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生命哲学，它不应受大众化观念的影响，可能是超前的，也可能是背时的，但必须表现出个体的心灵真实。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一半是反思，一半是寻根，皆与生命的价值追寻有关。也许对这两者都有兴趣，于是，我进入了她的“叙述圈套。她的故事，犹如精致的红灯笼里放着一支蜡烛，慢悠悠地引渡着走向回乡的路。她的故事和她的语言”，显示出真正的作家的能力，但是，当我从她的故事中抽身逃离，在她的语言的缝隙中休息时，我发现，王安忆没有自己的生命哲学。没有自己的，但不等于没有大众化的，正是由于王安忆受大众化观念的影响，所以，她抓住了诸如孤独、隔膜、幻想、自恋、种的退化等重大主题，却没有完成关于这些主题的深度开拓。这一任务，留给了读者自己，我们必须从她的叙事圈套中，找到精神孤独和寻根冲动以及家园怀念的本义。
《纪实与虚构》的着眼点，是很明显的，即寻根的本义。寻根，本来就应带有家族的印迹，莫言是如此，《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立意虽在表现家族的历史特征，但重心在于表现中国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命精神。王安忆显然与莫言不同，但大多数作家则追寻的是生命之根，所以，家族观念是淡漠的，而人类的原始生命精神与原始冲动则成为寻根之本。王安忆对这两种方式都有所倾斜，《岗上的世纪》可以看作是对原始冲动的倾斜，《纪实与虚构》则是向着家族倾斜。《纪实与虚构》顺着母性的根往前爬梳，男性家族的历史相对被忽略了，至少，没有真实的男性的地位，即使有，也是附带性的。王安忆没有给男性足够的地位，所以，这寻根带有很强的女性意识，母性成为根之本。“我”成了追寻母性家族的起点，即由近向远追溯，这里，关涉家族史的感情冲动。“我是乘了火车坐在痰盂上进的上海。”我的感受和记忆，构成长篇的半个真实世界，另半个世界，与“我”的世界交织着，交替叙述着。母亲、外婆，外婆的母亲，如清代的皇孙、元代的游牧首领，构成这半个世界的主体。无论是对前半个世界，还是对这后半个世界，王安忆都极其严谨地叙述。历史是有序的，时间空间是具体的，谈起历史，有书可查、故事的虚构便有了真实依托；谈起时空，这些地名具有真实的地理背景。我模糊地感觉到，王安忆的寻根采取的是历史主义态度，失误便由此引起，作为历史学家和写家谱者，这种态度是最应肯定的；而作为小说家，这种态度窒息了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骚动性质。于是，王安忆被历史的时间逻辑所牢牢缠绕，却放不开那生命体验的“天马”行空的缰绳，生命哲学的独特韵味被理性所遮蔽，文章且须放荡，王安忆过于理智，小说应该放荡却没有放荡开来。
只有从她的严肃中去寻求放荡，又从放荡去寻求她的严肃，才能把她那精致的红灯笼变成火把，照耀个体的回乡的路。这照耀回乡之路的火把，应该照亮的是小说中的“自我”，“很久以来，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我读这个句子时，感到王安忆找到了极佳的叙述起点。“外来户”是与上海大都市格格不入的，是为上海本土的原乡人所欺侮的对象，是不熟悉城市、对城市感到陌生和恐惧的心态。外来户有自己的历史，至少是孤独和寂寞的历史，因为原乡人有着独立的自尊，不可避免地具有排外情绪，好像他们的家园被侵占似的。在他们看来，外乡人或乡下人是不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然而，外乡人或乡下人却被派进来了，派进来管理这座大城市。他们理直气壮地进来了，你是赶不走的，于是，对于都市的原乡人而言，武力上的侵犯不可能，只能转化为心灵和语言上的侵犯。“外来户”并不是小媳妇，外来户有着自己的优越意识，即源于那种优越的阶级地位和革命经历。在他们看来，本土人并没什么了不起，他们的荣光是祖先留传的，而外来户则不一样，是凭本事和机遇在城里立足的，是苦斗的结果。外来户更少依赖家族势力，于是，外来户也瞧不起城市的子孙，这一隔膜和屏障是无法拆开的。王安忆从小便感到这一隔膜的痛苦，因为外来户的情感交流被相对“独立化”了，没有真正的血缘亲近。这对于家族式的中国文化语境而言，外来者，如同绝对孤独的失群的大雁的悲伤鸣叫，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扎根，其奋斗与挣扎的心灵历程，不免揪人心魄。情感的隔膜，导致文化的隔膜，语言是窗口，“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南腔北调，这语言的隔膜，导致精神上的排斥，上海话也是分片的，在不同的区域内，价值便不一样。
“我”非常渴望与周围的世界调和，但我依然孤独，因为“我”长期以来，不知不觉地有孤独性格，在这个交往的热闹世界，孤独是悲剧性的，于是，寻根就有了契入方式，“我”的悲剧性格是如何构成的？祖先是否也像我这样？他们是如何战胜孤独，获得生存的勇气和生命的乐趣的？这便成了寻根之动力。悲剧性格是否遗传？王安忆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求实，所以，疯狂的想象力被阻隔了。于是，孤独感折磨着她，“城市人”的心灵有病，她想说出，而没有痛快淋漓地说出，但这种意向是非常强烈的。王安忆却未沿此开拓下去，她关注的是“我”的命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她涉及了许多重大主题，但在叙事的过程中，她经常转换主题，这就导致她未能把有价值的叙事主题深入持久地探索下去。主题的转换，使她的叙事本身流于形式化和感觉化，缺乏震撼人心的生存悲剧效果。姑且顺着她的思路寻找下去，“上学第一次使我激动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孤独者找到了群体，但在特殊的时代，人心的设防，不仅没有把“我”的孤独减轻，而且把孤独加重了。这里，本来具有十分复杂的心理内容，王安忆以外在的历史叙述与个人的历史经验代替了复杂心理的描绘，于是，孤独又停留在纸面上，更为复杂的心理图像展示不出来。孤独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格外敏感，孤独也意味着心灵异常脆弱。对外界不敏感、心灵不细腻、精神不焦虑和恐惧，那么，孤独主题的叙事表现，就缺乏真正的社会意义。而事实上，王安忆应该在这里有更深度的体验，《小城之恋》的心理展示就复杂得多，《纪实与虚构》，王安忆过于执著于自我的真实了。那种沉重的历史记忆，那种还未穿透的生活硬核感觉，那种极具深度的东西并未向王安忆袭来，同样是孤独的含义，在卡夫卡那里就格外敏感、多疑，也显得格外焦虑与恐惧，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发生了变形。那种孤独，就具有超前性，就具有深度意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如此，那种内在的孤独变得格外的光怪陆离，生活中充满了荒诞，充满了隐喻，充满了变形，那正是作家精神孤独敏感的心理展示。
孤独主题，是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基本话语倾向，王安忆对孤独的理解，还缺乏那种现代主义文学的冷峻和深刻。虽然王安忆多次写道：“长期以来，我一直寻找孤独的原因。”这本来是极富意义的，但从《纪实与虚构》看，并未真正寻找到。王安忆感到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只是“外来户”，这外来户的孤独，并不是敏感、多疑、焦虑、恐惧、脆弱，而只是没有朋友。这没有朋友是人为的，小朋友不是渴望与“我”游戏吗？是妈妈有意让我与他们分开，于是“我”才有孤独感。真正的孤独不是没有朋友，而是有朋友，甚至与亲人在一起也感到孤独。王安忆没有把在大城市所感受到的这种孤独感表现出来，她表现出来的是经验，这种经验是历史性的，具有历史的真实，但王安忆没有运用现代艺术手段将之构成巨大的艺术真实。在这里，她过于大众化，缺乏超前意识和超越意识。王安忆之所以涉及了“孤独”问题，却不能开拓孤独的真义，与她的生活体验有关。她的生活的和谐，家庭意义上的和谐，使她感到了爱的魅力和家庭魅力。在中国文化中，只有这种“家”，才是深刻的依靠，没有朋友无所谓，没有朋友仍可以归家。家长虽严厉，但充满了爱，所以，这种孤独，只是没有朋友相聚的热闹而已，但毕竟有独处的清闲。这独处的清闲，给了她自由想象的乐趣，并把她造就成了小说家，她应感谢这种孤独。卡夫卡的孤独，就不是由于清闲造就了他的想象力，是对世界的恐惧，对人和社会的恐惧，造就了他的孤独体验，造就了他非表达不可的创作动力。孤独不是王安忆的创作动力，相反，她是以创作来填塞这清闲的孤独，所以，生活决定了王安忆不可能真正寻找到孤独的原因。事实上，孤独必须与社会构成抵抗，与人构成对抗，王安忆的温和性格不可能构成这样对抗，因而，她就缺乏真正的孤独之痛苦。孤独是以生命的悲剧和生命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所以，《纪实与虚构》涉及了最有意义的孤独主题，却因为缺乏真正的孤独体验。王安忆把这一主题放逐了，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度，因此，清闲的孤独给予了王安忆沉思遐想的时间，正因为她有这种清闲的孤独，她可以从广阔生活取材，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故事。我很希望王安忆的灯笼照亮那真正的精神孤独，20世纪西方文学的孤独主题，然而她放逐了，我感到遗憾。在王安忆的精神体验中，许多矛盾的东西交错在一起，自卑与自豪、吃苦与享福、寂寞与安全、叛逆与温和等等对立的因素，在她身上同时存在，而事实上，她最终总是被优越性的东西所主导。她写得极为自由，永远有写不完的故事，却契入不了那神圣那真实那深刻那具有超前性的孤独体验中去。顺从大众化方向的作家，总是时代的宠儿，而那些孤独者却一无所有，只有等待未来世纪给他树立纪念碑。很少有作家愿意冒这个险，作这份牺牲，因为它与真正的生命哲学是那么背道而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看来精致的红灯笼，还需要不断地在中国的夜晚照亮道路。
6.4.3生活叙述的历史价值追问与存在意义的个体再反思
《纪实与虚构》围绕“自我”，试图开掘“孤独”主题；围绕“母亲”试图开掘异化主题。尽管小说家并未用“异化”这个词，但其叙事话语体现了这一倾向，在小说叙事中，叙事者对母亲的教育思想的评述确实蕴涵着这一重大主题。王安忆在小说中寻找孤独的原因，不自觉地把责任挪到母亲头上，因为叙事者相信气质虽是天生的，但性格完全是后天培养成的。
试想，如果母亲给我充分的自由，我自然有朋友而不孤独，我一定能够沉醉到热闹中去，“我大部分时间是独处的，心里恨着妈妈，觉得是她使一家都成孤儿一样的人。”中国人不愿让自己的个性特异化，却愿意把个性融会到大众化中去，这样，就会少些痛苦。穿同样的衣服，买相似的电器，作相同的家庭摆设，养成谦虚和虚情假意的作风，就能顾全面子，王安忆小说的叙事话语里，仍然是寻求大众化的冲动，幸好她没有在母子关系上停留太久，直接进入了母亲的生活历史和生活世界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