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中，不论是帝国主义强权、宗教势力、民族精神、技术优势还是独裁者的意志，都没有取得像欧盟今天这样将欧洲团结在一起的成就。当然，欧洲一体化不是毫无目标的臆想，也不是纯粹的伦理姿态，而是出于一个真知灼见：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单独完成国家行为体的两个最基本任务——提供“安全”和“富裕”——已经十分困难，从这个意义讲，“一体化”或“区域化”是古老欧洲大陆选择的求生处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欧盟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范式：在经济世界最大限度统一的物质基础上，允许和维护社会世界保留最大限度的多样性。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欧洲联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第一节 欧洲联合的基础
一、欧洲联合思想传统的回应
欧洲联合与建立统一欧洲的思想是欧洲的一种理想主义思潮，早在中世纪末甚至更早些时期就已形成。一些思想家鉴于当时兵荒马乱的欧洲形势，以法国思想家杜布瓦为代表。提出许多通过国家联合来实现永久和平的方案。杜希瓦在著作《收复圣地》（1305年）中呼唤：“荣耀归于上帝，和平属于世人”，倡议所有基督教国家组成大同盟以维持和平。1603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大臣苏利一起提出一个“伟大的计划”，设想把包括法国在内的15个欧洲主要的基督教国家组成联盟，设立一个由各成员国委派的委员组成总理事会，作为联盟的最高机关，处理国家间的边界纠纷、内部动乱以及采取共同行动抵御外部威胁等等事宜，保障欧洲的和平。这些思潮既根植于对中世纪基督教帝国的眷恋，也出于对欧洲各国长期争斗现实的担心，希望欧洲能够借联合来停止分裂，实现和平。
20年后（1623年），法国的克鲁塞提出，为了废除战争，应当建立一个既包括基督教国家，也包括非基督教国家的联盟。他建议在威尼斯设立一个由所有成员国大使组成的联盟最高机关——总理事会，负责解决各国争端。到17世纪末，英法等国家的宗教界和知识界人士纷纷提出建立“欧洲议会”或“欧洲参议院”的建议，甚至拿出了具体方案：在实际操作中各国派驻议会的名额应与其人口与经济实力成正比，而议会的各项重大决定应以2/3的多数来决定。此外，为了避免战争，发展贸易，欧洲各国君主应当缔结一个永久的盟约。法国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伏尔泰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等不少欧洲的大师都赞同欧洲统一的理想。康德在18世纪末，曾建议欧洲各主权国家建立一种联邦式的同盟，他在其著名的《永久和平计划中》说，各国之间的和睦相处应建立在一个“不可分离的组织的基础之上”。由于18-19世纪正是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所以尽管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在1849年的和平会议上发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震撼人心的呼声，却未能引起反响，以至于20世纪初，欧洲的有识之士面对四分五裂和战火频仍的欧洲大陆叹道：不再有欧洲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联合的大旗不仅没有倒下，反而从语言走向了行动阶段，产生了康德霍夫-卡利吉倡导的泛欧运动。该运动力主组建一个欧洲合众国，以维护欧洲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此，康德霍夫-卡利吉创建了“泛欧同盟”，其泛欧主义思想不仅得以在知识分子阶层和经济界广泛流传，甚至还在欧洲各国一部分政治家中产生了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洲这一惨痛历史出发，西欧一些政治家开始认真考虑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精英们求索的欧洲国家联合问题。
1946年9月19日，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在苏黎士大学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演讲，他指出：“目前有一种医治欧洲创伤的良药，如果它被全面地和自发地采纳，就会奇迹般地改变欧洲的面貌，就会在几年内使整个欧洲，或绝大部分欧洲像今天的瑞士一样自由幸福。这是一剂怎样的良药？它就是重新创建欧洲大家庭，或尽可能地建立类似大家庭的欧洲，并赋予它一种结构，以使我们能在和平、安定和自由中得到发展。我们需要建立欧洲合众国。”与丘吉尔演讲同时，各种欧洲联合的运动应运而生。其中比较突出的有1946年12月在巴黎成立的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1947年成立的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运动；还有比较保守的欧洲联合运动和具有欧洲统一理想的欧洲各国议员们建立的“欧洲议会联盟”。
上述一系列欧洲统一运动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纲领各有不同，但在促进欧洲联合方面则具有相同的作用。1948年5月，在海牙举行了被后人称为“欧洲大会”的各欧洲联合运动的聚会，该会议把欧洲统一的思想推向一个高潮，并表明了在各国均有一个支持欧洲统一的庞大的舆论运动存在，正是这种舆论的巨大作用为战后欧洲找到了共识，为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形势的推动
战后开始起步的欧洲一体化，具有强烈的避免战争、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动因。在冷战初期，西欧国家普遍的“恐苏症”成为美国拉拢利用西欧的着力点，同时，政治家们看到欧洲被一分为二，并沦为美国、苏联之下的二、三流国家。他们深切感到西欧国家必须抛弃历史宿怨，建立起互信互利的关系并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保障欧洲地区的和平，振兴欧洲经济。通过使彼此间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协调一致，来摆脱美苏的控制，加强欧洲的国际地位。
具体而言，推动欧洲一体化产生的政治动因既有实行以煤钢联营为先导的经济一体化，使法德和解，消除西欧国家内部的战争根源；又有应付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需要，以使西欧紧密地联合起来对付东方的苏联东欧集团。因此，英国战后初期的一个重要外交目标就是推进西欧的联合，具体构想是建立一个针对“苏联威胁”为主要目标的西欧防务联盟，以英法为核心，以美国为靠山，建立西欧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
1948年3月17日，英、法、荷、比、卢5国外长就在布鲁塞尔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成立了由五国组成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又称为“西欧联盟”。该条约规定，当任何缔约国在欧洲遭到侵略的时候，其他缔约国应给予军事的或其他力所能及的援助。条约的有效期50年，条约自同年8月25日起生效。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后，北大西洋安全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事实上，布鲁塞尔条约的逻辑发展就是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跨洋结盟的政治军事组织正式成立。然而，不论是“布约”还是“北约”，都是以军事安全为主旨的同盟组织，其主要力量源泉显然来自美国这个西方的超级大国，但是欧洲联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依附美国，作一个小伙计去对抗苏联，而是为了在美苏对抗中找到自己的立脚点，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希望能够在美苏中间担当协调者的角色，以保障欧洲大陆的和平。应当说，是美苏在欧洲的对抗迫使西欧国家走上了联合以求生存的道路。
三、欧洲经济发展的需求
虽然源远流长的欧洲统一观念的回应，冷战的严酷国际政治形势均对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生、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步坚实向前的主要动力还是经济因素。
首先是经济恢复时期的联合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遭受战争巨大破坏的西欧各国伤痕累累，原料、燃料和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处处是衰败景象。而1946年底，西欧又突然遇到百年罕见的严寒，给经济困境雪上加霜。在英国，运输系统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半数以上的工厂停产，连煤矿也在停工。失业人数高达600多万，百姓饥寒交迫。其他西欧国家也都陷于困境。1947年，法国农业产量下降至1932年以来最低点，居民口粮严重不足。德国则有许多人在严寒中被冻死。
在美英占领区西柏林，物价飞涨，商品奇缺，货币发行数额已经是天文数字，人们只得拿香烟取代货币进行商品交换，一条香烟甚至相当于一名德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了社会动乱和阶级矛盾的激化。1947年4月，法国雷诺汽车工厂的工人发起大罢工，接着，不到两个月，罢工浪潮波及整个法国，形成各行各业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罢工。接着，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工人也举行了一系列罢工，原本不堪的西欧经济更加前景暗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西欧国家联合争取经济好转的愿望更加迫切。于是，在英国丘吉尔首先提出欧洲联合的倡议后，法国戴高乐随即响应，主张成立一个经济上的西欧集团，并认为这个集团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茵河”。
就在西欧经济困难重重之际，美国出台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宣布美国“援助欧洲”的方针，要点是：强调欧洲的经济困难，表明美国帮助欧洲恢复经济的态度，准备实施具体的援助计划。由于这个演说，美国随后对欧洲的援助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对马歇尔计划表示了积极的响应。1947年7月12日巴黎经济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等16个国家。苏联、芬兰和东欧各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在美国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根据美国的意愿，巴黎经济会议成立了常设联合机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4月3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正式执行。
根据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4月3日到1952年6月30日，美国共拨款131.5亿美元援助西欧。其中，英国32亿美元，法国27亿美元，意大利15亿美元，西德13.9亿美元，四个主要欧洲大国获得全部援助总额的60％以上。马歇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欧经济渡过战后最困难的时期，促进了其经济恢复和发展，尤其使得西欧在经济一体化的起点上获得了制度建设的经验，坚定了对欧洲一体化成功的信心。
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中，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生产力迅速发展，金融、贸易等领域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应当的指出的是，西欧各国的生产国际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相当迅速，这期间仅制造业领域的子公司在欧洲大陆平均每年新增70多家。这种现象大大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冲破欧洲民族国家的界限，使产品及生产要素更具国际性质。尤其是跨国公司异常活跃在世界各个经济领域，使民族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活动浑然一体，使超国家经济关系的调节不仅成为现实，而且成为克服跨国经济发展所引发矛盾的必要手段。
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开始的各发达国家的国有化和计划化也为欧洲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国有化和计划化是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实施的国家一级的两项重大改革。这种改革的方向强调缩小经济寡头的势力，使国民经济具备更强有力的结构，并且使关键性的经济部门从属于国家。当时“国家企业主”的哲学理论风行一时，公营部门如雨后春笋在欧洲涌现，政府干预的益处得到广泛宣传。
与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紧密联系的是欧洲各国的计划化活动。虽然各国的计划政策有所不同，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有着颇多的共性。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强制性计划不同，西欧国家的计划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由于面向的是市场，因此计划保持着灵活性和指示性，即计划只勾画某些远景和以部门而不是以单位为对象确定有限的几个主要目标，同时只是号召而不可能规定私营企业和公有企业去争取达到这些目标。
然而，国有化和计划化实际上就是实行国家的一体化，而国家的一体化必须与超国家的一体化即欧洲的一体化结合才能发挥效能。因此，随着国家一体化在欧洲的发展，必然需要某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来协调区域的经济。欧洲一体化的发生说明，区域一体化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区域内各国国家一体化的结果。
从欧洲一体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的成功领域看，也证实经济因素是根本的推动力。在冷战时期，欧洲派政治家们曾选择军事一体化为焦点，试图通过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来促成西欧的政治一体化。但是，1952年的西欧六国政府签署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险些葬送刚刚起步的欧洲一体化事业。
与之相反，在欧洲军事一体化努力失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计划却由于其在经济领域内的缘故，最终走向成功。经济因素对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在后来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化中越来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