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学校的发展形态，特别是教师生命的形态，很大程度上由校长把握并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也有什么样的教师。
校长在把握和决定学校发展形态及其进程中，应该认识并重点关注以下四种角色：
校长应该是基于学校发展的不竭思想者。思想是形而上的，思想关乎价值，思想引领并指导着行动。校长作为一种必要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其可能带给学校、师生以方向和价值的思想。校长的思想，特别是校长的哲学观念，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校长思想的缺席就是学校灵魂的缺席，校长思想的偏离就是学校方向的偏离，校长思想的枯竭就是学校发展力和校长自身生命的枯竭。校长需要永无停息地触摸、诊断、发展、丰富、创新、超越自己关于学校及其发展的个性并且正直的思想。
校长应该是学校文化的主动建构者。学校是文化的存在，学校的发展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校长作为一种意义的存在，其首先体现在对学校文化，尤其是学校精神、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有效、科学的建构。文化建设——建立融合规范与灵活、科学与人文的管理文化，营造融合师德与师能、严谨与生动的教师文化，打造融合自主与合作、全面发展与个性生长的学生文化——是校长的第一使命和责任。
校长是多元价值、多元利益的平衡者、凝聚者、维护者和促进者。学校承受着开放社会的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从某种意义上审视，管理实际上就是博弈。校长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和机制把博弈引向共赢、共好的轨道，实现形式和结果的正和而非零和、负和，使学校真正成为各种健康、合理的价值和利益诉求的共同展现、共同满足、共同增值、共同最大化的家园和乐园。
校长是人，因而他是有限度的责任者。校长作为一个自身并不完满还身受多源制约的常人，期待他（自己）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所不对是不现实、不理智的。在恢弘的教育世界里，校长永远是渺小和无力的，因此他需要更自觉、更积极、更虔诚地善假于人，善假于物，善假于民主、科学和伦理。校长真正需要的不是个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解放一切以人为核心的生产力，让每一个人都愿意、都有机会、都生动活泼地展现自己最亮丽的光芒。校长主要要做的是怎样解放一切以人为核心的生命和智慧，特别是解放教师、激活教师、敞亮教师。
当前，在学校管理者中，校长经常发生两种角色偏离。一是将校长混同于老师或者学校一般管理者。李希贵先生在其《学生第二》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每一所学校都像是一条在海上行进的大船，校长就相当于一个船长。所有的人都急于让船前进或者前进得更快，在这样的气氛里，校长本身最容易加入到划船的队伍中去。
其实校长不应该划船，他应该是舵手。”至于现在经常被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术界用以讨论并提出要求的“校长要不要上课”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这个问题的下位问题。二是校长成为“不管部长”，要么真的什么都不管，要么什么都管。
什么都不管，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无需讨论。校长什么都管，什么都领导，什么都负责，这种倾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错误导向：什么工作都将校长当做第一责任人，并在各级文件中予以确定并实行责任追究。这在事实上将校长推向“贪婪的强者”，什么都争、什么都说、什么都决断。其实，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其《文化与价值》中所言：“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和一个蹩脚的建筑师的区别在于，蹩脚的建筑师屈从于每一种诱惑，而优秀的建筑师则予以抵制。”校长应该做、只能做他必须做可能做的事。对此，似乎可以用两个条件予以界定：一是存在可能性，也就是校长所着力推行的工作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当下学校内外条件的，不是空中楼阁；二是不可替代性，即校长所着力推行的工作是学校其他管理者所无法替代或者无法取得如校长一般的实际成效。
作为一名校长，在学校管理进程中必须做而且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建设契合本校实际和条件的高品质的学校和教育。高品质的学校和教育，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学校、优质教育。优质学校和教育“更多的是从学校外部人们的感受来定位，即家长、领导和其他不在学校但关心学校的人们怎么看学校”，而高品质的学校和教育“更多的是要从学生和老师的感受来界定，如学生感觉在这个学校里是否愉悦，老师感觉在这个学校里是否幸福，他们在学校里是不是能够得到成长等”。
“一位老师不幸福他就很难塑造出学生幸福的心灵，就很难塑造出幸福的学生。现在有些学校正在推行一些诸如无缝隙、全覆盖的管理，把老师搞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学校确实也有可能成为当地的优质学校，但是这样的学校是理想学校吗？当然不是，因为老师的感觉不理想，学生的感觉更不理想。”（李希贵）优质学校与高品质学校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学校管理者——特别是校长，以及全体教师员工所普遍信守的基本价值观和由此生成的学校主流文化，高品质的学校和教育应该蕴含文明的潜力和文化的持续发展力。
高品质学校和教育的的形态应该兼具人道和效率。
人道是指学校管理、学校教育、学校教学能够真正尊重人性，尊重人性之善、人性之美、人性之丰富、人性之高贵，能够使得校园内最大多数人感受到学校生活的愉悦、充实和丰满，能够让学校内最大多数人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生命的丰富与灿烂、生命的独特与高贵！
效率意指学校管理、学校教育、学校教学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并满足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的需要，能够让学校内最大多数人圆满实现自己的兴趣、需要和发展，能够让学校内最大多数人——特别是学生——充分而且平衡地展现自己的智慧、价值和健康个性。
毋庸讳言，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效率崇拜的时代和社会。只要高效，其背后的生产方式和道德伦理已经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虚无。工具理性至上，效率至上，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和追求。有效率便是爷的情况比比皆是。事实上，从事任何一项工作，要取得高效率，一般有以下三种实现方式以及它们的组合：一是更加努力地工作；二是更机智地干活；三是富有生命活力、生命尊严、生命光辉的机智地干活。作为一所学校，我们完全可以预期通过制度和威权实现一定的效率，但由此实现的效率是否同时真正提升了品质，值得怀疑。高品质的学校和教育，则需要校长通过价值为本的领导，实现学校一切人事、物事的道德与效率，正如赵汀阳在其《论可能生活》中所描述的：“不仅结果需要是好的，而且通向结果的行动本身也必须是幸福的。”
为追寻校长在谋求和实现高品质学校和教育中应该何作何为，我们不妨引用两则经典案例。
一、经亨颐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经亨颐，1877年生，子自渊，上虞驿亭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校长，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1921年在上虞创办著名的春晖中学，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1925年离浙，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全国教育委员长、中山大学校长。
（1）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校长时，碰到一个学生，十门考试九门红灯。他和学生谈话，学生说：“可是我的音乐成绩很好。”一试果不虚妄，于是手谕特批，拨全校最好的音乐老师辅导，其余的课程免修免考。后来这名学生一路无碍，顺利毕业——他的名字叫刘质平。后来的刘质平，成了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教育家，人才辈出的上海艺专（上海师大前身）就是他和丰子恺、吴梦非等人创办的。和刘质平有类似经历、受校长同等关照和亲炙的，还有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宣中华等。
（2）这个爱酒的男人有个女儿，年纪轻轻就谈恋爱，全家人都反对。她爱的青年，来自“危险的家庭”，全族人都反对。女孩的哥哥说，就是关成黄脸婆子，也不让你嫁到这样的家庭去！但做爸爸的偏偏支持，有时候还用黄包车打掩护，帮助女儿去幽会。女孩的家里人没有错，那个家庭可真是太危险了，他们家当家的被人乱枪射杀——他就是廖仲恺。但做爸爸的也没有错，因为女儿一直心仪后来终成连理的青年，就是廖承志。英雄的背后都立有一个非凡的女性，没有这个叫经普椿的女孩，我们不知道日后的廖承志是否还能家喻户晓。
（3）一师招音乐教员，有人来应聘。第一句话是先提条件：必须给每个学生配备一台风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每个学生一台风琴，那是个什么成本？哪里来的钱？但新教员扔下一句话：“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甩手就走。还没上岗，就敢这样耍大牌，做校长的面子当然挂不住。但他知道这是个人才，学校需要他，只好忍声吞气。后来经先生亲自出马，到处央求，把四五十架风琴凑齐，满足了新教员的要求。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样做是值得的——那个新教员就是日后名扬四海的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经校长化缘来的风琴上，李叔同第一次演奏了自己写的《送别》歌。
（4）《浙江新潮》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学生刊物，每周一期，社址设在平海路原省教育会楼下的一间平房里。第二期，有一个叫施存统的同学写了篇文章，说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要把家庭制度彻底打翻，再踩上一只脚。文章的题目叫《非孝》，观点可谓大逆不道——家庭制度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基石啊！结果省长、教育厅长、省会警察厅长都被惊动，成立专案组，说不但要查办本人，还要追究幕后元凶。七查八查，查到了一师的“四大金刚”头上——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这四人贯于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当局招了校长经亨颐去说：“宣传邪说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快去开除他们，以正视听！”经亨颐慢条斯理地答：“不行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教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么是宣传邪说。”“你这个校长是不便当了。”“当不当校长在其次，糊涂的事不能作。”1920年2月9日，经亨颐被撤换，调离省立第一师范。得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的不是校长本人或者他的同僚们，而是全校的学生。学生随即罢课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做法。众人一路喊过去的口号是：“留经目的不达，大家一致牺牲。”3月27日凌晨，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与警卫队发生冲突，卫队枪伤数人，酿成流血事件。3月29日，全体学生被三百军警围困在学校操场，只准进不准出，结果一个叫朱赞唐的同学悲愤难忍，一把夺过警察的刀，愤而自杀。
二、蔡元培与北大
蒋梦麟在1923年写的《北大的精神》一文中写到：“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韵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奉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对此，蒋先生归纳出两点缘由：“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正经过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来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探蒂固了。
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小胆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干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小胆鬼，被本校渐渐儿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回侮。引外力以拌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正因为这些思想，蔡元培延揽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与激进派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有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蒋梦麟），并成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