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批评的地位已开始动摇，它已不再能唤起人们强烈的兴致，人们以极大的好奇心跟踪这些先锋批评家。先锋性批评确有其独异之处，那声音和思维确实有些尖锐刺耳，异想天开。具有叛逆性的东西在遭遇残酷的谩骂之同时，也必将获得强烈的喝彩，人们从此开始密切关注刘晓波、吴亮、孙津、张志扬、朱大可、陈晓明、张颐武、王一川、王宁、王岳川，等等。从价值论批评向先锋性批评转换的最大动力，来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为无序和混乱，标新立异与破坏一切，认同一切与拆解中心，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景观。中心被打破、主体被消解、深度被拆穿，人们习惯于语言的游戏，在无底的棋盘上狂欢，先锋性批评的无边试验，构造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最混乱局面。批评家充满焦虑和混乱，无所适从，不知何往，反观一下历史，就会看到：整个文学史正是通过转型构成深刻的文学律动。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诗经体向楚骚体转换，楚骚体向汉赋体转换，汉赋体向魏晋诗风转换，唐诗向宋词转换，民间故事向戏曲小说转换，这些文体形态和精神形态的转换构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十分有趣，中国古代文论诗论似乎不存在真正的转型，那种鉴赏和评点方法，自成理论体系，似乎一成不变，但精神体验倾向的转换倒是存在的。从先秦理性主义向楚骚浪漫主义转换，从楚骚神秘巫术崇拜向魏晋山水田园自然主义转换，从玄学自然主义向佛禅神秘主义转换，从宋明理学之佛儒道的交融汇合向东西方文化沟通的转换，构成了“一部精神转型史”。
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是思想发展的必然，转型有否定也有肯定，是扬弃的过程，是精神整合的过程。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意识形态批评必然向价值论批评转换。首先，意识形态批评有其思想定势，他们不肯认同新的艺术观念。例如，阎纲在肯定王蒙的新形式小说时，就不承认王蒙的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同宗同种，而视作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品种。其次，意识形态批评关于艺术形式美和艺术的表现手段的理解，在精神资源上过于贫乏，他们无法创造新的观念来评价当代作品，这显然不利于文学创作。在当时，批评的新艺术观对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从意识形态批评向价值论批评的转换过程中，可以发现，外国文学批评和创作技法的转述充当了有力的杠杆。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所带来的欢悦，可以视作批评转型的有效动力，这种艺术理论解释，对于当代作家的创作转型极为关键。价值论批评的真正确立，还是源于当代批评家对“五四”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的继承。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意识形态批评一方面存在简单化倾向，满足于对文学进行社会政治批评，另一方面又受杜勃罗留勃夫等的影响，过于追求那种思想的豪情。价值论批评必然以艺术阐释来消解政治阐释，他们有关文学的稳健的审美历史阐释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由此看来，价值论批评应该始终作为文艺批评的主导方式，当然，也不可忽视和否定其他文学批评样式。从意识形态批评向价值论批评转换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当代文学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必须选择新的阐释来适应它；当代作家的创作心理日趋深沉复杂，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日趋多元，因此，必须对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深度发掘；当代文学的精神现象，必然关联着哲学、宗教、心理、伦理、法律、历史等深层问题，因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就文学解释文学，必须从其他视角来判断文学，对文学所表现的复杂文化现象进行深度阐释；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对当代人的精神之影响，必须被极大地高扬，从而打破单纯从政治方面解释文学的机械倾向。说到底，文学批评转型，源于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的精神的深度思索，源于批评家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命智慧和社会文化使命感，这是“四五”一代的精神理念。人生最荒谬的事莫过于追求事物的未来性，人们总是对已有的东西不满足，对现行文化秩序进行反叛和怀疑。如果说，价值论批评立足于建设，对中国的当代变革表示欣喜的话，那么，先锋性批评则反思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之不彻底性，因而，立足于彻底地怀疑、激烈地批判和疯狂地破坏。
先锋性批评力图突破一切禁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禁区可言，哪里有禁区，先锋性批评家就有闯禁区的冲动。的确，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悲剧被价值论批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遮掩，而先锋性批评则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先锋性批评家总能找到契入民众心灵的思想兴奋点。“西化”或“现代化”，成了先锋性批评毫不妥协的主张，尽管“西化”和“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先锋性批评那里，这两个概念获得某种一致性。“现代化”必然要接纳西方社会文化模式，“西化”也就成了“现代化”的代称。彻底的文化改造和社会改造，成了他们改变社会现实的唯一策略，在先锋性批评看来，没有理由对当代文学取得的那点成就津津乐道，更应该在世界文学的比较和参照系中，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足，的确，由于文化的不同和思想的束缚，尤其是功利欲与探索精神的冲突，使中国作家的创作充满虚荣感。即便是王蒙的意识流，也无法与乔伊斯相参照，张贤亮的性小说，虽在80年代文学中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仍不足以与劳伦斯的性小说相提并论。尽管可以把张承志、张炜的作品与世界文学大家相抗衡，但是，毕竟不足以显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独异性。因此，在先锋性批评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保守主义和故步自封气息，当代批评过于热衷于审美主义的阐释。中国当代作家缺少精神上的独创性，而价值论批评又过于执著于理性主义精神，在当代文学批评中需要一些极端的东西。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更需要发现和警醒，先锋性批评宁愿为昙花一现的青年作家鼓噪，也不屑于为经典作家和著名作家作深度阐释，而且，他们更多地采取仇视态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该跟踪西方最新锐的思想，不断调整批评观念，而达成后现代主义的前卫理论或先导理论，所以，他们始终渴望以顿悟、震惊的方式保持自身的孤立，从而走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前面。由于先锋性批评看不到任何理论皆有其内在合理性，而是为了标新立异，从而与大众分离，站在塔尖上狂舞，从而给当代中国以不断的新思想震荡。可见，每一形态都有其内在追求，有其独立的价值取向，有其独立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背景，同时，还有其外在的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动和价值秩序的颠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是必然的，是多元共存又使人倍感困惑的。“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只有那些真正的作家才能坚守文学的阵地。“批评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批评家可更加冷静、更加理智、更加成熟地去探索文学的真正价值。
2.4.6文学批评的时代性与文学批评的思想创新性要求
新的形态之形成，是在激烈的思想冲突中确立的，当代文学批评的转型也免不了这种思想的冲突。激烈的思想冲突，尽管不时上升到政治法庭予以审判，但最终的胜利必然是代表着进步的合理的力量。在激烈的思想冲突中，文学批评者即使借助任何外在的力量，皆不足以改变批评自身的命运。批评只有在自由的思想交锋中寻求到合法的地位，当代文学批评的转型，其激烈的思想冲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现代性问题”、“生命原欲问题”、“个体与社会问题”、“批评的话语问题”。当代文学批评的第一次转型，主要针对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当代有其特殊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认同的文学观念停留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解释上。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象征主义、意象派、表现主义文学这几个文学流派之上，而且，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西方文学流派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并予以拒绝。在当时，认同现实主义原则，还是认同现代主义原则，成了文学批评论争的焦点。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在今天看来似乎极易理解，而在当时，这种观念的冲突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80年代，舒婷、北岛、顾城的“朦胧诗”形成了焦点，在今天看来，“朦胧诗”这一命名仍带有封闭保守甚至讽刺的意味，尽管人们已从褒义上去理解了。这一诗派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构成了对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否定，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所作的尖锐讽刺，正说明他们对现实主义诗歌的不满。如果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看，舒婷、北岛、顾城的诗，无论就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言，皆表现了这些作家对“五四”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认同。与当时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政治意图和图解倾向相比，朦胧诗主张心灵的真实和现实的批判性，他们的诗在文化禁锢的时代显得深邃，而在今天则已很易懂。
后现代主义诗人，在形式探索上早就超越了北岛们，原本进步的创作倾向，却受到激烈的批判。当谢冕写出《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写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后，竟然引发那么大的反响。历史无法再现，历史无法理喻，它所表现的就是现实存在性。也许主宰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必然是青年，因而，这场现代性讨论连同王蒙的意识流文学，很快获得了青年的普遍认同。
既然现代主义是文学的合法道路，那么创作中的所有禁区皆可以打破。性禁忌和性描写的禁区被打破，成为当代文学乃至批评又一冲突的焦点，“生命原欲”问题，作为重要的批评问题而讨论。在生命过程中，时刻面临着欲望问题，在莫言、张贤亮等作家看来，这种生命的原欲应该获得壮丽的表现。莫言对性欲的表现充满原始的野性，张贤亮对生命原欲的表现则充满反抗性禁忌的渴望，他所虚拟的阳萎的张永麟与原欲的马樱花，带有白面书生的“白日梦想”，而莫言关于生命的原欲之畅想，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于是，一时间，文学的性欲描写几乎表现得毫无节制，连同弗洛伊德理论皆成了批评的对象。批评家对这一文学现象，基本上持认可态度，但这一文学现象所表现的负面影响在90年代的长篇乡土小说中仍有推进。乡土中国的原欲问题，连同愚昧、压抑、残酷，应该说引出了特别焦虑问题，这一问题极有探索价值。中国现当代批评家有关知识分子主题和乡土主题的探索，正与上述两种批评取向有关：知识分子关注人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乡土中国变革则面临着生命原欲的自由问题，作家与批评家在思想表现主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并获得了精神对话的可能性。生命原欲的演化，必然涉及把个体置放到什么位置上去的问题。对于当代批评家来说，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之认识很不相同。意识形态批评家力图把个人与社会联系着，个人必须以自己的力量去推动社会，而理想社会又必须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
价值论批评对传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个人的主体性应该被充分重视，当《乡场上》的幺爸，《愤怒的秋天》中的李芒与书记作对时，个体主体性终于获得了胜利。这是个人尊严的胜利，也是个人自由法权之胜利。对于政治主体性和长官主体性采取了的否定性解释，达成了对集体主义的解构，这种主体性的觉醒，得到价值论批评家的喝彩，而那些扭曲的主体性关系则放在新的批评视野中予以审判。在先锋性批评家看来，不只是需要个体主体性觉醒，个体原欲的解放必须受到高度重视。我怎么生活，取决于我的生活原则，你无权评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就不必遵循共同的社会准则，于是，个人的膨胀欲，选择欲，权威欲，反抗欲，侵犯欲连同“你不可改变我”而成了新的声音和生命法则。个体的自由放任压倒了一切，不存在种种社会法则。人各尽其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社会的法制秩序的本有规则，受到这种虚无主义的冲击，使批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无法解决，无法理喻。既然放逐了这一切价值准则，那么，批评者便陷入了话语的游戏中，在这一批评游戏中，批评的命名与批评话语的新锐和空洞浮华感被彻底强化突出，于是，批评陷入后现代主义的语言之“能指”“所指”之中。批评家在言说，不知批评家在言说什么？
他们本来就心中无数，解构意味着投入无意义的生活之流中。
由于当代文学批评处于不断的转型过程中，新的批评与旧的批评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相反，还存在“否定性对抗”，因此，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批评的杂语。批评的杂语，是各行其道的批评策略，杂语的构成源于人们的批评欲望。每个热爱文学的人，不免有话语冲动，这种种话语冲动，使他们根据各自心目中的文学形式发言。话语冲动，总是以自我的语言构造为前提，而个人的知识构造和语言构造存在差异，因而，批评的话语差异也极大。批评的杂语，使人领受到言说的混乱，意见不一致才会混乱，每个人乐于固执己见，而拒绝交流与沟通。批评的杂语，类似于野草丛生和没有秩序的矿产开发，批评家的内心骚乱，总想千方百计地抓住点什么，与此同时，必须很近视地对当前的作品做出评判。由于缺乏时间的跨度，这种批评的话语更显得微不足道。批评的杂语，既可看作是文学批评的生机与活力，又可看作是文学批评的衰败与混乱。在批评的杂语中，深刻的批评与飘浮的批评，人们还是易于判别的，因此，批评的杂语，就积极意义而言，构成了批评的相互激发，相互启迪的交流语境，例如，李泽厚对鲁迅乃至舒婷进行了思想史的批评，使人们看到了批评的深度解释的希望。黄子平对公刘、林斤澜所进行的激情体验式批评，使人们看到批评的诗情，他对小说文体和诗歌文体的历史把握，又使批评家看到了批评的艺术阐释的历史可能。黄子平与陈平原、钱理群等，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更使人们感受到了文学批评具有的整体把握力。赵园对作家心理及其心理积淀的历史文化社会内涵的品味，又使人感到了批评的心灵模式。
这就是说，批评的杂语构成了自由思想语境，这一语境的平行比较和最佳选择，往往使某一类型的批评话语显得尖锐突出。与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相比较，价值论批评话语对“反封建主题”，对作家的精神心理和文化规范的把握，就显得深刻而有力，同样，与价值论批评相比较而言，先锋性批评更为尖锐有力。他们一方面看到了价值论批评对传统的文化认同趋向，一方面又力图粉碎价值论批评的中庸的社会使命感，他们要么在思想上，要么在艺术上，把文学推向极端，构成孤立而又尖锐的声音，因此，批评的杂语一方面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又使人面临选择。批评的杂语，不只是当前话语的杂乱，还指称着古代批评话语与当代批评话语共存，外来批评话语与本土批评话语共存，他们共享同一批评空间和同一批评时代。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许多批评家而言，他们只有当前性文化语境，缺乏广阔而自由的历史文化语境。这种批评的杂语，预示着某种批评的可能性，它需要决断和选择。批评的杂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力图割断多元批评对同一空间的共享。一旦人们把古代批评从批评的杂语中排除，批评话语就显得孤立，就显得缺乏再生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形成圆通观照。尽管批评并不乐于去重复古人，但古人的智慧不可不与之交流，同样，批评的话语不应把外来话语与本土话语隔离，否则，批评就显得保守而狭隘，在批评的杂语中，最应反对的就是思想的狭隘，而当代文学批评家却最难克服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狭隘。刘小波对钱钟书所坚守的批评话语、批评策略和批评模式不以为然，同样，李泽厚也感到刘小波的批评话语过于偏激狭隘。批评家总是力图在批评的杂语中一枝独秀、尖锐有力，却缺乏以稳健的精神去从事真正严肃的批评探索。渴望批评的话语构成新闻主题，这实质上是另类权威化思想渴望，他们打破老权威，正是为了树立新权威，这种新权威秩序的建立，不是以建设赢得的，而是以彻底的破坏和否定劫获的。只要有人热衷于极端化话语，就有可能诞生破坏型批评家，其实，建构与破坏同等重要，这样，批评的共存局面就发生倾斜，随波逐流者只能盲目地迎合新的批评动向。
因此，在当代文学批评转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虚无的东西，这种虚无的东西，使人们对批评失去了信仰，同时，会使批评固有的根基朽腐。这样，批评一方面处于喧闹状态，一方面又处于无根基状态，不知道批评走向何方，只知道批评，正在进行批评，但却怀疑批评的价值，无法确证批评所具有的意义，这才是文学批评中最不敢面对的现实。在这种前提下，只有融通性观照，只有融通性综合，才能帮助人们选择前行的路，但未来的文学批评肯定会发生新的转型。这一转型，谁也无法预测，在文学批评多元共存，杂语并存的局面中，看到了批评的深刻危机，因此，在话语自由的时代，坚守文学批评的生命立场和价值立场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基于此，必须再次澄清：“批评家就是思想家”，“批评家就是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