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初是抄那小本的《康熙字典》，从“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当时已少见了的古字，一个个地都抄下来，订成了一册。还将《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归成类分别录出。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鲁迅，不但读书极为用功刻苦，而且知识面也是很广的。因为知识领域和眼界的扩大，使他对寿先生所授课程的理解和消化能力也更强了。
由于受寿先生读书“求甚解”的影响，鲁迅在“泛读”时十分注意订正、校对书籍上的一些不正确、不全面或是错误的观点和提法。像“曝干为脯”改为“曝干作脯”；“深春开小白花”改为“春深开小白花”。钦文在《鲁迅在青年时候怎样加强文学修养》中列举了这许多事实。再如关于“映山红”的移植，清代陈淏子在《花镜》一书中的原文上讲：“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可鲁迅经过自己亲自栽培实践后，就在原文旁加上了一条批注：“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鲁迅“泛读”中的“求甚解”，不仅表现在自然读物上，对他所翻阅过的“野史”、“笔记”也是这样。他很善于思索，而且通过分析、比较、鉴别，慢慢地明白了许多道理。
平时读书时，鲁迅极力做到了“口到、眼到、心到”。这“三到”的含义即是：不仅会朗读、会背诵，而且必须掌握生字的笔画和写法，更重要的是专心致志、力求理解。鲁迅把这“三到”作为自己读书的准则，并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一张书签，夹在自己的书中。在三味书屋的同学中，鲁迅读书不仅读得熟，而且记得牢，同时对书里的内容也理解得比较深。
有一次，寿先生因事不在，他的儿子洙邻代课，突然提出来一个新课题，让全体同学把《诗经·卫风·硕人》里的几句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几句诗念一遍后，默写下来。这个题目，大家都感到太偏太难。而洙邻正好是叫到鲁迅，其他同学都很为他捏了把汗，估计他是挨“训”的。因为诗经里的字，往往不读本音而读破音。这种情况，在《诗经》里尤其多些，所以那时的读书人都颇感头痛。
即使你是读得十分烂熟，也往往会破绽百出。但这时的鲁迅，却只是略微思索了一下，就极其从容地全部默写下来了，而且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毫无差错。这件事给“小寿先生”（寿洙邻当时教启蒙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曾激情地回忆道：鲁迅在书塾里读书，“绝不闻其书声，若偶一发声，字字清朗，抑扬顿挫，表现书味，动人倾听。”他每“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
因为鲁迅勤学、善思、好问，而且成绩优良，所以他的练习本上几乎全是划红圈圈的。先生每次布置作业，他总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就提早完成交了上去。为此，书屋里的同学都很敬佩他，寿老先生也十分器重他。在他的作业本上，寿先生“给每句以双圈，结尾是密圈，批语鼓励极多，从此用功愈勤”。
寿先生自己很喜欢书法，同时也把书法的基础“习字”抓得很紧，严格要求，严格训练。鲁迅对这门功课是很重视的。据周芾棠在《鲁迅先生·三味书屋》一文里介绍：“三味书屋习写大字的时候，鲁迅总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写下去。……六个字一行，当中写上‘×月×日周樟寿字’，他从不敷衍了事，因此字写得最好、最工整，在同学中他是吃红鸡蛋（指红圈圈）最多的一个。”
鲁迅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然，作为孩子，他也是很爱玩的，但总是在正当的功课做完了之后，而且是在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情况下。平时他非常严肃、非常认真，也非常正派，读书就读书，写字就写字，“专心致志、目不旁顾”，对时间抓得很紧，“从不虚掷时光”。他曾针对某些“常常挤眉弄眼做小动作”的“同窗”，在自己的桌上写下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书大字，暗示彼此都不要互相影响。特别是对别人有损害或是不道德的事情，儿时的鲁迅是绝对不去做的。许广平晚年在《和小朋友们谈鲁迅》一文中曾说过：“有些学生乘别人不在的时候，把蟑螂放到别人的书桌里去，让蟑螂把别人的书籍玩具咬坏。鲁迅从来不参加搞这些坏事情。”有一次，书房里有一个同学给大家分信笺，那些信笺上的印花十分雅致好看。很多同学都收下了，唯独鲁迅不肯收。后来才发现这些信笺是偷来的。寿先生得知后十分生气，勒令同学们把所有的信笺全部交上来，给以打手心的处罚。这时，只有不贪小便宜的鲁迅，才受到了寿先生的公开表扬，说他品格高贵。
以上看来，少年鲁迅正是一个品学兼优、人才出众的学生，寿先生怎能不特别喜欢而又器重他呢？所以鲁迅后来曾这样说：“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
相反，寿先生的长子鹏更，一度学习不下功夫、不动脑筋，岁考成绩不好，寿先生多次批评不见成效，于是大为恼火，将其书册笔砚统统收起，并令他不必再读书了。因为是当着学生的面，鹏更觉得十分难堪，他不得不跟在寿先生后边苦苦恳求：“爹爹，我用功哉，我用功哉！”显然，寿先生的“严厉”，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学生们学好功课，而且这种“严厉”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
由于寿先生严格要求学生，学生们也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当时，鲁迅因为是长子的关系，除在三味书屋学习外，还要帮助家里做一些日常活儿，加上父亲有病，他经常“奔走于当铺与药店之间”。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寿先生的批评，他心里很是懊悔。但他觉得寿先生出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批评自己是对的，于是默默地回到座位上，暗下决心：以后要尽早地上学，不再迟到。他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勉励自己，牢牢记住这件事，便在所用课桌的右边，深深地刻下了一个“早”字，作为时时砥砺自己、提醒自己的记号，从这以后再未迟到过。鲁迅这种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听取批评，知错就下决心改正的精神，受到寿先生和同学们的一致赞扬，使得大家都很钦佩他。
这件事，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并在一次偶尔的谈话中告诉了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鲁迅逝世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六年秋天，许广平到绍兴去，当鲁迅纪念馆的同志陪同她一跨进三味书屋，她就急着找鲁迅原来用过的那张课桌。鲁迅的座位放在书屋东北角的墙下，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
由于三味书屋当时的条件差，光线较暗，空气潮湿，许广平同志即打开手电筒照亮，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早”字，一笔一划都刻得十分清晰有力。今天看来，这个“早”字不仅是少年鲁迅尊敬寿先生的反映，也是鲁迅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解剖自己，正视缺点弱点，尽“早”尽快工作的生动写照。
实际上，少年时代的鲁迅，正是在“阴暗”与“潮湿”的艰苦环境里，以这个“早”字为准则，激励自己勤奋刻苦地读书，而取得了骄人的学习成绩。即使是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后，鲁迅也是以这个“早”字为座右铭，“赶快做”，不停地奋进，走完了他五十六年的光辉历程，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作为封建时代的塾师，寿先生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不但严格要求和管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地做自己学生的表率。所以，早在解放初的一九五四年，周建人就说过，寿镜吾先生待人诚恳、负责，对鲁迅很好。鲁迅也和他非常要好。1977年11月，周建人又这样回忆道：鲁迅对这位寿老先生是钦佩的，因为他为人很正派，教书是认真的；也是肯帮助人的。1981年，周建人再次重申：“寿镜吾先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鲁迅很尊重他。寿镜吾先生教学很严谨，……有些人把寿镜吾先生描写成迂腐的秀才，那是不真实的。寿镜吾先生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直到1981年5月，周建人又念念不忘地对广大教育工作者说道：寿镜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是从不体罚学生，是很慈祥的老师”。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又目睹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情况，他的回忆和评价当然是颇有说服力的。同时，作为鲁迅战友和夫人的许广平，她曾在北京北海少年之家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上热情地向小学生们讲过：鲁迅“刚刚念书时的老师，名叫寿镜吾”。“他对这个老师是很尊敬的。为什么尊敬呢？
因为这个老师是个很质朴、博学的人。好好地教学生，所以鲁迅对他很尊敬。”
那么，寿先生为什么能够获得鲁迅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姑且就他的为人处世和教学态度等方面，作一些片断性的介绍：首先，寿先生不像一般学究那么腐朽顽固、面目可憎。当时一般私塾都设孔子的牌位，至少在私塾正中墙上贴一张红纸条，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字样。但在寿先生的书屋，却没有这些传统的陈规俗套。学生照例的行礼，只不过是对着那三味书屋的匾额和梅花鹿。这在孔夫子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的时代，三味书屋的布局的确是很特别的。这就可以看出寿先生并不拘泥于某种传统形式，而是有敢于打破一些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的独特性格。
寿先生教书治学都极严谨，而且在教与学两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人云亦云地沿用旧说。据许钦文在《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中说，他虽“研究阳明学说，但不相信；相信孔子，但不佩服别人讲孔学”。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不愿赴考，不喜欢八股文，尤其对仕途不热心，对功名不感兴趣，也不看《近思录》、“阴骘文”之类的纯理学书籍，而经常阅读的却是《十七史论赞》以及自己手抄的《唐诗》、《杂选本快笔》等。他尤其爱读的是名家的诗赋和骈文，特别是汉魏六朝的辞文。不但爱不释手，而且亲笔抄写成集，放在案头，一有空就朗读欣赏起来。
寿先生和蔼可亲，没有道学家的架子。比如，每年春节期间，学生们到他家里去拜年，到第二天他便亲自走出去，逐个地向学生家长一一回拜。而夏天，街坊乡邻无论谁到他家里去，他总是将衣服穿整齐了，才有礼貌地出来接待客人，但从不招待吃饭，也从不请客送礼，不管贫富贵贱、高低上下，他都是一律对待的。
寿先生生活俭朴，一辈子过着清苦的教书匠生活。他家里从不雇用女工，到放学做饭时，他即自己动手，帮老伴淘米洗菜。他自己不吸烟，也不招待亲友客人吸烟，更严格禁止儿孙和私塾里的学生们吸烟。他在衣食住行上都很节俭，从不讲究。就在过年时，也只是穿着褪了色的藏青棉外套。有一年初夏，他全家只备了一件长衫，平时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父子三人谁出去时才可以作为“礼服”一样地穿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高一个矮。他自己穿着显得短，可儿子穿上又觉得太长，但这些在他看来是生活小节，毫不介意。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教了一辈子书，可他常年坐着给学生授课批改作业的那张普通八仙桌，至死也未经油漆过一次。他一生甚至连普通的照片也不肯去拍一张。现在仅存的一张相片，还是他孙子在阮港回来时乘他不注意偷偷地给他拍了下来的。据他的长孙寿积明回忆：“一次祖父从乡下上坟回来，跨出乌篷小船正往家里走的时候，我拿了一架照相机，躲在房门背后，乘他不备，摄下了这个像。”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仍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1961年，在鲁迅八十周年诞辰前夕，曾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
寿先生耿介正直，不吹牛拍马，不说谎话，也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待人接物极正派而平和。在日常生活上，他宁肯吃点小亏，但决不沾别人一点小便宜。他每天到大云桥买菜时，除从不讨价还价外，总还要多拣几个大点的铜钱给卖菜的农民。在他看来，农民们的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而靠赶集卖点自产的蔬菜，来换得几个有限的零用钱，也确实来之不易。
寿先生对鲁迅的祖父介孚公很敬佩，喜欢他的直言批评人和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其实他自己在处理日常生活和街坊邻居的关系中，也和介孚公一样。一次，寿先生因赎屋问题与偏门外金姓发生纷争，被对方无理地殴打了，乡邻们纷纷为他鸣不平，问他为何不还手，寿先生回答：“我一只手拿着洋钱，动一动洋钱要被夺去，一只手捏着契纸要被撕破，我怎么敢动呢。”当时，寿洙邻朝考得了第一名后正好回家探亲。听说老父被人殴辱的情况，感到非常气愤。盛怒之下，决定亲赴县衙告状。儿子已经走出门了，可寿先生仍赶到门口，再三叮嘱：“一个巴掌，两个拳头，老老实实讲，不准多话，你若多话一个，我回来不答应你。”
寿先生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他除了教书授课和做些家务活外，每天总要在书屋里闭目坐上一会，说是“静心”，很少跑出去闲逛。偶尔外出，说几时出去，就几时回来，一点也不误时。借了别人家的书，说什么时候归还，就在什么时候送去，从不误期失信，而且将书压得平平的，也毫无折痕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