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和下级一样经常会犯错误，甚至有意滥用权力。服从的后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上级官员可能犯错误，会滥用权力，政策也可能是错误的。当上级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时，下级违背上级的命令就是值得嘉奖的好事。
这种情况下，行政人员有责任违背上级指令，行使自由裁量权，包括向上级官僚的权威提出挑战，以便根据实际情形行使职责。
事实上，通过严格的服从维护行政价值的中立，往往会违背合法的政治目的，歪曲合法的政治权威，误解公共利益，例如环保部门的官员发觉某一处理有害物质的方案可能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构成危害，作为下级执行人员，他们无法改变上级决策，这时，违背上级指令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严格执行命令，就意味着任凭腐败因素渗入决策过程，并影响政策的结果。相反，质疑上级的意图，运用自由裁量权，甚至违背上级命令，非但不危害政策结果的贯彻，无损于合法的政治权威，反而有助于保障公正的立法意图，实现政策的最终目的。一味排除自由决定行为，盲目坚守等级服从，在行政过程和民主责任的行使中只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了解自由裁量权对行政责任的影响。
第一，促进行政人员更好地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好地行使专业责任。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官员来说，如公众健康官员或工程师，如果授予他们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允许他们有权决定关闭卫生设施不合格的餐馆，或宣布一座桥的安全隐患，允许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自主地进行判断，会有助于促进政策目的的实现。授予行政官员以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由于立法的疏漏，而是承认立法过程中有可能因专业知识的局限而导致决策的不完善，需要行政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灵活处置，及时矫正立法与决策的偏差。现代行政国家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对技术的要求日益提高，随之需要不断增加职业自主性，要求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官员日益扩大的自由裁量权，反过来影响行政人员和官员对责任的确认，影响政治权力控制的程度。他们必须承担等级系列中的职责，还要受专业角色的约束，正如赫尔曼·芬纳和卡尔·弗雷德里克所说的，当行政人员考虑对上级政治权威负责任时，许多行政人员，特别是那些拥有技术和专业职位的官员，应该同时使自己从属于“同事的全面审查，这些同事作为‘科学研究者’，用已知的知识对他们进行审查”。弗雷德里克进而解释，与更“‘主观的’责任类型相比（如宗教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责任），这种专业的或科学的责任可以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具体的专业责任，直接来自专业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促使行政人员灵活应对复杂的行政责任，更好地维护公共政策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组织理论家与管理专家已经承认，自由裁量权是组织效能与效率的关键因素；30年代的霍桑实验表明，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工作兴趣和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工作绩效；巴纳德也提出，创造性地处理人际关系可以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与责任心；20世纪50-60年代的人际关系理论、西蒙的组织行为理论、最近的“新公共行政学”，都强调某种形式的自由裁量行为对提高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很有帮助。当代管理分析学家也认为，“最合适的组织结构、权力和责任关系取决于组织任务的数量及其复杂性，而严格的、形式的、规则导向的组织责任界定，只有在行使常规职责、在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比如在护照上盖章或传递邮件）才是有效的”。基于自由行为的责任意识比出于强制规定的责任更具有稳定性。
当然，把自由裁量权作为责任的来源，会使官僚政府组织和高层权力机构面临困难，在允许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背景中，上级不能随意地使下属受制于他们的指导，他们必须留有充足的余地，允许下级自由地履行责任。即使在法律和规则严格规定的责任中，实际上仍然留下诸多自由裁决的空间，再严格的工作规定，也会产生大量的自由裁决行为，特别在官员与顾客的非正式关系中，普遍存在着这种自主行为，例如，规制可能界定行政人员只能“非个人化”地对待服从对象，但是，官员与行政人员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做到“非个人化”，即冷漠或漠不关心地处理事务。只有让官员们像临床医生那样，以精神分析家或医生的方式对待服务对象，或许可能做到“非个人化”。实际的行政活动中，官员与委托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与多样的，即使在形式上“非个人化”的情况下，通常也蕴含着许多自由的变量，由此产生复杂的责任，这不是单一的制度性责任能够涵盖的。
第三，强化实施法律目标的责任感，更好地体现立法精神。法律与制度规则通常根据既往事实确立的，对行政管理活动的指导只能是原则性的。
具体的行政环境不断变化，许多事务事先无法预测与估计，先前的立法需要不断更新。行政人员拥有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及时根据行政事务的变化，充实立法内容，补充立法的遗漏，甚至改变常规的行政程序。行政人员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就不必刻板地遵守某些法律“条文”，而是可以按照法律的“精神”，自由作出行政决定，在根本上不违背基本责任的前提下，适度偏离形式的法律与规则，主动维护立法目标，同样是行政人员的重要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违背“常规”的行为，可以促使行政人员积极而又创造性地去履行责任。
源于自由的责任既可以服务于正确的立法意图，又能提醒立法者尽可能避免立法的失误与不当。事实上，现代行政国家的法律越来越重视对立法缺陷的修正，如政府内部的检举行为警醒立法者制定新的相关法律，以有效保护检举者，同时也弥补了先前立法的疏忽和空缺。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法律出现，或许不会有行政人员的检举行为，没有检举行为，就不可能有效揭露政府内部的腐败。事实证明，检举行为对扼制腐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反过来，这又导致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有效控制与监督，促使相关立法的完善与进步。由此看来，自由裁量行为既有助于立法任务的圆满完成，也有助于实现更高的政治义务；既保证严格行使形式的、合法的责任，又可以排除那些过于严格的形式的法律规则，保证立法的及时性。
从组织内部超越官僚制责任，专业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行政国家的政府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行政人员的专业分工随之日益细化，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确定责任的视野不断开阔，责任的内容则更加具体。由于存在着腐败的环境，专业化给专业行政人员带来各种便利，使外部监督更加困难，因而从专业特征出发，确认行政人员在专业领域中的责任就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斯.韦伯曾看到，官僚化与职业化是相辅相成的过程，职业化是在官僚结构中产生并得到官僚结构支持的。伯纳特·伯杰也说：“官僚组织越来越多地界定职业工作的条件”。
罗森布鲁姆认为，公共行政人员一般都是他们自己领域内的专家。在专业知识方面，局外人无法和他们相比，也无法准确地推测他们的决策意图和行为倾向。他们居于某种行政职位，可以有效地获得公众难以获得的信息。
在决策过程中，有时他们自己就是某些信息的“来源”，这些信息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决定政策的内容与利益倾向。至于决策过程中收集什么信息，最初总是由专业行政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与专业决定的。正因为行政人员有这种特殊的技能和获得信息的渠道，他们经常被指控犯有失职行为，这种失职有时确实是无法控制的。
专业行政人员拥有“专业职位的优势”，那些敦促他们履行职责的监督者一般都是局外人，由于对具体专业的生疏，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实施有效监督，专业行政人员违背责任的行为很难监督，如西方的国会对行政活动的监督，中国的“人大”对政府行政管理的监督，相对专业行政活动来说，其监督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常规的程序监督总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大多数的监督无法进入专业领域，又没有高度的优先权和独立的权威，对专业化导致的腐败现象常常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专业化容易导致对公共利益的误解或曲解。公共行政人员和其他高度专业化的专家一样，很容易形成狭隘的公共利益观。他们会片面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贬低别人的工作意义，形成特殊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他人的观点或价值观，看不到其他道德价值的优势和合理性，例如，律师经常为那些犯有弥天大罪的犯人进行成功的辩护，他们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尽可能最好的辩护，而普通人的理解却可能完全相反，甚至会认为，替罪犯辩护与帮助罪犯逃跑，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差别。公共行政人员事实上是一些特殊的代理人，在专业职位上服务于特殊的群体，渐渐地，在他们心目中，这些特殊人群似乎就是全体人民或普遍“人性”的代表，这些特殊利益也就成了社会的普遍利益。他们很容易歪曲公共利益，进而做出误解公共利益和违背伦理要求的行为。
因此，有必要从专业化角度寻求责任的来源。伯克提出“行政人员的责任来自专业化的标准”。他认为，专业化形成的职业责任感与来自利益竞争的责任感不同，后者只能导致政治的不平等，而前者基于对知识与专业的考虑，反映现代官僚组织对专业化和专门技能的要求，更具有客观性。现代政府对传统私人领域的干预不断扩大，如对经济的规制和规划，对个人与社区提供福利服务等，这就需要专家和专业知识，有了对专业化的职能要求，现代政府的许多机构中，专业人员承担了领导职务，如食品与药物、教育、能源等部门。
随着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越来越复杂，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专业责任对官员的行为就越具有控制力。一般认为，与非专业行政人员相比，专业人员一般更尽职责、更负责任、职业的约束力更大。弗雷德里克指出，专业本身就能提供一种“伙伴关系”，能够规约合作者的行为。高斯也指出，“正在形成的政府系统中，一种重要的责任将是个体的公务员承认其专业的标准与理想。这就是他所说的‘内在督查’”。专业责任可以避免纯粹个人标准的随意性，具有客观性与中立性的特征。主张专业化责任来源的学者认为，专业责任反映的是专业领域内的行政目标，专业知识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因此，不会受政治的左右。按照唐·普赖斯的观点，“各种专业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有效的服务、由这种服务伴随而来的影响，以及服务的独立性都有赖于科学数据的客观性与可靠性”。专业化对行政人员专业知识的依赖，可以克服公共行政服务中“客观性与可靠性”方面的不足。鼓励专业人员承担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个体责任，可以避免因服从上级而逃避责任的倾向。对官员来说，职业判断与专业知识是履行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对行政人员来说，专业责任可以驱使个体行政人员更主动地履行职责。在专业服务范围内，确保官僚制度对个体行政人员的控制，可以排除主观因素对实现责任的阻碍。
从组织内部形成责任，社会伦理目标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随着“政治”与“行政”二元对立的消解，政府的职能超越传统公共领域范围，向私人领域扩展，政治价值逐渐渗入行政领域，社会伦理目标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随之，长期以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伦理价值与道德标准开始被公共行政人员所接受，甚至影响行政决策动机与决策目标，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有意追随公众的伦理目标，并视之为行政行为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公共角色从社会的基本伦理目标出发，确认自己的责任，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在众多的社会伦理标准中，功利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一种重要的责任来源。从19世纪开始，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中，“公共利益最大化”不仅成为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道德责任。公共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遵循基本的制度程序，按照规则尽可能合理地分配财富与资源；另一方面，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将政府作为一个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强调政府管理的公共性质，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理应是政府行为的道德取向。美国公共行政学家E·彭德尔顿·赫林在《公共行政与公共利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把联邦行政机构看成是一个整体：它必须发展成为执行公共利益政策和促进总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机构，”并且认为“‘公共利益’就是指导行政管理者执行法律时的标准”。他强调把“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政策行为的道德目标。当代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也认为：“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由此看来，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标准，它告诉行政人员，尤其是决策者，在遵循正式的规则与程序之外，必须把这种源于正式制度的职责转化为道德价值观，形成相应的道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