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言来说，价值判断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生活中的人，敢作敢为的人，谁真正在乎别人的评价，谁在乎正直与邪恶的界线。为了他们的意志，为了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们不畏死，只希望战斗并取得胜利。尽管如此，这些在本然生活状态中的人，仍有自己的法则，例如，他们憎恶怯懦、背叛、虚伪，而敬重仗义、豪侠、忠诚，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吃喝嫖赌，但在关键时刻则敢于挺身而出，这实际上有价值观念在。只不过，这种价值观不像理性哲人的价值观那么纯粹，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可能考虑了更多的小集团利益，充斥了许多邪恶和残暴因素。他们的价值观，只能在有限范围中适用，却不能提升到普遍意义上来，这是生活法则，也是生存法则。莫言就是从这一生存法则出发，描绘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没有一个是完人，没有一个是理性主义尺度下的自由人，他们都是些原始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人。就从《断手》说起吧！叙事中的越战英雄还乡后，就不时流露出无赖相，仿佛我在战场上丢了一只手，乡亲有理由供奉他。他那无赖气，在市场上受到了打击，原来，在朝鲜战场上断了一条腿的英雄在自食其力。他从乡村断手妇女的自强自立中，最终懂得了生存的真正意义，这是莫言消解英雄与无赖界线的一次尝试。他成功的尝试，表现在《红高粱》中，余占鳌这个土匪，面对蒙面人的抢劫，他敢于挺身而出，杀死麻疯病人，抢走凤莲，在高粱地里野合，在酒作坊耍泼。既泼皮无赖，又敢作敢为，对于这些人，能进行什么评判。英雄乎？土匪乎？无赖乎？三者似乎都有点，这大约就是人性的复杂性格，显然，超越了惯有的写作模式。在大多数叙事艺术作品中，善与恶，正与反，积极与消极都是清楚明白的，莫言从感性出发，写出了这些原生态中的乡亲的复杂性格，他们孔武有力、英勇无畏，又放荡成性，粗野无耻。
这种叙事方式，这种叙事句法，多多少少就是原始主义或半原始主义的审美追求。对于崇尚原始主义的艺术家来说，人不可能在理性支配下生存，而只能在感性主宰中生活。在这种艺术观念支配下，艺术创作就带有野蛮的气魄，这种不受理性羁绊的人，恰好成了补偿在理性生活规范下的接受者内心本有的空缺。他们在野蛮的体验和想象中，领会到了生命的强力乐趣。对于理性主义生活规范下的人，他们遵守法纪，认同社会礼俗，不得不遵循社会文化准则，从不敢超越这些法则，甚至为了认同这些法则，不得不戴上假面具，不得不在尔虞我诈中求生存。把内心的隐秘藏到最深处，把潜在的渴望往深层压抑，正如弗洛伊德分析的那样：白日梦是幻想的产物。目无所见而心有所思，这些幻想的内容很明显受幻想的指挥，昼梦中的情景和事件，或用来满足昼梦者的野心或权位欲，或用来满足他的情欲。青年男子多作野心的幻想，情欲的需要，常潜伏在男子幻想的背后；青年女子的野心，多集中于恋爱的胜利，多作情欲的幻想。弗洛伊德对文明社会中人性的内在压抑之分析有一定道理，对于原始乡村中的人来说，压抑可能是存在的，但莫言想象中的原乡人没有这样的压抑，即便有这种压抑，他们的野心，也驱动他们去行动和冒险。原乡人对于性，对于贞洁，对于欲望，不像文明社会中的人那样谨慎，他们欣赏的，就是坦坦荡荡的爱，放纵而又狂欢的野合。莫言的叙事话语，不免让我们想起了美国西部牛仔影片，这些善于骑马，善于偷盗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在野蛮的生活中，享受着独立和冒险的乐趣。西部警察的形象，之所以为人欣赏，就在于他们与邪恶搏斗的英勇，他们的粗野、强大、性的放纵，正是吸引观众的最直接因素，这是艺术忠于感性而放逐理性评判的实例。警察维护正义，并最终让正义战胜野蛮和邪恶，又多少投射了理性主义的光环，可见，纯粹的感性叙事在文学创作中是很难存在的。
在莫言的叙事话语中，母性的强大和女性的无畏，也可以说是对英雄、土匪和无赖三者界线的消解。在大多数小说中，女性总是弱者，既与英雄无关，也与土匪、无赖不相关，然而，在莫言的作品中，“母亲”、“奶奶”、“姐妹”这些形象身上，又表现出了某种英雄性。在胆识、勇气、泼辣诸方面，女子不让男儿，她们正是依靠自身的强大与男人站在一起，甚至支配男人、控制男人，女侠之风、土匪习气，在莫言的女性形象创造上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叙述龙青萍开枪自杀的前夕，有这样一段话语：“她剧烈地咳了几声，双肩高耸起来，黑脸上泛了白，哇地一声，喷出一口血。上官金童背靠在门上，吓得魂飞魄散。”“她举着单臂，露出毛茸茸的腋窝，腰肢纤细，爆炸开的明亮的屁股稳稳地坐在脚后跟上。”“这时，绝望到极点的龙青萍扣了扳机。”莫言用那种桀骜不驯，粗野平常，又富有诱惑力的语言，写女性的身体，写女性的英勇，写女性的无惧无畏，写女性的性放纵与性袒露。他的叙事语言粗野得惊人，在莫言看来，只有用这种粗野而富有挑战性的诱惑语言，才能唤起人的原初生命冲动、生命感觉和生命意志。
莫言深知，仅仅消解英雄、土匪和无赖的界线而没有强有力的题材作为支撑，那么，这种消解本身所能创造出的，只能是黑幕小说或强盗小说。莫言之所以在消解英雄、土匪和无赖的界线时，又能引发人们对这些原始生命状态中的人产生某种尊敬，就是因为他拥抱着极具价值的题材：抗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的一切英雄题材，都是深受中国人欢迎的。无论你是杀人越货也好，无论你是土匪无赖也好，只要你能勇敢地与日本鬼子搏斗，你便是中国人心中的英雄，相反，哪怕你平时遵纪守法，而在日本鬼子面前卑躬屈膝，你便为中国人所不耻！莫言掌握了当代中国人这样基本心理，他的野性狂欢的叙事，激发了接受者对原始生活世界的向往，同时，对抗日边缘英雄叙事，满足了人们对英雄、土匪的价值认同，所以，莫言在创作上所引起的轰动与他所描叙的抗日神话是分不开的。假如没有这样一重背景，他的叙事本身的力量，就会减损许多，这是他的《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莫言狂野的叙事语言，对于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当代叙事者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挑战。他那狂野、粗野乃至有点神奇的叙事，确实有点让人心惊肉跳，能创造一瞬间的狂欢，莫言能创造感性的癫狂，忠实于原始生活世界，莫言忠实于“原始主义艺术精神”。他依靠他那强大的感觉系统创造了当代叙事的奇迹，然而，在深刻反思他的作品之后，发现理性的缺失使莫言的作品缺乏那种深刻性、持久性的力量，更不易把他的作品上升到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的高度予以把握。他成于强大的感觉，又时时刻刻面临感觉衰退的挑战，一旦强大的感觉衰退，莫言还能创作些什么呢？所以，在把叙事语言推到了癫狂的幸福的境地，莫言面临着叙事的深渊，这是由莫言小说叙事的审美取向决定的。莫言找到消解这种语言模式的新方法，否则，他的创作很难获得真正的突破。
第三节守护大地：诗性叙述与野蛮叙述之间的人性冲突
6.3.1张炜的道路：乡土政治生活的叙述冲动与想象力量
张炜是优秀的小说作家，他的出色的艺术创造力，使他在小说创作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他具有良好的诗性叙述才能，具备超强的现实历史生活感受力，同时，富有深刻而生动的艺术想象和反思能力。由于他在小说叙述方面坚定而执著的精神探索，因而，他的艺术理解和接受能力，决定了他的小说创作的深度与广度。他的小说创作的内在沉思品格与思想升华需要，反过来，决定了他不得不与伟大的艺术家进行深刻的对话。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的小说艺术世界，为我们理解生活世界、探索生活世界，提供了无限自由解释的思想空间，因而，张炜是现代汉语文学中的极为重要的小说作家。如何在总体性叙述中评价张炜的创作？从叙述品格的角度来看，不失为有效的解释方法，但是，有一问题始终困惑着我：张炜的创作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性指向？张炜是否始终追问着生命与历史的真理？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就没有办法对他的思想与创作进行深入论证。从张炜的大量作品来看，他有着自己清晰而又朦胧的生命哲学意识，同时，又摇摆于历史的记忆与幻念中，这可以从张炜的有关作品得到证明，不错，张炜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创作契机，当他的内在要求得到了想象性支持后，就开始创作扎根乡土的长篇作品。
对于每个作家来说，能否创作，成了对自己生命力量的考验，但是，到底要创作多少作品才算完成了“心中的顽念”？可能谁也无法说清，或者说，作家永远不满意已经完成的作品，总想寻找新的目标，以求在形象与思想上获得更大突破。在作家的心中一直有个“神秘的圣地”，只有达到了那个神秘的圣地，创作才能达到顶峰。可是，那个圣地在哪里？只有不断地试验，不断地寻找，不断地写作，哪怕这种写作，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甚至是粗制滥造，也在所不惜！张炜还不是那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其严格的人，甚至可以说，不是冷酷的作家，他可能也有过焚稿，更可能有不少浪费的作品，但是，他极富想象力。他的全部叙述，无论是虚构性叙述，还是非虚构叙述，皆得到发表，身体的健康也保证他能不断地写作。他知道他心中的圣地的“轮廓”，但是，他不完全知道以什么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美地重现这一圣地。每当他找到某种形式时，寻找到某种记忆材料时，就陷入欣喜之中，但是，当记忆获得了文学呈现时，他又不满足于所达到的深度。从思想意义上说，张炜一直相当关注人心与人性，历史与苦难，政治与价值，生命与悲剧，大地与欲望，金钱与权力，善良与高贵，良知与尊严。总之，张炜既有许多重要的生命主题，又有许多严肃的伦理主题，这些思想，充实在他的想象中，通过叙述充分展现出来，因此，叙述就显得极为重要。按照生命伦理审美法则，张炜热衷于诗性叙述；按照历史记忆的真实与血性，张炜不得不使用残酷叙述。惟其具有诗性叙述，张炜的创作中总有生命的光芒、人道的光芒或诗性的光芒；惟其具有残酷叙述，张炜的创作中又总具有历史的沧桑感与生命的沉重感。应该说，在现代作家中，张炜是把诗性叙述和残酷叙述结合得非常好的作家。我们可能永难忘怀他的《古船》和《九月寓言》，也可能不易抹去《家族》的沉重记忆，虽然此后张炜推出了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例如，《外省书》、《刺猬歌》等，但是，这些作品，在思想深度与艺术广度上，皆无法逾越此前发表的三部重要作品，我每每能够被这三个作品所感动，特别是《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