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他们还经常通信联系，互相寄送书刊，也多次见过面。这在《鲁迅日记》里都清楚地记载着。仅1912年9月至1929年3月，鲁迅在日记上就有52处提到过有关与寿洙邻来往的事。其中有：“晚寿洙邻来，并招饮于广和居”；“得寿洙邻柬招饮”；“洙邻兄送食物四种”；“同二弟往洙邻家饮”；“寄赠洙邻《小说史略》一本”；“洙邻兄来，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洙邻兄寄赠《红楼梦本事考证》一本”；“洙邻来，赠以《游仙窟》一本”。《鲁迅日记》中的这些文字记载足以说明问题。鲁迅比他小八岁，所以总常以“洙邻兄”敬称他。寿洙邻是1961年1月21日在北京病逝的。在病逝前，他还写过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录，1956年发表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一篇。 寿镜吾、寿夫人；鲁迅、寿洙邻，他们是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两代人，而两代人的关系为什么仍这样亲密无间，这是很发人深省的，让我们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去深入领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哲理吧。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无疑也是会有很大启发和教育意义的。
（五）寿先生在旧时代的私塾里，整整地教了六十个年头的书。寿先生所经历的六十年，正是我们民族和人民苦难深重、内忧外患的年代。就在寿先生开始任教的1869年（清同治八年）来讲，这一年，上距鸦片战争二十九年，距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五年。这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古老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政府日益腐朽，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革命运动，猛烈地震撼了清王朝的根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正在倡导“洋务运动”。寿镜吾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开始在三味书屋教书的。
寿先生之所以厌恶仕途，而选择了教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是有其阶级和社会根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的政治表现，同他的家庭、社会等影响有关，同他长期的思想素养有关，但他的实际作为是离不开他的阶级地位的。这正像鲁迅自己说的：分析历史人物，应当按照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
寿先生出生在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家庭。他的祖父寿峰岚，最早居住在绍兴偏门外，是个开酒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这一带的鉴湖水酿出酒来清香而味醇，很受当地群众的赞赏，颇有些名气。可当地有个大恶霸，却依仗自己的势力，明目张胆地将秀丽的鉴湖据为己有。他不但巧立名目强征租税，甚至连取湖水也要用钱买。寿峰岚咽不下这一口气，一怒之下，就愤然搬迁到城内的覆盆桥，刚好同鲁迅祖上世代居住的周家老台门隔河相对。
寿先生的父亲寿韵樵，又继承父业，也以开酒坊为生。这样世代相传，积累了一些酿酒的实践经验。据说，他用耳朵就能听出自己所酿的酒是否熟了，这件轶事在绍兴是作为佳话而广为流传的。但到他这一代，却不得不改用张马河的水来酿酒了。寿先生的名字自小就被取作“怀鉴”，其含义很可能是与鉴湖有关系的。寿韵樵不但有纯熟的酿酒技术，还会写诗，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至今，在三味书屋后园的粉墙上，还留有他亲笔题写的“栽花一年，看花一日”等诗句，充分抒发了寿老先生的“园丁育花不易”之感，其字迹工整、笔力挺拔。
其实，寿镜吾的一生，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来的。他在十几岁时，父亲寿韵樵就过早地离开了他。不久，父亲留下来的酒作坊也因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倒闭了，生活的重担自然地落在寿先生身上，不用说，家计是很困顿的。这对年轻的寿镜吾，在思想上怎能不有所感触呢？
寿先生首先是一个具有朴素民族节操的爱国的旧知识分子。他在青年时代，就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深感不满，常常从昏皇帝（光绪）、专制太后（慈禧），一直骂到府、州、县的贪官污吏。每当感情激越之时，往往气得手都发抖。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同情以“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为口号的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他对甲午海战、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以及赔款失地，割让香港、台湾等地也都深感愤慨。为了不同流合污而保持自己的寒素清白，他终生不渡钱塘江，不应乡试，不买洋东西，不用外国货，甚至不照相，认为这都是洋鬼子到中国来骗取老百姓的铜钱和银子的玩意儿。为此，他一生都过着清苦、节俭而勤朴的教书匠生活。三味书屋的横匾之下，原来曾有一副对联：“屋小于舟”、“人淡如菊”。这八个字的寓意，不正是他这一思想感情的具体体现吗？
从见到的一些片断史料来看，尽管寿先生的某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难免有偏颇、片面或与时代不合拍的地方。可到清末民初的时候，随着形势的发展，寿先生本人的教育思想也在程度不同地起着变化。据张能耿在《鲁迅和他的农民朋友们》一文中说：“这时，寿镜吾先生还在三味书屋教书，但自称文笔已经古旧，不再批改文章。担任批改任务的，已是他儿子了。”
寿先生任教的六十年间，除了教书度日之外，也曾利用日常课余时间撰写一些诗文，但保存下来的却极少，而且大多数是为别人写的题词序跋之类。现在，笔者看到的只有两篇：一篇是为丁怿谙、金谷兰两人所写的酬唱记《松竹联吟》的题词；另一篇是应约代人撰写的发起组织诗社的序文。
《松竹联吟》，写于1919年，系寿先生晚年之作，纯属应酬唱和文字，没有多大价值，这里无须引它。可在后一篇序文里，寿先生则充分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怀。序文中说：“今日者，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抱感慨悲歌之意，于风云缭绕之时；能不发思古之幽情，效长言而永叹哉！”在这些文字里，他一方面流露了对祖国前途和时局发展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生逢“乱世”、有志难酬的忧愤。其间，我们不难看出，他内心深处蕴藏着对清末现实政治生活不满的感情。
寿镜吾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旧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他身上的历史局限性，而绝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机械地去分析和评价他，否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在他的晚年，思想已有所开化，其基点是进步的、民主的、爱国的！“文革”期间，“石一歌”撰文，每当提到寿先生时，总把他一味地丑化成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腐儒”，说他“满身都散发着儒家教育思想的臭气”，是一个“体现孔孟子之道的、不学无术的腐朽典型”，并竭力夸大其封建性和落后性，彻底否定其进步性和民主性，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对此，我们必须通过批判，为寿先生“落实政策”，并在鲁迅作品教学中彻底肃清其流毒。
我们知道，在那“风雨如磐”、“大夜弥天”、“文字狱”遍地的黑暗社会里，知识分子稍有越轨言行，就会有人头落地、惨遭杀害的危险。寿先生作为一个从清末过来的塾师，他敢于大胆评论现实，要求改变现实，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基于这一思想基础，又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他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隐居书屋、与世无争的老学究，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长叹掩涕、以歌当哭的。对于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地教书，清清白白地做人，从不依附权贵，从不慕求利禄，也从不说半句谎话的老先生，鲁迅怎能不尊敬他，我们又怎能不肯定他呢？
对于寿镜吾先生，鲁迅是以科学的态度一分为二的。鲁迅认为，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局限，寿先生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人物。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在这激烈搏斗的大变革时代，寿先生既是封建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与牺牲者，同时又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执行者和宣扬者；他既对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表示不满，同时又对清政府现行的教规予以维护。鲁迅对他实际上是受害者和牺牲者的一面，包括传统的教规、陈旧的教学内容和呆板的教学方法，也客观上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出发点，又是放在团结和教育的基点上。所以，鲁迅的态度是诚恳的，感情是真挚的，批评也是善意的。这是因为，寿先生同当时的许多塾师一样，他们不可能逾越，也不可能跳出这样一个历史的漩涡，当然更不应该对这样一个封建教育制度负责。鲁迅自己曾说过：“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
那么，我们又怎能以今天的人民教师的高标准，去苛求一个世纪前的旧时代、旧中国的一位塾师呢？
从实际情况来看，寿先生不但留给鲁迅的印象极深，而且对鲁迅后来做学问、搞研究也还有一定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
1933年5月18日，鲁迅在《伪自由书·不求甚解》一文中说过：“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
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寿先生的这一见解，鲁迅直到晚年还经常回味着。
1933年12月31日，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题记》里又幽默而诙谐地谈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闹到书名上来了。”
这里所举出的，仅是出于鲁迅原着上的两个直接事例。其实，稍稍留心一下，也还会发现一些间接性的东西，而且还会不少。比如，寿洙邻晚年的笔记上就曾记着：寿先生除授经史外，间及汉魏六朝古典文辞，而“鲁迅亦喜阅之”。他独能心领神会，并且还常取汉魏古典文学等藏抽屉中暗阅。而私塾时期的听讲和阅读，对鲁迅后来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创作，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影响的。鲁迅早期所作的古文，就“极得力于魏晋文”。据林辰在《鲁迅事迹考》一书考证分析，鲁迅的朋友刘半农，曾送他一副对联：“‘讬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般友朋都认为恰当，他（鲁迅）自己也不加反对。”鲁迅的“魏晋文风”，不能不说是与寿先生早年所授“汉魏六朝古典文辞”时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有关系的。
这方面的事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一个园丁留给未来的礼物是他辛勤培养的花朵。一个老师在晚年仍活在他学生的心间，活在他学生美好的记忆里，并在思想和行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将获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作为伟大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他一生从事教育，一生以教书为业，甚至一生把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都默默无闻地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八十二高龄与世长辞的最后一刻，他会毫无遗憾地闭上双目，欣然而自豪地离开人世间。
作者简介
魏若华，宁夏中卫人，祖籍河北交河孙家屯。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退休前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教研室。系特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早年从事文学创作，继而转入鲁迅研究与典籍考据，主要着作有：《鲁迅与他的老师》、《鲁海拾零》、《三人行》、《中卫教育志》、《明史笔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