众、事业、国家和人类的爱。
人对他人和大众之爱，应当说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提倡的“仁”，就是指对他人和大众的爱。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是仁就是爱人。”
孔子这里所讲的“人”，是指他人，或大众，而不仅是指家人、亲人。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他是在要求人们像爱护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一样，爱护他人的父母、子女。
孟子的这种思想，就是孔子的仁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他的意思是：人们应该互相爱护，使各方都能得到利益。
由此可知，对大众的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悠久传统。
在中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热爱大众的杰出人物，有鞠躬尽瘁、毕生为民众谋求福祉的政治家（夏禹、范仲淹、华盛顿、林肯、孙中山、周恩来等），有深怀爱民情怀的文学家（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还有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医学家、农学家等。
现以中国唐代诗圣杜甫和开创护理事业的英国护士南丁格尔为例，说明这种高尚的对大众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