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关于家族的神话，就是从母亲延伸开去的，叙事者对母亲的理解冲动，成了她的寻根的精神动力。家族的历史是运用追溯法写成的，由母亲追溯到外婆，由外婆追寻到外祖母。男性家族是无根的，这省去了她叙事的许多麻烦，她把这一生活背景在上海与杭州之间展开，然后，延伸到绍兴柯桥。母亲的世界展开了，“我”突然发现“母亲是个孤儿”，应该说，发现这一契机，很容易展开并深化“勇气”这一主题。“母亲做过工，教过书，最后到了军队就像到了家。”这里，有许多值得表现的重大历史主题，而且能够显示“母亲”在生命的历史活动中所具有的巨大的生活勇气。母亲是如何战胜孤独的？母亲是如何变得坚强勇敢的？母亲是怎样对待爱情与生活的？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展开前面提到的“勇气”主题才能深化。
毕竟，王安忆没有那种莫言讲我爷爷我奶奶的风流韵事的勇气，这个复杂的主题又被放逐了，因此，王安忆只好转到异化这一主题上来。在王安忆的叙事话语中，逐渐呈现出这样叙事倾向：在母亲的性格里，有许多不合时不入流的东西，有积极的，有消极的，而这一切又与母亲所投身的文化革命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主题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于一些革命家庭几乎都有这样的传奇，那么，这一切变化又该如何去深化呢？显然，这是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的事。王安忆的叙事话语，是这样展开叙述的，“母亲总是坚持说普通话。为什么不说上海话，而我为什么又那么渴望说上海话，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母亲从来不带我们去看越剧这种带有村俗性的剧种。”“和同学挽胳膊过路也是不允许。”几乎我所渴望交朋友的方式，都被母亲阻止。母亲确信，弄堂里只能培养出市侩之子，母亲这种所独有的固执观念，显然带有革命者的习气。不说也明白，这种异化是不知不觉完成的，几乎每个阶层的价值取向，都与这种异化有关，这种普遍性的异化是多么悲哀的事实。变来变去，让人们找不到航向，王安忆看到了这一事实，却没有真正的焦虑，她遵从这种自然的惯性，或者说是宿命吧。
现在，关于母亲的生存勇气和生命异化，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了。母亲不愿提起过去，因为过去对她意味着屈辱，过去的流亡、孤儿们的痛苦生活以及亲戚的假面，使她看透了市民的本质。她生活的勇气，一半就来源对这一阶级的仇恨，另一半则来源于她对革命和同志之情的向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唱起《国际歌》，无产者便成了朋友。在同志之间没有孤独感，这就有了母亲的奇异爱好：“行军的快感就在于，你一直在向前走。行军的快感还在于前面有什么等待你，你却不知道。”因此，母亲总是以革命的观念来判断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敌与友的情感关系了。情感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被误置，这是历史造成的，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更深地开掘下去，那该多好。遗憾的是，她对寻根历史的兴趣和家族神话的兴趣，比对这类生命哲学的问题思索有趣得多。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她不停地修饰红灯笼，尽量让红灯笼眩惑一些，其实，她母亲的优越感和快乐意识更值得开拓。那是在军队建立起来的敌友观念，那是在军队中建立起来的乐观自信，那渡江的历史和作为英雄的自豪，导致她有了生活资本，她就具有了不同于市民阶层的气度。在精神深处，革命者对市民阶层具有优越感，这是革命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和勇气与人的情感异化问题，是亲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如今天有钱人、富翁富婆所具有的优越感相似，这种优越感，真实展示了社会的悲剧性。不仅是王安忆，几乎大多数作家都放逐了这一历史性主题，莫言似乎照顾得好一些，他的《断手》、《红耳朵》、《怀抱鲜花的女人》，就有了较深的开掘。人的社会意识，人的社会仇视感和蔑视感中，有许多政治文化经济因素的作用。单一的价值取向，常使人类戴上有色眼镜看人；人与人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深刻地显示了生命的异化与生存的悲剧。这就需要作家有反向性思维，即善于从这些真实的社会现象思索更为深刻的问题，从而消解任何时代价值取向的价值特征，使人类生命的价值取向有着更为人性化的精神特质。
在这喧嚣与骚动的时代，王安忆和莫言们都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关于家族神话的想象之中。无论是莫言的土匪抗日，还是王安忆的游牧民族的后代，都显得有些喜剧化效果。王安忆的红灯笼的光亮太弱，红灯笼成不了火把，大约与这种家族神话虚构所导致的迷失有关。这种心情，在我看来，确实有点无病呻吟，“吃饱了撑着”，诸如：“没有家族神话也是我的一大苦恼，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全是新型神话。”“家族神话是壮丽的遗产，是家庭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栖栖惶惶。”“我们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由于王安忆不是探讨生命哲学，而是关心故事，讲起带有游戏性质的故事，王安忆陷入到历史文献中而不能自拔。我猜想，她一定是一边翻阅“二十五史”，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另一边在稿纸上纪实一些电影镜头，“铁马秋风大散关”，马背上的民族何等雄威英武！她从《辞源》上查到，茹姓，北朝柔然族，木骨闾出现了，身上有羊骚气味，穿着戎装的战袍，“他们没有创造一点文明，只留下汹涌澎湃、波涛连天的生命本能。”这个家族的先人融入突厥，叙事者把家族神话又拉近了些，家族神话叙述到了忽必烈时代又近了些。“木骨闾、社仑、都性锁骨儿、朵奔篾儿干、阿兰豁阿、状元茹莱”等杂七杂八的名字，终于，把她的家族神话的架子搭起来了。在王安忆看来：“我和祖先的相会是在无知无觉的骨血里。我的奇想就是我的骨血的记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纪念。奇想在我的心中活跃，生气勃勃，如泉如涌。”这种历史性想象记忆，全是虚假的自尊心的表现，家族和祖先的豪迈，虽能影响后代的性格，种的遗传，虽然能锻造强健的气魄，但这并不足以显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没落子孙”，虽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血毕竟没有生气。王安忆用一半的篇幅虚构的家族神话，她的寻根就流于形式，而缺乏深度，这种寻根的意图，把她从小说家降格为唠唠叨叨的吹牛大王。这种寻根叙事，由于缺乏真正的叙事意识和生存体验的反思，不知不觉地流入游戏性故事，失去了文学的生命表现价值。
《纪实与虚构》，把我的历史感受和记忆与家族的历史编撰交替叙述，其结构方式是：今—古—今—古—今……十章就是如此变换下来的，最后以自己的创作谈结束。王安忆在这个作品中，塞入了太多与主题不相关的东西，而主题的真正开展却在叙事话语中迷失。不管怎么说，王安忆的这部《纪实与虚构》，引发了我对寻根文学的广泛思考，还引起了我对文学创作价值问题的思考。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如果从真正的寻根文学的立场出发，很难称其为小说。我很愿意把它看作是王安忆对自我精神的分析，也愿意把它看作是王安忆不断地写故事所要达到的满足感的表现。寻根文学必须面对生命问题和社会问题，叙事本身，既可以选择历史性视角，也可以选择现实性视角。关键要把握生命之根本是什么？生命之根本是勇气、力量、信心和自由，是希望，是虔诚，是奔放，是战胜焦虑和恐惧。生命之思，最终必须回到自由、美与爱这些关键问题上来，而社会总有力量对个体生命构成压抑和残害，必须反抗这残酷和野蛮，必须反抗这暴力和淫威，因为人的生命不是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应是“弱肉强食”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有心态秩序和理性秩序。叙事话语在凸现历史的过程中，应该是对真正的生命的呼唤，对自由的呼唤，对爱的呼唤，最终回到正义、自由、平等上来。以文学形象达到深度思考，不是抽象所能完成的。它使我们想起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虚构。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族长的没落》，写得何等深刻有力，那里的变形虚构正是现实的折射，那里的愚昧黑暗和残忍，正是作者对生命的自由呼唤。他的深度、广度，他的思想意识，是绝不能以“家族寻根”所能概括得了的，那里的无数神秘莫测的现状，那种原始，荒寒和残暴的野性，那种文明被扭曲、法律被践踏的现实历史之描绘，正是对生命之光的急切渴望，他们的虚构是为了生命之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有点“名不副实”，说纪实是真，说虚构是假，因为虚构需要真正的想象力。王安忆彻底陷入了现象的历史，她成了历史学家，却穿不透历史的硬核，把握不住寻根的本义，找不到生命的启示录，这是怎样的悲哀！诚然，文学叙事需要历史，创作需要历史精神的考古，但是，历史叙事不能流于考古，否则，就没有精神，没有民族魂。在文学的叙事话语中，如果没有对个体存在的真实关怀，那么，叙事话语中的历史形同虚设，就是历史游戏。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显然是失去了历史学的真义，需要看到历史的真理，必须反荒诞，赢得自由。难道找出历史英雄的神奇和伟力，就能解除现代生存的困惑？草莽英雄与政治英雄，被虚构得太传奇和神话化了！正因为如此，历史走不出英雄神话。王安忆的这部长篇小说丢失了寻根的本义，虽然如此，不能不承认她的叙事话语的老到和成熟，也许书写才是她的目的，而思考则不是她的目的。也许应该从书写的角度去评价她，而不应从思考的角度去苛责她了。如果从书写的角度去评判，就不得不承认她的“红灯笼”修饰得很美很有个性，所以，王安忆感到：“书写真是一件快事。”“写信没有对手。”“想象是一件乐事。”“写作是对孤独的安慰。”“我不适合写童话和诗，我拿手的就是小说。”王安忆的写作，至少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写作对她是生命方式，生命需要，所以，她不停地写，不停地发表，生命由此获得延伸。“书写真是一件快事，它使一张白纸改变了虚无的性质，同时也充实了我们空洞的心灵。它是使我们人生具备意义的最简便又有效的方式。”王安忆真正热爱的是写作，而不是思考。在许多哲人那里，热衷的是思考，写作只能对他们构成额外负担，所以，尼采选择诗和格言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相对说来负担轻一些。写作，对许多人是负担，而对王安忆来说，则是乐趣，这是职业作家的最好品性，因为这种乐趣，导致她的话语创造力不会衰弱，生命不会停止。
以王安忆的书写才能，必定能写出几十部乃至上百部小说，可以肯定，那必定都是精致的红灯笼，必须相信她的书写才能。她多次谈到：“我要重建自己经验的愿望，但我还只是在我确有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造、夸张，我着重的还是抒发。”王安忆惊人的创作速度和创作数量，使人不能不惊奇她的故事演绎才能。在《纪实与虚构》的后记里，她写道：“在这城市里编织故事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对手。”这一表述，一点也不夸张，王安忆的叙述才能，确实少有可比者，因此，王安忆所面临的超越自我的最大问题是：“不是叙述，而是思想。”只有学会真正独立的自由的思想，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才会显得深刻和博大。从《纪实与虚构》里，已经可以看到，王安忆的纪实才能大于虚构才能。虚构不只是把经验的材料加之伪装，更本质的虚构应该富有象征意味，富有陌生化魅力；虚构的怪诞、虚构的鬼气，有时恰好能把现实的问题变得更加鲜明突出。
现代人所具有的焦虑、忧烦意识，显然被加缪、卡夫卡、海勒和乔伊斯、普鲁斯特所夸大了，然而，在这种夸大中，不正感到生活的本质以如此严峻的方式袭来吗？鲁迅的狂人、阿Q、祥林嫂的悲剧意识咄咄逼人，正显示出思考的力量。王安忆所真正需要突破的绝对不是讲故事，尽管讲故事给她极大乐趣，她所最渴望的是穿透生活的内核，是思考，“讲故事，我没有对手”，这不仅可以在中国讲，即使到欧美大陆也可以理直气壮，但是，“思想，我没有对手”，王安忆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讲，我等待着。我已太熟悉她的精致的美丽的诱人的“红灯笼”，在照亮前行的夜路上，我宁可选择火把，而不是精致的红灯笼。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王安忆有意识地效法昆德拉小说创作的种种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的运用，使得《纪实与虚构》具有不少有创造性的思想火花，但是，思想的真正完成，不是仅靠一两个思想警句实现的，必须是精神理想的虚构，它必须是生命意识的理性透视，因此，王安忆需要新的叙事智慧，这就是小说写作本身必要的挑战。正是从思想出发，王安忆小说的形象就变成了批评者的思想激发方式与思想建构依据，真正地理解王安忆的小说形象，意味着小说批评的思想建构就有了形象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