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未来国际关系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健步迈入21世纪的过程中，正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不懈努力。
第一节 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建立以来三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国际形势、世界格局等问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认识过程，由此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全球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可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和一系列外交成果的取得，与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现实息息相关，是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三代领导集体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努力的结果。
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确立和演变
自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确立：“一边倒”战略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立，以及后来逐步形成的以美苏两国争夺霸权为主要标志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建立前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即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中国的各国使节不当做外交代表而只当做普通侨民对待，重新审查和处理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逐步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建国时通过的《共同纲领》曾以严谨的语言规定了“一边倒”政策的确切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总纲第11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除了“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首先，从中美关系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具有坚定的反帝性质，但并不意味着排斥与美、英等国家打交道的可能。事实上，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未来的中国将与美苏等国家团结合作共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但是美国出于偏执的反共意识形态，仍然采取了全面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在相当时期内美国与新中国之间已很难有正常的国家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又急忙宣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这说明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与美国发展关系，而是美国一次次与中国共产党为敌，并从而排除了中国共产党在美苏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其次，从中苏关系看，“一边倒”又是获取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应尽可能地寻求外来的援助。而既然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援助已无任何指望，那么，“一边倒”外交政策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消除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疑虑，赢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就成了最佳选择。再次，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执行的是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则是追求和平、民族独立的阵营，在国际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的对立中，没有中间道路。因此，中国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也就是站在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一边。其实，早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他又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总之，“一边倒”外交战略在当时是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它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的和平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思想。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针对中印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希望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妥善处理。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再次重申了这五项原则，并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加以表述。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方式就被正式确定下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已经宣布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美国在远东地区处于对立状态。朝鲜战争的结局表明，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在全球处于均势状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均势状态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需要制订具体的方针政策。
其次，朝鲜停战后，美国继续在亚洲推行其“遏制政策”，防止所谓“红色中国的扩张”。为了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包围，中国要寻求有效的对策。而印度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的中立倾向，正好向中国显示了在加强与扩大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反美统一战线的新的可能性。
第三，印度于1947年脱离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1953年9月，印度主动提出中印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初提出，正是指导解决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历史遗留问题，防止中印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
第四，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五，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顺利地进行国内建设，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对外和平政策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它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信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主权国家，都可以在五项原则精神指导下和平相处。
其次，它主张世界各国相处中的对等约束。五项原则中有四个“互”字。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的关系；另一方面表明提倡对等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一方不能压迫、剥削、歧视另一方，都应该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互利的基础上和平相处。
再次，它兼具法律性和道义性。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七大原则基本精神相符。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合作。七大原则是：会员国主权平等；真诚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助；确保非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不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之事项。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最本质的共同点在于都提倡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等重要内容。正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逐步扩大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继续发展的一根主线。
（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提出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再加上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以致在对国际风云变化的把握和时代主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在战争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毛泽东对战争危险曾估计得过分严重，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恶化程度和世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当时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各方面工作，始终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并且制定了“山、散、洞”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付出了很大代价。
在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并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显然是脱离了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客观实际。
当然，当时对时代主题即战争与革命的判断，是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良好愿望出发的。问题在于我们在战争危险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的基础上，在实践上作出了“过火”的反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外交事业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才开始发生转机。
（四）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际战略调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及“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重性：既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和威胁。
“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毛泽东看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个过渡阶段已经结束，世界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已经开始，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因为中国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都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正是基于“三个世界”理论，当时我们的外交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美苏之间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重要的敌人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必须同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对美国是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这就是所谓的“一条线”外交战略。
“三个世界”理论及由此形成的外交政策对于当时尚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封锁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个理论把三个世界作为并列的政治力量提出来，实际上肯定了世界多极化，它们之间将更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不可分割，这就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新的格局到来之时做好了思想准备。其次，毛泽东把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希望寄托到正在崛起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力量之上，又把自己置身于第三世界之中，并反复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决心，这就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敬重，把中国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使中国在与第一、二世界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再次，毛泽东把发达国家区分为两个世界，在反霸权主义的总目标下，争取到第二世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中国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外交回旋余地。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克服了同西方国家、日本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中国外交出现了新局面。邓小平曾对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