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炜看来，人只有重新返回原野，才能找回那丢失了的人性，卢梭的返回自然，大约也应从这一意义上去理解。返回自然，并非真正与都市、与现代工业社会相背离；返回自然，是人对人性治疗的合法途径；返回自然，是人找回个人尊严、找回个人自由、找回个人的生命本性之途。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还是劳伦斯的现代目光，都应视作自然对人性的拯救，这是可能性的和解，尽管这不是终极性解决，因此，张炜才如此深情地歌唱原野，不难看到，他的创作有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张炜的创作深度，也因此而获得了自由呈现，“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当我投入一片茫茫原野时，就明白自己背向了某种令我心颤的、滚烫烫的东西。”张炜的自然隐喻，因而具有了某种充满灵性、充满灵质的东西。它是那么抒情，又是那么潜隐；它是那么灵动，又是那么理性。诗的哲学，哲学的诗，在张炜的自然隐喻中，有了出色的表达，因而，当读解《柏慧》时，我内心似乎有了某种悟性。《柏慧》似乎表达了作为农民和作为知识者的隐秘心思，它倾诉了人们如骨梗在喉的难言伤疼，存在之境得以敞明。
张炜所具有的独特才能在于：它一方面能直面残忍，这使得他拥有大作家所具备的写作的勇气和可贵品质，另一方面他又能寻求自然，拥抱原野，他不会在残忍面前绝望，并能找到救渡人生的方式。人到底应该如何救渡，历史为何如此曲折，生命为何如此坎坷？这不是凭借聪明和想象所能简单作答的，这是人类所面临的“不胜之辩”。人类不消亡，这种思索就不会终止，因而，张炜也只能如此发问：“未来会是一次有希望的迁徙吗？这片平原上会有地方安放如此美丽的田园吗？”张炜无法作答，人们亦无法作答，只有在存在中体悟，在时间中寻觅，这正是《柏慧》所具有的残酷的诗意，这一闪闪烁烁的灵性之境，仿佛潜伏着精灵。谢林曾指出：“长篇小说应成为世界的一面镜子，至少成为该时代的一面镜子，并因而成为个人的神话。它应促使进行明晰的、审慎的直观，并导致对一切的参与；长篇小说的任何一部分、一字一句，都应如同黄金一般，都应纳入最高级的潜在节律，尽管外在的韵律并不存在。因此，长篇小说只能是完全成熟的精神之成果，犹如古老传统将荷马描述为一老者。长篇小说似为精神的，其生活和发展成为花朵；它是果实，却是缀满鲜花的果实。”谢林对长篇小说叙事本质的探讨，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来说仍是有启示的。张炜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取得比较显著的成就，实际正源于他对精神生活的历史与个体生命的意义的深刻反省，在他的长篇小说中，那种极有魅力的“诗意氛围”，确实值得特别强调。
第四节世界意志：从自叙传叙事到有限虚构叙事的转变
6.4.1王安忆的道路：从自叙传写作到市民生活的想象性叙述
王安忆，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她意味着“坚忍创作”的特别意义。作家之所以称之为作家，不仅要展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学创作的生命力持久绵长，这就需要作家对文学保持持久的热情，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断地超越自己。创作，永远是对未知和神秘存在的探索，当作家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又矗立在面前。从王安忆的创作背影中，可以看到，一个高超的语言叙述者在找不到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找不到灵魂的自由，找不到生命彼岸时坚忍而痛苦独行的不屈形象。她太善于叙事，所以，呈现出永远旺盛的创作力，不过，她一直在“自叙传叙事”和“有限虚构叙事”中挣扎，甚至可以发现，她总是在先锋文学或经典文学中，找到自己创新或超越自己的可能性。在我看来，王安忆是一位努力寻找故乡但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故乡的小说家。我的直感是：她的创作，不善于向内部追问，向灵魂追问，向存在深处追问。她总是极其强烈地沉醉在历史的丰富性记忆与现实的丰富性记忆中，这种丰富性记忆，构成了她小说创作想象的无穷源泉。也许在《长恨歌》中，她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栖息地，但是，这个栖息地，是否真正构建起来了呢？或者说，在未来的生活中，她是否还会持久地坚守这块栖息地。如果永远基于老上海而探索存在的隐秘，也许她会找到自己的永恒天地，因为上海的文化生命复杂性，并不亚于巴黎和伦敦，既然这几座伟大的城市曾经诞生过最伟大的作家作品，那么，我们有理由指望王安忆的小说叙述有所突破。
批评的范导性意义，只能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如何评价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按照小说批评的传记模式、文本模式、形象模式和思想模式，需要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系统观照。首先，从小说批评文本模式与形象模式出发，需要对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有编年史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对王安忆的重要小说作品进行学术编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截至目前，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女性小说创作，即雯雯系列；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知青小说和寻根小说创作，在《纪实与虚构》中达到高峰；第三阶段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海市民生活的文化重构性小说，在《长恨歌》中达到极点。应该说，她的小说创作，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她越来越关注上海的生活与文化，人物与历史，对20世纪以来的上海社会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进行了极富想象力的书写。在此，文本解读与形象重建，是理解王安忆小说的关键。其次，从小说批评的思想模式来看，需要关注王安忆小说的最显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就思想倾向而言，王安忆的小说体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也就是说，离开了女性主义思想视点，就很难真正解释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女性主义思想，是20世纪兴起的文学批评方法与理论，从思想取向而言，女性主义思想是相当客观的思想意识，不同于女权主义思想。如果说，女权主义思想更关注女权与男权相抗衡，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则更关注从女性的角度理解生活与现实。王安忆的女性主义思想，更关注从情感方面入手理解女性的生活历史与美丽情感。她从生命出发，把女性生活的理想与美丽生命情感进行自由想象与表达，所以，女性意识与时代生活的自由理解，显示了王安忆小说的独特时代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批评的视角选择。
女性生活意识与女性生活形象，是王安忆最忠实的叙述态度，没有一位作家能像王安忆这样清醒的性别叙述意识。雯雯的思绪，成了我们评价王安忆小说批评的出发点。王安忆的早期创作，显然带有青春文学的痕迹，也是她的生命历程的忠实呈现，即按照美的理想的生活来表现少女或青年的生活世界。王安忆的寻根小说与知青小说作品，值得特别重视，应该说，寻根文学或知青小说，是王安忆最成功的创作。
在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小鲍庄》、《岗上的世纪》，虽然王安忆的创作不完全是自由的选择，但是，她极善于感悟，而且，这些作品本身极忠实于她的生命记忆。在这类作品中，她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知青与农民的恩怨，这是颠倒了正常价值观的时代，时代通过政治宣传建立了全新的世界。应该说，当时，大多数人皆无法从理性的高度评价这一新价值观的得失，其实，在今天的反思视野中，许多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在那个时代，城市与乡村虽然没有本质区别，但乡村的艰苦程度还是让城市生活的人陌生而敌视，那时的“乡下人”绝对是贬义词，意味着贫穷、苦难和卑下，但是，从农民意识而言，生活不应是约定俗成的，应该颠倒一下本有的生活法则。正是从农民意志出发，城市青年必须往农村生活，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和就业困难，不得不让城市中学毕业生到边疆和广阔的农村天地中去。那里，可以实现无限的就业，而且，也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价值颠覆的愿望。
正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王安忆展示了城市与乡村，知青与农民之间的感情纠葛，一方面，农民以其本质的纯洁好奇地和善地对待知青，另一方面，知青以其好奇与不安的目光看待农村。我无法理解当时知青的心理，但非常理解农民的心理，在那闭塞的乡村，能够结识知青群体，无论对于乡村少年还是乡村农民，都是极为新奇的，特别是大城市来的知青，给闭塞的乡村带来了一些富有活力的文明元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记忆中，知青既有喜悦更有卑屈，《岗上的世纪》，与其说写的是肉身狂欢，不如说写的是权力与肉身的错乱。这个特定的历史记忆是有意义的，至少，今天它让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是尊重人们生活的历史特权，还是按照理想的生活模式来安排人的生活？第三，从多维视野出发，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解，赋予作家作品以丰富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可以对王安忆作品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定位，基于此，从王安忆的小说道路出发，进而，以她的《纪实与虚构》为核心，对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行深入理解。事实上，王安忆在小说创作方面显示了出色的才华，这不仅因为她尝试了不同的小说文体样式，而且由于她在女性意识方面有着独特的发现和创造，更为重要的是，王安忆的良好的小说审美趣味，保证了她能够出色地理解小说的本质和小说的意义。追问作家的创作特性及其价值，就是批评的任务，通过具体的作家批评为批评解释学树立实践的标本，这是极为有效的批评范导性方法和原则，也是文学批评学理论与实践的崭新尝试。
王安忆的市民生活小说的自由创作意义，在时代的审视中，可以看作是作家向自身生活传统、地缘文化和生命意志的回归，这是王安忆摆脱文学的时代影响，回归人性理解的重要步骤。《纪实与虚构》，依然是在寻根大旗下的创作，但是，这一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重要转折，即，回到生活历史的真实记忆，回到生活最丰沃的大地，这就是上海在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所在。回到生活，回到历史，回到真实的存在记忆，回到故乡，作家就有永远抒写不完的生命历史记忆，《长恨歌》在特定的历史跨度中写出上海市民生活的独特韵律。虽然这也是情与欲、爱与恨的经典话语，但是，它也显示了艺术本有的历史任务。文学不是为了建立生命理想模式，更多的是，为了生命的历史记忆与想象，这使得文学与哲学和相关科学形成了巨大的冲突。作家总是津津乐道于人们的生活，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历史，从历史意义上说，最真实地保存了时代的生命记忆。人毕竟不是时刻为理想和信念奋斗，越是在自由的生活中，人们越关注个体的生存，而个体的生存又不是由理性所控制的，更多的是受情感与意志的支配。正是在情感与意志的支配下，人们自由地情爱，于是，人际间就充满了爱与恨，忠诚与背叛，良知与无耻的无穷诘难。这就是文学，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他者，人与生活，人与邪恶，人与法制社会，人与黑暗社会，这一切使得叙述把生活的复杂性置于人们面前。文学，常常让我们迷失于生活的意义确证，王安忆的创作历程，真实地展示了这些生命的历史，她作品中的小人物，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邻人。
6.4.2历史生活叙述的客观化与革命生活叙述的主观思想意图
王安忆是极具创造力的作家，她的叙事，展示了极为开阔的精神领地，在当代作家中，还少有作家像她那样在多种多样的叙事主题中自由驰骋。从儿童文学叙事到青年文学叙事，从乡土生活叙事到城市生活叙事，从性别叙事到心理化叙事，从历史叙事到现代生活叙事，几乎在一些重要的叙事领域，皆留下了王安忆精神探索的身影。这一方面表明王安忆是锐意探索的作家，另一方面也表明王安忆是面临精神困惑处处尝试突围的作家。创作的不确定性，往往表现出作家精神上的躁动感，也表现出作家对古典叙事话语和先锋叙事话语的叙事法则的强烈兴趣。王安忆不是具有精神确定性的作家，正因为她精神探索上的不确定性，所以，她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
正因为她的精神探索的不确定性，王安忆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她的独创性叙事形式，她易于受到他者的叙事话语之影响，王安忆的精神探索也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她对人性的探索，触及了不少核心问题，但她还不能作出深刻的精神心理分析，在这里，必须以王安忆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寻根意识和叙事智慧剖析她的精神探索的价值及其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