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若华
寿镜吾先生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塾师。鲁迅十二岁时就跟从他在三味书屋读“四书”、“五经”、《周礼》、《尔雅》等书。他是鲁迅启蒙老师中值得钦佩的一位学者。
（一）在我国浙江省东部，钱塘江畔，会稽山麓，有一座着名而古老的城市——绍兴。绍兴，是伟大鲁迅的故乡，也是他早年从寿镜吾读书学习的地方。
鲁迅从寿镜吾读书之前，曾在新台门内先后跟从远房叔祖周玉田、周子京读过书，但鲁迅后来说“我一字也不懂”，加上时间短印象不深，当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所以鲁迅真正的启蒙老师应该说是寿老先生了。
1892年（光绪十八年）2月，由于对塾师周子京的授业不满意，鲁迅即被父亲送到三味书屋这个私塾，开始了少年时期的学生生活。次年秋天，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鲁迅随母亲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皇甫庄，在那里的外婆家居住“避难”，学业暂时中断了。1894年春末，鲁迅回到绍兴，又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直至1898年往南京前半年左右才离开。这样累计起来，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长达五年之久。
鲁迅读书的三味书屋，原名叫“三余书屋”。三味的“味”字，是寿镜吾先生的父亲把它更改了的。过去，古人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为三种不可缺少的食物：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据说，三味书屋的寓意正是来源于此。
三味书屋离鲁迅故居不远，其间隔河相望，距离也仅是百米之远。鲁迅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1926年9月写的一篇抒情而优美的回忆性散文。读过这篇散文的人，大抵都会对三味书屋的那位老塾师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位老塾师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寿镜吾先生。
寿镜吾先生生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名怀鉴，字镜吾，浙江会稽人。他二十岁那年（1869年，清同治八年），曾考取会稽县“学生员”（秀才），后因对现实的黑暗和官场的舞弊看不惯，自己不愿再去参加乡试，于是继承父业，开始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直至于1930年8月18日以八十二岁高龄去世为止。寿先生在他的三味书屋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整整教了六十年书。
清末民初的私塾先生，大多是一些“求官不达”或“仕途不佳”而返回故里，以教书混光阴过日子的。但寿先生教书却极为认真负责，他除了每年扫墓的二月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四日以及端阳、中秋放几天假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领着自己的学生们读书学习，真可谓专心致志、尽心尽力地扑在自己的“教书匠”行业上了。
寿先生的教学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他每天上午八时左右开始让学生们逐个地背书，背完书就接着给学生们讲课，而每次讲完后也总还要用红笔在学生的书本上工整地写上一个日期，以示自己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进度。到了放学吃饭的时候，他又总是跟着学生，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自己站在高起一个台阶的石桥上，远远地目送着孩子们走去的背影，察看他们有没有在路上贪玩或是打闹，直望着他们已经好好地走远了，这才放心地转过身来，微笑着回到自己的书屋里去。
寿先生教书与其他各家的私塾迥然不同。一般私塾“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可寿先生“给学生上书时必先讲解一遍，大概只有一个例外，便是鲁迅读完‘五经’和《周礼》之后，再读一部《尔雅》，这‘初哉首基俶落权舆’一连串无可发挥，也只好读读而已”。学生们即使是课余“作为读物”而“不懂”的，也可“随向老先生请益”，他都一一讲解。
鲁迅在三味书屋学习时期，一开始便读《诗经》，接着就读完了“九经”，除“经书而外”，寿先生还“间及汉魏六朝文辞”。
后来，鲁迅说过：“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了。
当然，寿先生算不上一位“大学者”，但我们从他教书的情况看，他平时在课前一定是认真地做过一番精细的备课工作的。他一有空，就读书钻研，而且在读书做学问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生吞活剥、人云亦云。
由于寿先生教书极为认真，对学生也极为负责，所以家长都愿意把孩子们送到三味书屋去上学。据说，他的学生“一年四季”，不论相距“远近”，“总是坐满一屋的”。可见寿先生的三味书屋，在绍兴一带是深得众望、负有声誉的。鲁迅母亲鲁瑞后来曾对俞芳谈到周家的“择师要领”时，说：“规定了两条：第一，学问好，为人正直；第二，不打孩子。因为打骂中长大的孩子，好的不多。”细细揣摩一下，这里是有许多道理的。我们不难理解，鲁迅的父亲为什么会前后更换周玉田、周花塍、周子京三个塾师，舍近求远地把他送到寿先生这里去读书了。
（二）寿先生开办的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其实，这种“严厉”主要是表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上。
三味书屋每年收的学生不多，一般保持八个，最多十个左右。寿先生“自说因精力有限”，多了“就照顾不到”。实际上，寿先生授课的三味书屋，据许钦文在《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中说：充其量也不过是“三间打通的一个侧厢”，“只容纳得十来个学生”。每当收新生时，总先得经过寿先生认为为可靠的熟人介绍，然后是寿先生亲自到学生家里去看过，他认为是“品格方正”的孩子，点头同意了方可入学。报名日期是在“正月十八那天”，由学生“自己背着桌椅”来入学，错过了这一天，三味书屋就不再收新生了。这种“规矩”虽有些过分，但与当时那种专谋私利，只要有钱就收下，而收下了又不好好地教，三天两头借故放假，而且一年四季，甚至初一、十五都还要巧立名目地收所谓“银珠钱”（即“批改文章的费用”）的王广思私塾相比，显然是要进步、开明得多。
寿先生以“督教甚严”着称。他不管是谁家的孩子，只要送进三味书屋就得刻苦用功。他教学生，“一点一划”，都从来不苟且偷懒。按他的“教规”，学生听课时书本一定要摆端正，不许在先生讲课时三心二意，也不许在别人背书时自己高声喧哗，还不许在书房的墙壁上涂一点墨迹，更不许在上学时迟到早退。如果发现学生三天不来上学，他就会亲自找上门去询问：“家×××为啥勿来读书格？”家长说是生病或因什么事而没有去，他这才“噢、噢、噢”地应声回头走，边走边还叮嘱一句“介末（那么），毛病好了叫伊毫燥（快点）就来！”但平时他对学生不摆架子，显得严峻而又慈祥，所以孩子们总觉得他尊而可亲、严而可敬，不像一般塾师那样面目阴冷、令人生畏。
寿先生虽备有一条戒尺，放在他授课的那张未经油漆过的方桌上，也有“罚跪的规则”，“却都不常用”。偶尔遇到实在淘气、不听话的学生，才用戒尺在他手心上“轻轻的扑五下”，似乎是用蒲鞭示辱的意思，“目的不在打痛”。有时，当调皮的学生把他气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一怒之下也会把学生“推出去”。“推出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勒令退学”，这是三味书屋最严重的处分了。一般情况下，像学生们一个个偷偷地溜出去（“他目力极差，为高度近视”），跑到书屋后边的桂花园里去玩的时候，他只大声叫道：“人都到那里去了！”待到大家都陆续回来，他也不过是狠狠地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当学生们“放开喉咙”，“人声鼎沸”地重新读起书来的时候，他自己也随之息怒，聚精会神、若无其事地读自己的书。当他读到得意的地方，还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寿先生的三味书屋，在当时算得上是开明而民主的。据有人回忆，那时绍兴的一些腐败塾师，对待学生是相当狠毒的。有的“打手心要把手背顶着桌角”；有的“用竹枝打学生的脊背，再给洒上擦牙齿的盐”；有的“把学生的耳朵放在门缝里夹，仿佛是小孩的轧核桃”。附近的“王广思”私塾，学生们不但经常被痛打罚跪，甚至厉害到连出去小便还要领取“撒尿签”，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所以，有人谈到寿先生时就说：“他的书房可以说是在同类私塾中顶开通明朗的一个。他不打人，不骂人，……先生律己严而待人宽，对学生不摆架子。”
在孩子们眼里，寿先生虽然表现得很“严”，但严而不厉，严而可亲。当然，对于天真烂漫的孩子来说，这种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可待他们长大成人，再回过头来重温这段生活的时候，又怎能不变成亲切的怀念呢？所以，直到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时候，还饱含感情地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寿先生读书时的神情姿态、形样动作，甚至个别语句，像“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之类不解其意、不知作者、不明出处的句子，尽管这些句子艰深、古怪、涩口、乏味。
寿先生作为塾师，当然喜欢规规矩矩、刻苦用功的学生，儿时的鲁迅，好奇心强，爱动不爱静，一开始确也有点所谓的“调皮淘气”。那时，鲁迅常常趁先生不注意，溜到书屋后边的园子里，寻找大自然的各种乐趣。他时而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时而在地上或是桂花树上去搜寻蝉蜕，时而又捉了苍蝇去喂蚂蚁，或是干脆在寿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嬉戏，用“荆川纸”蒙在小说书上去影描绣像。稍大点的时候，鲁迅不但爱看社戏，也常在脸上抹上五彩，赶到庙会里去装扮“义勇鬼卒”，参加当地农民、手工业工人为敬神禳鬼而演出的“目连戏”中的开场仪式——“起殇”。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鲁迅逐渐懂事，就不再贪玩，懂得了刻苦用功的重要。
据寿洙邻忆述：“鲁迅初去时桌子排在南边靠墙，因为有圆洞门的关系，……接近往后园去的小门了。后园里有一株腊梅花，大概还有桂花等别的花木吧，也是毛厕所在地，爱玩的学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里闲耍，……靠近园门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却不愿意，推说有风，请求掉换座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边的墙下，我入学时看见他的座位便是那个。”
同时，鲁迅也聪明好学、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他的这一特点很快就被寿先生发现了。有次“对课”，先生出了个对子叫做“独角兽”，不动脑筋的学生就胡乱地诌了起来。有的对“两头蛇”，有的对“三脚蟾”，也有的对“八脚虫”，还有的对“九头鸟”，甚至有学生出洋相，对了个“四眼狗”，这使寿先生很生气。因为鲁迅平时很注意课外阅读，知识面广，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尔雅》这部辞书里的《释地篇》：“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接着顺口就对出了“比目鱼”，贴切而新颖。寿先生听后连连点头，把鲁迅大大地夸奖了一番，然后给学生们解释道：“‘独’不是数目字，但含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目字，却带有‘双’的意味。”可见是用了心思对出来的。接着把那个出洋相的学生狠狠地训斥了几句，他说：“‘独角兽’就是麒麟，而‘四眼狗’是什么东西！你看见过吗？”又有一次，寿先生出了个“陷兽入阱中”的五字课课题，鲁迅又很快地联想到以往读过的《尚书·武成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于是根据这本书上的话立即对了个“放牛归林野”，又得到寿先生的称赞。
对对子这门日常练习，是做旧体诗的基础知识课。老师说三言，学生就应该对三言。老师说五言、七言，学生就必须相应地对上五言、七言。严格地讲，所对的词性也必须一致，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而且还必须注意平声字对仄声字，仄声字对平声字，这是有一定格式和规律的。要使对答贴切新颖、准确无误，不狠下功夫、不广泛阅读、不深入理解词义是不行的。
通过这两次对课，鲁迅留给寿先生的印象很深。寿先生根据鲁迅独特的智力条件，在应学的“九经”之外，还让他多学了三部经书，大概这就是现在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吧。从这以后，寿先生让鲁迅“读的书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可就这样也没有难住鲁迅。这是因为鲁迅除了天资聪明外，在学习上他也是特别勤奋刻苦，很爱动脑筋的。
当时，鲁迅除了在三味书屋跟寿先生学习外，还常常利用过年积蓄下来的“压岁钱”，自己购买各种各样的图书，抽时间广泛阅读。有文史方面的“野史”、“笔记”，也有草、木、虫、鱼之类的自然科普读物。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曾一字一句地抄写过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如唐代茶圣陆羽着的三卷《茶经》（为我国第一部茶经），陆龟蒙的《耒耜经》和《五木经》，另外还抄了《野菜谱》及竹谱笋谱等五、六种谱录，并看了不少古史传、地方志和乡贤遗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