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镜吾的学生寿耕梅
寿耕梅（1901-1967），名昌，谱名汝年，字耕梅。浙江绍兴人。寿镜吾的孙辈族亲和学生。据其哲嗣寿能仁介绍，寿耕梅家住绍兴塔子桥北堍，民初就读于周建人当校长的绍兴僧立小学。17岁那年到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研读古文诗词，后就读于上海某公学，嗣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译生。不久，他随父寿平格游幕于河南。1925年，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组成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寿耕梅亦被罗致麾下，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厅书记官。1927年，北伐军克复金陵（南京）后，他一度回乡任某绅西席。后来，寿耕梅先后在安徽蚌埠统税所、上海税务署和绍兴统税查验所等财税机构任职。1941年4月绍兴沦陷后，他辗转奔波，先后在浙江省建设厅、鄞县县政府等机关任文秘工作。抗战胜利后，财税机关复员，寿耕梅历任绍兴、吴兴（湖州）、金华、嘉兴等地货物税局（后合并为国税稽征局）课长（荐任级税务官）。嘉兴解放前夕，拒绝去台，办妥移交后回到绍兴。
寿耕梅虽混迹于官场，但淡泊名利，常以清白慎独自勉做人。他工于书法诗词，晚年亦参研佛学禅理。1956年，寿耕梅加入民革，曾出席浙江省民革代表大会和列席绍兴县政协会议，积极参加绍兴县文管会、鲁迅纪念馆等单位召开的咨询会、座谈会，撰写“三亲”文史资料。着有《漪澜阁吟稿》、《芬陀盦诗稿》、《集唐诗抄》、《绍兴师爷源流考》、《佛说五莲化经》等（多数毁于“文革”）。
寿孝天的同事杜亚泉，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自赴沪设立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后，遂以别字“亚泉”行。“亚”从“氩”省，“泉”从“线”省，笔名有“伧父”等。浙江会稽长塘（今属上虞市）人。自学成才的科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和思想家。在绍时，杜亚泉与寿涧邻一起参加龙山诗巢壬社雅集活动，与寿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寿孝天，他俩数度共事，特别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杜亚泉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清光绪己丑（1889），他年仅16岁就考中秀才。蔡元培十分赞赏他的刻苦自学精神，说：“当暑夜，就庭中围帐挑灯以读；风雪冬日，忘餐忘寝，有目为痴者。”甲午（1894）春，他从杭州崇文书院肄业。甲午战争清国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杜亚泉的心灵，以为旧学“无裨实用，改习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时以习代数而得。戊戌年（1898），他应蔡元培之邀任绍郡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授课之余，攻读理化和日文。庚子年（1900）秋，杜亚泉赴上海自费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民办高校“亚泉学馆”和国人自办的首家通俗科学期刊《亚泉杂志》。稍后，又发行了我国第一份数学期刊《中外算报》。癸卯年（1903），他回故乡，曾与宗加弥、王子余、寿孝天等创办越郡公学于能仁寺，执掌该校并兼任理化教员。
翌年，他应旧友张元济之聘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长达28年之久。从此，杜氏呕心沥血，竭尽心智向国人介绍、普及外国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先进科学。丙午（1906）秋，他曾东渡日本考察文化教育事业。辛亥年（1911），杜亚泉与寿孝天等人发起筹建“旅沪绍兴同人恳亲会”（后改“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被推举为议长，寿孝天等为董事。民国元年（1912）起，上海商务印书馆刷新，他兼任《东方杂志》主编，“君主编历八年，于世界大势，国家政象，学术思潮，靡不搜集编载，研究讨论，贡献于国人。社论署名或用亚泉，或用伧父，有署高劳者，亦君作居多”（蔡元培语）。民国21年（1932），杜亚泉遭战火浩劫，损失惨重，被迫携眷回老家避难，仍潜心着述，并为刚刚创办的绍兴稽山中学义务授课，直至1933年12月6日病逝。
杜亚泉一生笔耕甚勤，着译甚丰。编着自然科学辞典方面，杜氏主编的就有三部：（1）《植物学大辞典》，杜亚泉、寿孝天等13人编着，历时12年，1918年2月初版，300余万言，系我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时人誉为“科学界空前之巨着”。（2）《动物学大辞典》，杜亚泉等5人编着，1932年10月初版，250余万言，亦为我国第一部动物学大辞典。（3）《小学自然科词书》，杜亚泉等3人合着，1934年3月初版，80余万言，是杜氏遗益于科技教育界和社会的最后一部工具书。编译教科书方面，主要有：（1）《文学初阶》（共6册），杜亚泉编，1901年前后出齐；（2）《格致》、《笔算》等最新初小教科书，1902年杜亚泉着；（3）《矿物学》等最新中学教科书，1902年杜亚泉着；（4）《理化示教》等高小教科书，1904年杜亚泉着，是年，还译有《植物学》、《矿物学》等；（5）《中学生理学教科书》，1909年杜亚泉译；（6）《理科》、《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1912年杜亚泉着；（7）《植物学》，1913年杜亚泉着；（8）《动物学》，1915-1918年杜亚泉着；（9）《自然科学》、《理科》、《化学》、《有机化学》，1919-1925年杜亚泉着。编译教学参考书和自然科学专着方面，主要有：（1）《化学定性分析》，1901年杜亚泉译印；（2）《盖氏对数表》，杜亚泉、寿孝天译，1909年初版；（3）《中外度量衡币比较表》，杜亚泉编着，1924年初版；（4）《化学工艺宝鉴》，杜亚泉编着，1932年初版；（5）《高等植物分类学》，杜亚泉编着，1933年初版；（6）《下等植物分类学》，杜亚泉编着，1933年初版；（7）《动物学精义》，杜亚泉等译，1939年初版；（8）《食物与卫生》，杜亚泉译述。编译哲学和其他方面，主要有：（1）《普通新历史》，杜亚泉等编，1901年初版；（2）《谘议局草案笺释》，杜亚泉等编印；（3）《俄国大革命纪略》、《辛亥革命史》、《帝制运动始末记》，杜亚泉等编着出版；（4）《处世哲学》，德国叔本华着，杜亚泉译印；（5）《人生哲学》，杜亚泉着，1929年初版；（6）《博史》，杜亚泉着，1933年初版。经“中国科学界的先驱”杜亚泉负责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至今仍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不少是出于杜氏的首创。
在绍郡中西学堂、越郡公学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杜亚泉与寿孝天共事数十年，志趣和专业相同，又愉快合作译着了《植物学大辞典》、《盖氏对数表》等图书。如《盖氏对数表》，原译者系日本宫本藤吉，杜亚泉、寿孝天据此重译，自1909年5月出版以来，到1928年9月，已印到第22版了，可见它是大受国人欢迎的书。
寿镜吾的文友李槐卿
李槐卿（1867-1945），名镜燧，号六朝民。浙江会稽（今绍兴）覆盆桥人。寿镜吾、寿涧邻父子的近邻和文友。民国34年（1945）十二月三日《越报》以《耆宿又弱一人李槐卿病殁》为题称“本县耆宿李槐卿在战前服务桑梓，平日疏财仗义，颇为一般人民所赞许，又对诗词歌赋，颇有研究，曾着有《十年驹隙六朝民》及诗稿多种出版，流行一时。事变后即隐居不出”。编着者注意到，是日《越报》同时刊载《史料委会续聘编辑》一文，报道绍兴县史料编纂委员会“近又增聘马寅初、孙春台、李槐卿、来裕恂、周伯澄、孙伏园、张待光、孙俶仁、寿洙邻、沈伯钦、许季茀、堵申父、程独清等为编纂委员”。当然，褒贬不一，也有人说李月舫、李槐卿父子“是两个食古不化的旧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李槐卿）蓄发不剪，盘髻于顶，斜领方巾，自称遗民甚无谓也。”（周冠五语）由于李槐卿与寿家是隔壁邻舍，特别是有同好，爱好弄文舞墨，赋诗填词，文字之交较深，如李槐卿与寿涧邻经常一起参加龙山诗巢壬社的雅集活动等。
寿镜吾的儿女亲家、《申报》老报人何桂笙、马尚骥
绍兴籍老报人何桂笙（1841-1894），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申报》开创时就进入该报担任主笔，直至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逝世，一直工作了二十余年，呕心沥血，为《申报》的创办和开拓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的事迹，鲜为人知，连绍兴人也知之不多。兹特就手头资料，书录其事。由于事隔一个多世纪，当时又没有档案传留，只能在后来的新闻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因此是零星的、片断的。
何桂笙，名镛，号是高昌寒食生。浙江山阴（今绍兴）峡山人，系山阴名宿。从小聪颖过人，勤学苦读，有“神童”之誉。后补博士弟子员（即生员），并以优异成绩入学府，由清廷供给膳食（即食饩）。每次考核皆名列前茅，家乡父老都认为他一定能够高中。他负不羁之才，却屡次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他二十余岁时，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浙江，占领绍兴，于是只能在家侍奉双亲，或陪同家人逃避兵祸，或在家闭门读书。1872年春，何桂笙去上海觅职，进《申报》馆工作，直至病逝。
《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悠久、设备规模最完善的一张报纸，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合资创办。“《申报》创刊时，比它早十年出版的《上海新报》仍在刊印。……美查立意办此报给华人阅看，所以不再像《上海新报》那样，请外国传教士来任主笔，而是聘请了一班熟悉中国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的文人学士，如蒋芷湘、何桂笙、钱昕伯、吴子让等担任主笔或编辑工作”（见《简明中国新闻史》）。何桂笙乃以饱学之士被美查聘到申报馆去的。
开创之初，《申报》的总主笔是中过举的浙江人蒋芷湘。1884年（光绪十年），蒋考中进士，离开《申报》，由钱昕伯任总主笔。何桂笙和钱昕伯原来都任主笔，两人志同道合，意趣相投，合作共事期间，都能恪尽其职，配合默契，当时《申报》上时有精辟的言论和出色的新闻报道，受到读者的欢迎。
钱昕伯任总主笔期间，在何桂笙的协同下，对《申报》的言论和新闻报道的改进，颇有建树，但后来因身体虚弱，不能来报馆工作，其总主笔的日常事务，就由何桂笙担任。当时报社的主笔房，相当于现在的编辑部，负责采访、编辑和撰写论文，一般编稿的称为主笔，总其事的称总主笔。何桂笙身兼数职，夙愿匪懈，原本近视的双眼更加深了。当时报馆不供膳食，每日三餐都忙得没有时间回家去吃，或就食于小肆，或令司阍到小吃店里去买，携回房中随使吃一点。有时为了赶写论文，通宵不寐。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0月，主笔沈定年病逝，何桂笙的担子更重了，人也消瘦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他还是那样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何桂笙“秘闱不获售，遂绝意进取”（见高莹《何桂笙五十寿·序》）。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申报》的发展事业，绝不恋眷于功名利禄。不像在何桂笙病逝后担任总主笔的黄协埙那样，在《申报》任主笔期间，“曾于光绪十四年（1888）去金陵（今南京）一度参加秋试，虽因名落孙山，仍回《申报》工作，但心中仍念念不忘功名，不像前任总主笔钱昕伯和主笔何桂笙，终身从事新闻工作。钱、何两人曾使《申报》事业日益昌盛，对中国新闻事业是作出很大贡献的”（见《清末四十年栀申报枛史料》）。
钱昕伯、何桂笙合作共事期间，尤其是何氏代理总主笔期间，《申报》敢于批逆鳞，捋虎须，兴利除弊，仗义执言的编辑方针，进一步得到了发扬。下面且举数例说明之。
1886年8月1日，发表了题为《新闻纸之益》的论文，陈述《申报》的编辑方针是：“凡事之有损于国家者，不辞苦口，不惮逆耳，为文劝阻，虽批逆鳞，触忌讳，在所不辞。”论文还表示：“凡事之有裨益于国家者，则剀切详明，深谋远虑，必使贻国家以安而无一事杌陧。”何桂笙主笔政期间，他与其他主笔就是秉承这一宗旨去努力的。
《申报》创刊于洋务运动起始之时。何桂笙一贯主张《申报》应“尝举他国这善法力劝中国，以望中国之振兴”。现以何氏代理总主笔期间为例，略举一二。
（一）倡导中国开设邮政。邮政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事业，但当时只有在租界里西人主办的邮局和由私人资本开设的、规模甚小、收费昂贵的信局。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申报》发表题为《中国无书信馆（邮局）之可惜》一文，说：“泰西各国皆有邮政，此实国家绝大之权利。而中国无之，甚可惜也。”主张英、美、日本等国在上海开设的书信馆“让与中国”、“让与华人”。
论文刊出后，竟遭上海《士林西报》着文反对。为此，《申报》又发表《驳阻挠中国自办邮政》一文，驳斥了该报诬说中国人不能办邮政的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