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二大确定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对毛泽东外交政策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外交战略。
（一）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转型与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建立在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重要转型基础之上。概括而言，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思想的转型即从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以新中国的军事安全、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为核心因素，转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以经济建设、人民富强和开放参与为主题观念。
（2）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型
即从毛泽东时期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发展到邓小平时期正确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3）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转型
以往我们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阶级分野为主要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后则逐步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
（4）对国际格局认识的转型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和苏联一样，把国际战略力量划分成两大阵营，即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不管其后外交政策如何发生变化，但其主要的思考背景都是世界两极格局这一认识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国际战略力量的划分有了新的认识。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不树敌的独立自主外交，我们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包括世界霸权和地区霸权。这个霸权主义已经不是指特定国家，而是指在国际关系中践踏别国主权，破坏公认准则的一种政策和行为。
到1990年，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动荡但还未解体之际，邓小平又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这个算一极。这个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认识，突破了以往仅从自己的价值偏好出发的状况，而是按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来划分国际战略力量，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5）国际事务介入态度的转型
以往我们对国际整体秩序采取诸如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这样一种全面否定的批判态度；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认各国政府是国家整体利益的综合代表者，而不管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如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唯一的常任理事国，根据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尽我们的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正义、公正的方向发展。
（6）国际斗争方式的转型
即从原来试图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转向不当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7）对建设国际安全机制认识的转型以往我们认为国家间只要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能维护世界和平，只有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能挑起世界大战。冷战结束后，我们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认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少，另一方面看到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已成为局部冲突的主要根源。因此，除了共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我们也同意建立某种安全对话机制，以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争取互相理解，并最终达到互相信任。
正是完成了这样一种国际战略理念的转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原则，为之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从而使得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发展。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发展
（1）改变了“一条线”战略，确立不结盟原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采取“一条线”战略，谋求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适时地调整了外交战略，确立了不结盟外交原则，指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对国际上发生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决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也不为任何外部压力所左右。
（2）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
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苏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反对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某些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为。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3）国家利益原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认为国与国的关系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处理国际问题，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实践和平。
（4）对外开放原则
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5）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早在1988年，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会见印度拉吉夫·甘地总理时，就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文明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这一思想得到拉·甘地的赞同，并写进当时发表的中印两国《联合新闻公报》之中。邓小平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一直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方式”。他说：“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东欧剧变、苏联动荡之后，他更强调“现在确实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并主张“要反复讲”、“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
（6）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
针对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肆意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我们一方面采取了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声明国家的主权比人权更为重要，没有了国权，就丧失了主权，也就谈不上人权；另一方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发展国家关系。表现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既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又维护了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在如何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一国两制”的全新模式，并将其提到了国际的高度来考虑和认识。“一国两制”成了实践范围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新思路。
（三）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顶住并粉碎了西方施加的压力和经济制裁，而且因势利导地开创了大好的外交新局面。中国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而且多边外交成果喜人。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和国际范围的活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中国还积极参加了裁军领域的各种会议，积极参加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并成为条约首批签字国之一，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作出了积极努力。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都无不与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三代领导人正确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由此制定的正确的外交政策分不开的。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但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我们将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我们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的外交工作也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妥善应对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等重大国际事件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第二节 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国际分布
一、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价值取向从原来重意识形态、阶级分野，转移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争取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因此，“国家利益”问题在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凸现出来。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国家利益”已经成了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常用词，尤其是在讨论关于对外政策的调整时，国家利益便成了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支持自己政策建议的依据。因此，我们在分析和把握新世纪中国外交政策时，不能不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国际分布进行系统的考察。
在汉语中，“国家利益”是一个双重概念。一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其英文为national interest，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政府所代表的全国性利益，其英文是interest of state，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地方利益、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而本书在外交战略意义上说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从前一个概念的意义上说的，即国际政治范畴中国家利益。那么，这种在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具有外交战略意义的“国家利益”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呢？根据国际关系问题专家阎学通先生的分析，“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承认与尊重”。
国家利益从分类上讲，可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四个大类。在每一个大类之下，又可分得更为具体。如政治利益中可分为政治独立、国家主权、国际地位等；经济利益可分为进出口贸易、吸引国际资金、海外投资、技术进出口等；文化利益可包括传播民族文化、防止国外腐朽思想侵蚀等等。国家政治利益是各种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利益；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中的精神方面，是较难实现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