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影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和实施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的经济实力相对其全球战略目标有所不足，这将限制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奉行“吉田路线”，保持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和军事投入，利用冷战、冷和平的国际环境，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终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超越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使日本的政治欲望不断膨胀，于80年代中期提出“国际大国”、“世界大国”的发展目标。90年代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占世界的15％，相当于美国的60％；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日本的政治欲望膨胀，提出按照各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价值中5∶5∶3的比例，分享国际事务决策和管理权限的主张，谋求建立一个以美欧日三驾马车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建立在“泡沫经济”的虚拟景象上的这一国际新秩序构想，显然犯下了对本国实力地位估计过高、所设定利益目标过大的错误；谋求利益目标过大与本国实力相对不足的矛盾终将使日本在付出极大的机会成本之后，才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
（2）日本政治体制僵化而保守，已经不能适应冷战后国际竞争的需要，也无法保证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与内部环境
1993年，日本政局发生巨大变动，自民党一党执政的“55体制”瓦解，日本政治陷入动荡局面，到1997年，短短几年内更换了六届政府，自民党虽重新执政，但已无法一党独裁，只能联合其他党派组阁。政治领导能力的削弱使得日本错失第四次科技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经济积重难返、一蹶不振，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实力的科技进步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1994年痛失“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的称号。1991-199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91％，日本仅为0.52％。2000年，日本经济增长了1％，但好景不长，2001年又开始回升乏力，经济增长率很难超过1％。日本股市应声而落，日元汇率下挫，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再一次丧失信心。显然，日本问题不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或科技等领域问题，而是综合性、制度性、结构性等涉及全社会的问题。如何采取正确而有效的措施调整改造产业结构，以适应全球信息化的科技浪潮；如何改进更新制度疲劳的经营管理体制，以恢复经济活力；如何政治改革，以创造有利于经济复苏的良好条件；如何调整对外政策，以顺应国际民主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这是日本在进入21世纪以后面临的多元化课题。正如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陆忠伟教授所说：在“其政治、经济、行政、外交的改革完成之前，整个日本的发展就必然是‘漂流状态’，或者说，它的政府多半是软弱、不稳定及闭关自守的。”能否解决这些课题，关键取决于政府有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能力。
（3）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趋于右倾且保守，也将制约其对外战略的实施
虽然走向政治大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总体战略目标，但并未得到举国一致的认同。日本究竟要发挥何种国际作用？围绕这一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思潮。一方面，从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论”到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反映了其争当政治大国的共同志向，另一方面，武村正义的“小国论”则继承了石桥湛山以来的“小国主义”和战后以来的和平主义传统；船桥洋一的“文明大国论”，则主张日本的国际贡献应侧重于非军事领域。除这些主张外，日本还存在着左、右两种更为激进的主张，即非武装中立和平主义路线和军事大国路线。
目前，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尤其令人关注。日本原本就是一个具有地理孤立性、民族单一性、文化同质性的岛屿国家，地缘和文化上的相对封闭性使之极易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滋生的土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膨胀，终于演变成为民族、文化上的沙文主义和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结果把日本民族导入对外侵略的道路，不仅给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蒙受巨大痛苦。二战以后，在民主改革的打击下，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一度淡出政治和社会舞台。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大国意识的膨胀，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日本右翼势力又重新活跃在日本国内的各个角落。冷战后，日本社会弥漫着对国际地位低下的反感，对政府外交受挫的不满，对经济前景的忧虑，对国家的失望，对政治游戏的厌倦，逆反心理与愤世嫉俗等多种偏激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再次复兴提供了机会和土壤。这种新民族主义，是在日本加速政治大国化的主观意志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客观现实截然背离和剧烈撞击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在日本国内各界各阶层都抱有危机感、压力感、发泄感的心理氛围中滋长的，因而具有自下而上、无所不在的大众性、庶民型的明显特征，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特点。这种新民族主义的蔓延和嚣张对日本的政治和外交有着深刻的影响。薛君度先生就认为：日本“军事主义的复活只是时间问题而已”。“21世纪亚洲各国的心腹大患，恐怕还是日本军事主义的复活。”新民族主义的心理氛围和社会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情绪，使“大多数人选择了中间偏右的政策”。日本国民的这种政治倾向，对日本国家权力机构——执政党、国会和政府机关——的政治力量构成和政治理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990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变被动外交为主动外交，变小国外交为大国外交”的口号，并以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尽量使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能量转化为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地位的政治资源，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和发言权。目前，日本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经登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各界领导岗位或进入核心决策层，各界新一代领导人物大多带有较强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和价值标准，支持“普通国家论”，把“为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认为日本“由于战争和战败，作为国家变得不正常了”，日本的新一代领导阶层应该使日本“成为一个能使国民为之自豪的、正常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并将这一特点体现到对美、对华关系上”。
（4）如何对待日美关系和其他国家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焦点
战后已过半个多世纪，驻日美军基地却依然“健在”，在如北约野蛮轰炸科索沃等事关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上，以及在如东亚经济圈等事关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日本外交只能做出看美国眼色行事的被动反应。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出现了“脱美入亚”、“既不入美也不入亚”、“亲美入亚”等主张，但如何对待美国、亚洲仍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而日、美、新安保体制的出台，已经引起了亚太地区各国的极大关注和批评。如何处理日本与美国、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了日本外交的一个永久性课题。
（5）历史问题是制约日本亚洲政策的重要因素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的经济奇迹为亚洲的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日本有一段与欧美列强一道，欺负亚洲兄弟的不光彩历史。
而且日本始终没有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进行认真的反省和清算，致使日本难以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信任。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安全性忧虑”会越来越严重。德国前总理、战略家施密特曾深刻地指出：日本如果没有能力认识到他们的前辈对亚洲邻国犯下的罪行，不愿意对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道歉，那么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就不可能起领导作用。目前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涌动，右翼势力猖獗，更不可能指望日本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这将从根本上制约日本对外战略的实施。
（6）日本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尴尬地位，也将影响日本在国际社会作用的发挥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不一定很科学，但他预言文明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亨廷顿按“文明”给国家归类时将日本说成是“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这表明了日本在文化上的两面性以及它所处的困境。日本曾是中华文化圈成员，与中国“同文同种”，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
二战后又“脱亚入美”。冷战后，日本要充当亚洲的领导者，就必须回归亚洲，即“脱美入亚”。但在亚洲，日本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是无法和中国比拟的，更不可能与中国抗衡。日本既要回归亚洲，又要维护其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尽管西方有时怀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许多亚洲人却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
（7）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将严重阻碍日本政治大国的图谋
施密特称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旗手”，这是很有道理的。还在19世纪“西势东渐”时，欧美列强就未把日本放在眼里，至多是欧美通向中国的一个中转站。同中国比起来，日本显得太小也太瘦了。
正是由于欧美国家的不屑一顾，才使得日本得到了一个喘息时机进行变革。以后，日本又通过对华战争获得大笔财富，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可以说，二战前日本的强盛是以亚洲国家的虚弱为代价的。现在亚洲许多国家已经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各国在经济上有着共同利益，但日本所拥有的像过去那种在亚洲一枝独秀的优势将永远丧失。与此同时，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将逐渐突现出来。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对外依赖性大，这些将制约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日本在安全防务上具有先天的脆弱性。
（8）日本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复杂，短期类难以在国际体系中定位，因而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存在许多矛盾
冷战时期各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是安全战略，日本的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依靠美国的核力量和军事保护发展经济，日本同美国和欧洲各西方大国在安全上几乎是同盟关系，政治利益趋于一致。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向心力下降，日本跨国资本表现出的强劲扩张能力与西方经济利益反面的矛盾将非常突出。尽管日美加强了两国的安全联盟，但美日两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存在深刻矛盾。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必然同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发生冲突。日本一旦摆脱美国，走向独立，美日矛盾必然上升从而影响美日同盟的长远命运。其中日美争夺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是一厢情愿。美国的长远战略仍要制约日本，为此需要借重中国。而日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尽管1996年的防卫白皮书已把中国视为警戒对象国，却仍需跟随美国，以免引起日中关系全面紧张。
思考题
1.试分析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
2.如何看待新世纪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地位？
3.日本要实施其大国战略将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