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先生十分同情农民，体贴农民，并尽自己微薄的能力，尽量给他们以切实的周济和具体的帮助。据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此虽区区小事，但也足可以看出寿先生作风之一斑，也可以看出寿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了。
寿先生还主动关心和帮助学生的家长、邻舍，特别是一些遭遇不幸的人。1894年冬至1896年秋，鲁迅的父亲长期卧病在床，以后又吐血不止而转入水肿，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地加重起来。家中为了医好他的病，不惜代价地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吃了特别的药丸和“蟋蟀原配一对”做引子的汤药仍不见其效。最后只好请来一位绍兴城中的“名医”何廉臣来诊治。这位所谓的“名医”，不但诊金特别高昂，而且用药最为古怪。一次，竟开了一种奇特的药引，说是要找“三年以上的陈仓米”。全家人为之出动，多方设法，跑了好几天都找不到这种药引，心里感到十分焦急。当寿先生在三味书屋里问起鲁迅父亲的病情时，鲁迅如实地讲了。想不到寿先生却当即答应：“我去想想办法看！”“寿老先生亲自背了一只钱褡（装铜钱的褡裢），里面大约装了一升多的陈米，其实医方里要用的只是一两钱。当他背到我们家的时候，大家都感动了。”在鲁迅家遭遇困难的时候，寿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尽管“陈仓米”的药引治不了鲁迅父亲的病，但这种帮助确也给鲁迅和他全家以很大的温暖，真有些感激不尽哩！那时，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正在坐大狱，其家已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但无法筹措高昂的医药费用，连鲁迅本人也被人讥笑为“乞食者”，可以说是受尽了“亲友们更多的歧视”。可是，就在这艰难困苦之际，年过半百并作为老师的寿先生能够抱着同情的态度，能够主动而热情地替一个小学生和他的家庭排忧解难，四处奔走，这在鲁迅幼小的心灵里，又怎能不引起深深的震动而铭刻在脑海呢？
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一领布袍，长期蔬食”，六十年如一日，一直靠勤苦的教书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对于这种清苦的生活，寿先生甘之如饴，安之若素。二儿子洙邻考中秀才时，寿先生并不为此感到喜悦。当报单到家的时候，寿先生只是出于传统的习惯，淡淡地托出三百文铜钱。报喜的人嫌少不肯收，寿先生却说：“这是我父亲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三代如此。”否则的话，“我把钱收起，你将‘秀才’拿回去（好了）！”后来，洙邻觉得一辈子守在乡下坐馆教书，生活很难维持下去，于是很想出去参加乡试，但寿先生却执意不肯。他认为当时是贼官当朝，是乱世，乱世就不能出去做事。可儿子坚持要去，急得寿先生发起火来，竟将儿子关进房里扣了起来。结果他还是从窗户里逃了出去，终于中了考，当了吉林省农安县知县。儿子上任后曾专门差人给家里送来一些银子，想孝敬老人家，以维持他晚年的清贫生活。谁知寿老先生见后大发雷霆，连看也不看一眼，还当着差人的面大骂儿子：“畜生，不听话！”最后他执意不收，竟让来人原封不动地带回去了。
1962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六周年之际，寿镜吾先生晚年的学生寿耕梅，写了《四十五年前读书的回忆》一文，说寿“老先生治学教人，从不以高第做官为可贵，而以学为明理，行先克己，做到言必顾行，行必顾言。在封建王朝以文赋取仕的漫长一段时代……终身止一青衿而已”。当时，寿先生已故去三十二个年头了。三十二年后，他的“年逾花甲”的“老学生”寿耕梅，仍这样深怀敬意地感念着他，可见他在学生中留下的印象之深，影响之大。
从以上有据可查的史料来看，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确实是一个勤俭朴实、严谨执教、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在封建时代，他能够博得学生、家长、乡里以及广大社会面上的好评，一直被公认为是“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辛亥革命后不久，绍兴一带的人们，为了表彰他的这种精神，曾敬赠他“通天教主”的称号。1929年又自发地敬送他匾额一方，以颂其“治学教人”之功德。如果说，整个封建时代是个大染缸的话，那么寿先生正是一个“处于污泥而不染”的清白、正直、勤苦的旧知识分子。
（四）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的一封祝贺信》中，曾写了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我们教育工作者每当读到这段话时，都感到格外亲切，心里总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在对待寿镜吾先生的问题上，鲁迅正是这样做了的。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只有十二个同学，而鲁迅正是他们中年龄比较小的一个。1897年3月以后，鲁迅的同学纷纷离塾，各奔前程。他们中有的做了幕友，有的当了商人，也有的子承父业，甚至“升到绅士的地位”。这些学生，一个个神气十足，也许把寿老先生忘掉了。而十八岁的鲁迅，却不顾人们的“奚落”与“排斥”，拿着母亲含泪为他筹措的“八元川资”，告别故乡，告别老师，结束了自己的童少年时代，开始走上了一条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路。这与寿先生“不热心仕途”、“不慕求功名”的朴素民主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1898年至1901年，鲁迅在南京读书。这期间，他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许多东西，接触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一些新鲜事物，思想眼界开阔了，社会见识增长了，对儿时的一切有了新的认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私塾时代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他每年放假回绍兴后，不论有多忙，总要抽空去看望寿老先生，高兴地向他述说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师生之间的感情仍深深地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到后来竟成为亲切的怀念。
鲁迅对寿先生一直是很关怀的。1902年至1909年，鲁迅远涉重洋，东渡日本留学。这八年中间，鲁迅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他仍缅怀着远在祖国绍兴的寿先生。当时，“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可他还经常写信向寿先生汇报自己在异国日本的学习情况。而寿先生每次收到鲁迅从国外寄来的信件时，总也是兴奋地带上老花眼镜，连夜给鲁迅写回信。
1906年6月，鲁迅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因时间急促，只停留了短暂的四天，但他还是从百忙中脱出身来，冒着暑热，特地去探望了年近花甲的寿先生。作为学生的鲁迅，他是很了解寿先生寂寞、苦闷而忧患的心境的。两人一见面就激情地促膝长谈了起来。阔别多年，他们有多少话要讲呵，但除了畅叙离情别绪之外，更多的是抒发对黑暗现状的不满，对祖国前途的担忧。在谈话中，鲁迅从思想上关心他，从政治上鼓励他，极力帮助他正确分析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发展。鲁迅预感到：整个中国必将爆发一次大的革命，也相信伟大祖国未来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鲁迅的话和他所阐述的革命道理，对长年禁锢在书屋深院而孤陋寡闻的寿先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1909年5月，鲁迅从日本归国以后，开始在杭州和绍兴从事教育工作。
这期间，他与寿先生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但有时也通信。可惜这些珍贵的信件几乎全部散佚。现在唯一可见的一封信，是寿先生写给鲁迅的。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
1920年至1926年，即鲁迅在北京的八所高、中等院校任教时期，他们师生间也还有书信来往。如1923年1月29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得镜吾先生信。”同年2月9日《鲁迅日记》又写道：“寄镜吾先生信。”可惜这些信件至今没有发现。因此，信的内容也就不得而知。
在北京工作期间，鲁迅曾三次回故乡绍兴探亲、搬家。他每次回来，也总抽空去看望寿先生。据寿先生的长孙寿积明追忆：“鲁迅先生每次来时，祖父总是在三味书屋里接待他的。坐在八仙桌北首的客椅上。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不懂事，但看祖父和鲁迅先生总是那么亲昵，不时两人相互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谈就半天。”
1926年9月18日，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报到刚十六天（鲁迅是9月2日到厦大的），还未顾上很好地休整一下，就执笔写了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时，寿先生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而鲁迅也将年近半百。但鲁迅仍以优美动人的抒情笔触，重温了启蒙时代入塾读书的生活。他这样追述自己第一天到三味书屋入学时的背景：“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初次见到寿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并怎样占据着十二岁鲁迅的幼小心灵。在少年鲁迅的心目中，他的老师是多么和蔼慈祥，多么可亲可敬。其实，关于寿先生的文字又何止是这一篇呢？鲁迅为了表达对这位“设校授徒、专心一致”、“处之怡然”、“历久不渝”，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寿镜吾先生的尊敬，在他的日记和着作中提到时，无一不是尊称为“寿师”或“镜吾先生”的。寿先生的夫人徐氏在绍兴病逝，鲁迅于1915年12月3日“得寿师母讣”后，当即“以呢幛子一送洙邻寓”。12月5日，“寿洙邻设奠于三圣庵”，鲁迅于是日“上午赴吊”。
鲁迅对寿先生一家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不仅对镜吾先生和寿老夫人是这样，就是对他们后代人，像刚才提到的二儿子寿洙邻，也一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1914年洙邻从东北移居北京，在北洋政府的平政院担任法官。
这一期间，他与鲁迅之间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尤其鲁迅因反对章士钊而被无理地免职以后，洙邻为了支持鲁迅对执政府的正义斗争，曾“热情地对鲁迅提供了不少帮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后，他热情地写信祝贺，并指出了书中的一处差错。鲁迅收信后，“即行更正，并志谢于书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