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炜的叙述中，他一直着迷于优美而复杂的人性。作为常人，人们总是关注爱情与生活，爱情的寻觅，占据了人的青春年华，有的人苦苦追求，有的人苦苦等待，当然，现时代这样的爱情已不多见，因为当性的获得变得容易时，爱情就退居次席，也许正因为爱情的难得，许多人已经麻木疲惫。张炜特别关注人在历史中生存与人在现实中生存，这是需要面对记忆与选择的问题。历史中的生存带有自身的法则，它不是能够以当下生活原则可以解释的事件，例如，《九月寓言》的庆余，无法让当下的中国青年所理解，这正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不被我们深入理解一样。在贫穷艰涩的条件下，饥饿记忆，既包括饮食饥饿的记忆又包括性爱饥饿的记忆，这样苦痛的记忆，经常让人感觉生不如死。历史的苦难，还特别显示为政治记忆与斗争记忆，民族内部的分裂，使民族生活中的公民相互敌视，彼此视为敌人，于是，演绎了民族历史最苦痛的仇杀事件或战争事情。
无论是哪一方，都未能很好地反省民族内部的悲剧事件，即，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相互仇视想到杀戮？为什么国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如此你死我活地残酷搏斗？这是谁之罪？张炜的当下创作叙述，优先关注财富与人性，人们为了致富，已经不惜毁坏土地，不惜环境，难道富裕只有这条路？难道生活的目的就是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污染和堵车，交通的拥挤，小轿车，在许多人那里，是生活享受与生命质量的象征，难道这真正是我们的自由生活？当富裕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密密的房屋时，难道这就是我们自由生活象征？我们正大力追求这一切，城市的巨大发展，房屋的无穷密集，土地的无穷收缩，人性的无限扩张，这就是当下作家必须面对的生活。按照经济学的眼光，这一切都无比正常，也是共和国繁荣的伟大象征，然而，张炜在其诗性叙述与残酷叙述的综合中，也在思考：“我们到哪里寻找安宁的草地”？“我们到哪里寻找自由朴实的生活”？“人性与人性是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完善”？张炜在其叙述中，特别关注历史生活中受伤者的心灵生活。他们是否有罪？他们为什么要承担历史的苦难？他们的现实选择如何？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极权与无耻？他为了广泛的思考，不仅读西方绘画，而且读古典作品《楚辞》。他一直都在寻找，寻找生命的自由与高贵，寻找道义与尊严，寻找生命的意义，因而，他的诗性叙述总是流溢出自由的生命光辉，在当代作家群体中，张炜的目光与姿态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6.3.2以《家族》为中心：知识者悲剧的诗性叙述和想象
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又迎来创作繁荣期，不同的创作题材，不同的创作取向，不同的创作目的，导致不同类型的长篇小说创作问世。在这些作家作品中，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实绩，他自80年代开始，先后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从《古船》到《我的田园》，从《九月寓言》到《追记与怀念》，从《家族》到《柏慧》，从《如花似玉的原野》到《刺猬歌》，他一部部地创作长篇小说，在这种文体上表现出良好的艺术才能。尽管这些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有高有低，但是，必须看到，张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追求那种叙事的历史诗意氛围的努力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当代文坛上，有两种人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强力抒情者，他那感奋人心的英雄交响曲雄浑辽亮而深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一是正视残酷者，他那大智大勇的铁笔直戳冷酷的历史人性，唤醒着善良者的历史警觉。依我看来，张炜当属后者，他的《古船》、《九月寓言》、《柏慧》所提供的历史范本，不仅多维度地洞察着历史，而且显示独有的迷茫诗意，预言着存在的悲怆。如果说，《古船》、《九月寓言》侧重表现农民的残酷境遇，那么，《柏慧》则已深入到知识者的灵魂搏斗，由此，不能不领略着类似于鲁迅小说的奇异色彩。张炜使鲁迅的小说主题，向当代性和隐喻性两方面延伸，因此，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在接受视野中显示着新异的魔力。
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有拟想的倾听者，正因为如此，张炜在小说创作中重视独白与抒情。他关于历史、地理、古迹、原野、河流的独白式抒情，提供了特别的诗意沉思氛围，正如张炜所言：“我相信勇敢的歌手会永远前进。他的歌都是沿途所见所闻，所以，一直新鲜迷人。”在我看来，张炜的三部长篇小说亦应作如是观，他在长篇小说的探索上一刻也未停止过，而且，在思想和艺术上皆有独创。从叙事格局而言，《古船》是家族式交叉叙事结构，人物的命运借这种交叉叙事而显得盘根错结。点缀其中的历史传说，增添了叙事时空的神秘性和迷茫感；细节描摹和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使残酷的生活画面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赢得了不绝的赞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古船》的典型创造、历史隐喻和细节再现仍极具深义，但是，作品的结构方式、思想掩饰和叙述语言却带有时代的残迹，显示出作家在风格还未凝定之前的挣扎和奔突。年轻的张炜，力图在叙事的网络中凝结更为复杂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以此增加叙事的深度，不过，他在长篇小说《古船》中关于《共产党宣言》和星球大战之类的解说，显然不如对道家养生哲学和阴阳智术领悟透彻。张炜所追寻的“沉默悟彻”功夫，显然在《古船》中并未完成，这种叙事学的缺陷，在《九月寓言》中有极大改进。如果说，《古船》提供了张炜激情倾泻的地场，那么，《九月寓言》则给予张炜以自我节制、含蓄隐晦的磨炼。删节与压缩，使叙事本身变得清洁而又谨严，同时，又使作家的精神隐晦而复杂，这种叙事断裂与叙事意识，在《九月寓言》中变得扑朔迷离。《九月寓言》，显然减弱了历史成分而增加了哲学成分，“寓言本身”，标明了题旨的无限真实性。
应该说，长篇小说叙事试验到如此限度，再要突破是很难的，许多作家正是逾越不过这种极限而陷于自我重复和认同模式之中。张炜则力图使自我创造爆发出更为强烈的能量，“在浑然无边的心海里，波浪翻卷，水际通天。”“这个世界里有着无法预测和感知的全部奥秘。”“一部杰作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奥秘。”张炜以宏大的气魄再现心灵的奇迹，这便是《柏慧》的诞生。在这部长篇中，张炜大胆地拟想了倾听者：柏慧，这种构造是最危险的游戏，因为心灵容量与这种叙事容量极易发生冲突。张炜铤而走险，以倾诉式叙事方式，表现了心灵记忆的复杂性和“体验流”，这样，《柏慧》的独特性再次获得了普遍性认同。尽管张炜的长篇小说在叙事学上颇多创意，但是，这些叙事学的探索并未减损他思想精神的内在完整性，可以说，思想精神的深邃与叙事格局的变异，在张炜的创作中获得了奇妙的感应。于是，那种残酷的诗意构成了张炜叙事的基本格调，那种生命与历史的哲学则构成张炜小说的精魂，因而，在《古船》、《九月寓言》之外，应该重视长篇小说《柏慧》的叙事价值。张炜在长篇小说中对于知识者的心灵本质的透视，这种透视不是在单一的时空中完成的，而是在历史的生命时空中完成的。历史人物、农民、教师、朋友和势利者、卑鄙者共同站在历史与心灵的审判台之前，这种心灵的审判是由张炜独自完成的。他以特别的方式召唤着、倾听着，在他那独立的省思和体验中，这个拟想的倾听者，与他是如此亲近。“她”并未出场，她倾听着，她不得不对叙述者的独白和呼唤进行反思，张炜所拟想的这个“倾听者”，具有开放性意义。
首先，这个倾听者可能是友人、情人，值得信任的人，葆有纯洁灵魂的人。这个倾听者，熟悉我所经历的一切，倾诉者隐秘的心思，向倾听者全部敞开。“你”必须倾听“我”的申诉，“我”与“你”相近时，隐秘的心思又无法倾诉，因而，张炜在进行间断性叙事之后，总是从内心发出呼唤：“柏慧呵！”呼唤中，潜隐着感叹；呼唤中，潜伏着渴望；呼唤中，潜藏着无奈。现实是我无法逃脱的困境，现实是我无法躲避的心灵牢狱，因而，这种内心倾诉才显得特别悲旷。这种倾诉的容量是极其丰富的，它就是“我”的当下处境，零三所由“瓷眼”当权，“瓷眼”别无选择地使用了传统杀手：金钱与性。“这座大楼上没有了导师，没有了正义，又怎么会有学问呢？”倾诉者心灵承受的是：污浊、倾轧、残酷、邪恶、暴力，于是，倾诉成了现实体验的倾诉。体验本身的本质，不仅意味着体验是意识，而且是对什么的意识，并在某种确定或不确定的意义上是意识，“因此，体验也潜在地存于非实显的意识本质中，非实显的意识可通过上述变异转变为某种实显的我思思维，我们把这种变异形容为注意的目光对先前未被注意的东西的转向。”胡塞尔对体验的这种解释，非常切合作家的创作取向，张炜的倾诉，正是“注视的月光对先前未被注意的东西的转向”。倾诉往往是当下处境连接历史空间，因此，在进行当下体验时，倾诉者又转向历史的倾诉。历史不堪回忆，午夜的倾诉，更使历史的回忆增加了悲旷的深度。从个体而言，柏慧的父亲、老胡师、导师都有悲怆的历史，个人的幸运和机缘被挤压到界外，他们不得不面对充满屈辱，充满挣扎的历史，倾诉者和倾听者，仿佛都愿意背对历史，但又无法回避历史，这更增添了悲旷的容量。历史存在、生命存在与心灵记忆，就在这种复杂的灵觉和体验中，让人尝遍生命的悲凉，这正是张炜所提供的残酷的诗意范本。
其次，这个倾听者又可被假想为知识者、社会批判者、文化醒觉者。张炜不止一次地叙说：“这是个走入内心的时代，柏慧！”的确，在满足感官快乐的时代，走向内心是何等紧要，因而，倾诉者不只是关心个人的命运，更关心他人的命运。历史从未真正死去，它时刻连系着现在，对于倾诉者而言：“我记下的都是自己隐秘的声音，我把只有自己才能够识别和捕捉的声息尽收其中。”“我是自言自语的歌手，用歌声迎送时光的人，足踏大地的流浪者。”倾诉者所置身的历史时空，就是体验者的历史时空。在葡萄园默默劳作的人们，他们享受着大自然的安宁，但圈地者已开始侵入这片园林，善良的姑娘，到底没有逃脱豺狼的魔掌，拿枪的猎人，时刻准备舍命相拼，复仇雪耻。山地教师在苦难中死去，老胡师对“我”所寄予的厚望，在现实面前落空。我从“零三所”逃到杂志社，仍不能避免卑污，于是，只有投入原野。
在倾诉者那里，只有原野才能使心灵解放，“人好像疯狂了，好像因为垂死而残忍。”倾诉者由导师的死想到父亲的死，益发使这种倾诉变得悲旷而浑邃。我倾诉，我自语。我常常暗想，人在人生之路上遭逢的一切，真是极不寻常。他要不时压抑心中的惊喜和悲伤，要无声地忍住，还要受和挨，正是借助这种倾诉，隐秘的心史得以展露。无数个体的心史，随着生命的消亡而终结，作家则珍重这种心灵的财富，他力图在无边的倾诉中让人获得历史的警醒。在物欲横流、内心喧嚣的时代，人们愈来愈看轻这种心史，不去回忆，成为许多人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选择。回忆会压垮脆弱的人们，只有强者才能从中获得悲旷的力量，倾诉者使一切寻常存在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于是，他所拟想的倾听者，变成了你、我、他。在倾听之中，人不仅思索自我的生命历史，还必须担当他人的历史，不仅要担当现时代的历史，还必须担当既往和将来的历史。正因为拟想了倾听者，作者无度的倾诉，就具有了心灵启示意义，必须从中听出些什么：不仅要听出生命的啼哭，而且要听出心灵的悲伤；不仅要看到存在的勇气，而且要看到残酷的力量。艺术只能如此，它向倾听者敞开，融入倾听者的心灵深处；艺术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真正改变现实，它只能提供改变现实的力量。历史，在理想和革命的旗帜下，不可避免愚昧的残弄，倾听者就更应在现实面前保持必要的警醒。真正严肃的艺术，哪里是在游戏，分明是在启悟心灵和烛照人生的道路，这样，“倾诉与倾听”才会具有血缘般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