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从事新闻工作40年，作为中国报业变化的见证人，他的一生差不多是现代中国新闻事业变化的缩影。他因《大公报》闻名也因《大公报》获罪，他是旧时代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先进思想的报人，也是新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旧时代的报人。他以其热情、无私献身于新闻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作为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他继续扞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
作为一个正直的、执着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是不可分的。
王芸生生平
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认为，“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保留了这个名字。
1901年9月26日，王芸生在天津郊区出生，他自称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不到6岁进私塾，父亲给他取学名叫德鹏，少年失学后，他先后做过茶叶店和小布店的学徒、洋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阅读了大量报刊，对当时的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
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参加集会、撒传单、演讲，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天津处于危险之中，匆忙逃到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加入国民党，再由博古等介绍加入共产党，曾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1926年底他从上海回到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每天给《华北新闻》写一篇社论。
“四·一二”之后，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华北新闻》的社论不能写了。这时，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从此他更名王芸生。至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1929年8月22日进入《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新中国成立前他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新记《大公报》20年，奠定了《大公报》不可动摇的文化史地位，也成就了一代优秀报人的人格风范。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继续担任“新生”的《大公报》总编辑、社长至1966年。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9岁。
职业生涯
新记《大公报》的20年
王芸生加入《大公报》不是偶然的。1927年3月，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中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则发表文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华北新闻》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是王芸生后，表示愿意同他面谈。两人见面后谈得颇为投机，张季鸾很是赏识王芸生的才华与勇气。
1928年，时年27岁的王芸生出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只干了一年多就与老板在办报方针和观点上发生分歧，不得不辞职。他给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
王芸生在进入《大公报》之前主笔《商报》时，因与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赏识，于1929年8月22日到《大公报》，成为报史佳话。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
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1936年，王芸生到上海参与《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办。1937年，他开始主持报社业务，撰写了大量社评。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停刊后，他撤到汉口。1938年10月18日，汉口版撤出武汉。《大公报》重庆版创刊。1941年张季鸾去世，他成为《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是敢于直言的老一辈报人，在他主持下早期《大公报》就办得有声有色，在中国新闻界崭露头角。1916年《大公报》转让给皖系政客王某后便一蹶不振，于1925年停刊。不久，时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吴鼎昌出资5万元，与老报人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把《大公报》盘购下来，加以改组，吴任社长，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胡政之与张季鸾都主张办报要走一条“新路径”，使《大公报》成为不受政府政党金钱权势控制的民间报纸，他们制定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个“四不”方针后来就成为《大公报》的社训，王芸生加入《大公报》后遵循这个社训，继续扞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并有所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错综复杂，面临日本侵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共同对外，国民党虽然实行一党专政，但表面上不得不讲一点民主，对《大公报》要尽可能地利用。共产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对中间势力也要尽可能地争取，因此两大政党的领导人都很重视这家民间报纸。据说，当年蒋介石从来不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看中共的《新华日报》，但每日必看《大公报》，在办公室、官邸的起居室与餐厅里各放一份，备他随时翻阅，看到对国民党有利的文章非常高兴，发现不利的就大发脾气。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3次会见王芸生，首次会面时毛主席与他握手时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作宣传。”王芸生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尽力。还有一次是应邀到《大公报》参观访问，出席宴会，还亲笔题写“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赠送给报社。在重庆期间，周恩来还到王芸生家里赠送延安生产的小米、红枣和呢料子。由此可见，《大公报》在当年影响之大。解放战争初期，王芸生竭力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他认为“中共绝无以武力打倒国民政府的可能，政府要以武力完全解决中共，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对双方都进行劝说、批评、质问。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他对中共的指责较多，国民党因此感到高兴。但后来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召开“国大”、学生运动、言论自由等一系列问题上同国民党唱对台戏。但是，中共与王芸生之间也有多次尖锐的矛盾冲突，1941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与日军作战溃败，王芸生应陈布雷的要求在张季鸾的安排下，写了一篇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认为此次失败是由于中共领导的十八集团军不与“国军”协同作战，呼吁十八集团军要“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外作战”。
周恩来看了社评后当夜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大公报》，指出所谓十八集团军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纯属日方散布的谣言与外国通信社的歪曲报道，列举事实逐条予以了驳斥。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18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谴责《大公报》“借长春战争为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并替顽固派帮凶，真是可耻极了”。王芸生在这段时期所写的文章无可讳言是在为国民党政权“帮忙”，其中有些低级错误竟是因为听信日伪或国民党特务的谣言造成的。他受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影响很深，进而提出“以国民党为中心”，要求中共“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他既反对国民党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又反对中共在政府外“另起炉灶”。在他看来，打内战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损失。他的言论不仅遭到中共的批驳，也不见容于国民党，给他加上“为共产国际效劳”、“助长动乱，危害民国”的罪名。
这反映出作为中间势力代言人的王芸生处境的尴尬，他的忧国忧民并且决心以文章报国之举，最后竟使他“找不着北”。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王芸生一度十分悲观，认为共产党不会接受他这样的人，他深感走投无路，思想上也产生了幻灭感。他无法继续自己的自由思维了，对以往写过的批判文章感到恐惧，因为他与两方都打过笔墨官司。
他觉得“没有出路了”，“国民党完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悲自叹。虽然蒋介石曾对王芸生发过去台湾的邀请，但多次的交往使他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在国民党那里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无法实现的，他拒绝了。这可从他在1948年社评中讨论国民党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中看出。一个悲剧人物陈布雷引起了王芸生的深思，王芸生与陈布雷私交很深，这位为蒋介石做了整整20年幕僚的报人，最后在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绝望地服毒自杀。他不想步这位友人的后尘。共产党通过在《大公报》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纯青做王芸生的工作，使他对中国的时局、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李纯青还告诉他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这时王芸生才摆脱了迷惘，燃起了新的希望，决定接受邀请北上解放区。
1948年底，王芸生秘密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候船北上期间为港版《大公报》写了不少社评，如11月10日发表了《和平无望》，明确指出“蒋家王朝覆灭之日即将来临，与国民党已无和平可言，只有穷追猛打，直到最后胜利”。这篇社评的发表公开表明《大公报》立场的转变，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12月8日，王芸生发表社评《又来新闻检查了》，指出国民党压制新闻与出版自由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谈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远离民主，更不必说了。”这段话颇为深刻，可以说是他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的体会。
1949年初，王芸生和柳亚子、马寅初、叶圣陶等20余人到达北京。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对自己以往的思想历程作了比较多的检讨和否定，说明自己虽有强烈的爱国心，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线中，但未能把握阶级立场，而笼统的国家观念，在客观上远离人民，常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因此他说这次到解放区是来向人民阵营投降的。这篇文章标志着王芸生思想的一次转变，虽然他已否定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的存在，但是并没有失掉知识分子的那份报国、为民的热忱和精神，他还有《大公报》，他认为《大公报》在新中国还能继续下去，有所作为。王芸生深爱着《大公报》，他不想这张有全国影响，并且获过密苏里大学新闻奖的报纸葬送在他手中。尽管胡政之在香港已经办了《大公报》作为退路，但他不能忍受堂堂的《大公报》退隐到香港，那是名不正、言不顺，他觉得《大公报》的根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和人民当中。王芸生于是留下，寄希望于《大公报》的风格和自己的报业生涯能够继续。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1年以后《大公报》推出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和后来又推出的单行本，成为“一二·九”运动前后，鼓舞中国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有力的宣传文件。这是因为当时一般读者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不甚了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非常具体而系统地叙述了60年来的中日关系，有大量的日本侵华史实原始资料作依据，很有说服力，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很多读者读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将数十年中日两国间重要史实了然于胸，慨然生发救国雪耻之心。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王芸生，有的对他进行鼓励，有的希望他多写一些中日外交以外的东西，还有人对他采用的史料提出商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一些大学也引起强烈反响。北平的燕大、清华和上海的复旦等高校，分别邀请王芸生去演讲日本问题。1934年8月，王芸生应邀去庐山采访。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请各方面的名流学者讲课，为他出谋划策。王芸生在采访中，曾对蒋介石讲过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魅力何在？下面具体介绍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王芸生进《大公报》后，先任地方新闻编辑，次年编辑《国闻周报》，以“草人”为笔名编写国内外大事记。1931年9月18日深夜，北宁铁路局“沈阳有事”的消息传到大公报，引起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的警觉。9月下旬的一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所有编辑都参加的会议，针对当时形势，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两项决策，其中之一叫做“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料，帮助读者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由来。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当时年仅30岁的王芸生负责。
王芸生接受任务后，从1931年9月底开始，用了一周的时间，对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作了筹划，即使每日刊载一段，也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时，他才感到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他采取的办法是，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在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地搜寻，精选细择，晚间伏案写作，经常是通宵不眠。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已初步整理出头绪，急撰成章，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王芸生撰述的中日关系史料，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6个字。王芸生起初未署名，他当时的考虑是，大公报同人的文章一般不署名，自己也就不署名了吧，只是写“本报特辑”四个字。张季鸾发现了署名的问题，几次催促王芸生署名。王芸生只得从1932年2月12日开始，署上了“本报记者王芸生辑”的字样。从此，王芸生的名字开始被读者熟悉。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内容，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六十年来远东国际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比较，弄清真相，在一贯的线索上找寻结论的轨迹，交织成一幅时代的图画，推演出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供读者参考。“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不久，就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932年4月《大公报》社出版部将已连载3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张季鸾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初版撰写了序言。以后，该书又连续出版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卷。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王芸生能写成如此巨着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作为辛丑年出生的天津人，他一生深深地卷入急剧变迁的中国近代历史，耳闻目睹家国之变。这样的经历使王芸生的文字饱含感情，多从国家根本上立论，站在民众一边说话。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仅视野开阔，且行文平和，虽然日本侵华日亟，王芸生悲愤有加，但全书就史实立论，并无任何谩骂之语，也无夸张不实之处，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决不曲解妄言。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写作跨度原为1871年-1931年，第七卷只写到1919年“五四”时期为止，还有12年未及写作。后因时局动荡，加之王芸生又被报社委任为编辑主任，工作繁重，这12年的写作任务就此搁下。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这本书。日本舆论界发表的评论说，中国一份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性大报《大公报》，如此大规模地宣传中国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唤起中国民众对日的不满情绪。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王芸生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战后的日本。他在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日本人都知道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日本学术界的热心人还为王芸生收集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希望此书能有再版的机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处于冷战状态。1956年8月，王芸生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日期间，他同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历史学研究所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等学术团体座谈，讨论中日关系的有关问题。日本着名历史学家江口朴郎请他谈谈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感想。王芸生说，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事过境迁，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
他还说他不主张历史糊涂主义，但却赞成“国无常仇”。说要忘却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政策是不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他的这些观点，博得了日本朋友的一致赞同。由此，王芸生也萌生了修订和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念头。
1957年6月，有次周总理见到王芸生时曾嘱咐他抓紧时间，重新整理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当时，王芸生是北京《大公报》社长，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访问刘大年，征询他对修订此书的意见。他们商议的意见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新写。据王芸生后来回忆，由于领导的启迪，师友们的鼓励，就着手进行修改。工作相当认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实。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搁笔。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岁月里，这部书给王芸生带来了很多他自己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东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了王芸生的身心几乎是致命的一击。造反派诬蔑王是反共老手，1966年红卫兵查封了《大公报》。王芸生从28岁到65岁在《大公报》连续工作37年，贡献了全部的心血与智慧。他自己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至此“王芸生的精神开始崩溃了”。本来王芸生总希望新生的《大公报》能延续后世，现在《大公报》已经寿终正寝，他这个自认为与《大公报》不可分的人的生命也就完结了。王家多次被抄，书籍衣物被抢掠一空，每月发12元生活费，60多岁的老人每天吃的都是窝头咸菜和水煮大白菜，极度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了肝硬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王芸生过去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第二天，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两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本书，并向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当时周恩来并不知道王芸生在何处，接待田中首相的活动，王芸生当然是来不及参加了。可是周恩来抓住这一机遇，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此时王芸生正在北京某地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周恩来的指示使王芸生的“劳改”生活结束。后来他自己曾说：“我就是在‘云雾’之中，看看周围的‘难友’无一赦免，对自己既感‘庆幸’，又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刚结束“劳改”回家的王芸生，当天就收到出席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9月30日，王芸生诚惶诚恐地手持请柬，步行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23周年招待会。
眼见招待会隆重的场面，王芸生说：“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10月1日，王芸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他才真正相信他的“解放”一定是有原因的。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王芸生才从好友杨东莼处得知自己早于别人好几年获“解放”的缘由。这或许也是王芸生临终前竭尽全部精力投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修订与再版工作的缘由之一，因为他临终前曾含着泪水对子女说：“由于这部书，我提前好几年又吃上了你妈包的西葫芦馅的饺子！”
1973年4月，周总理安排王芸生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参加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其后外交部又安排王芸生担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对日交流活动，也为他继续广泛收集材料，重新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创造了条件。
“四人帮”打倒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王芸生也曾陪同邓小平接待过日本来宾。据王芸生回忆说，每次与小平同志接待外宾，当步入接见厅时，邓小平总是让他先行，并谦虚地说：“王老，您比我年长，您先行！”这令他十分感动。这期间，王芸生接飞机、会见、送行等，很是忙碌。王芸生后来曾幽默地说：“我这么个一辈子干报纸的人，一下子成了‘外交家’啦。”此时他正准备补写修改全书，却患癌症住进了医院。但他不顾医护人员与家属的劝阻，争分夺秒地工作，仅用4个月时间就将第3至7卷全部修订定稿。原来还想把未完成的部分补齐，因病情恶化，只好在他人的帮助下用大事记的体例简略地列出1919至1931年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事件，终于在病床上完成了第8卷，留下了一部较完整的中日60年关系史，实际上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
在胡愈之的多方联络下，北京三联书店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1980年3月，王芸生终于在病榻上见到了由赵朴初题写书名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值得欣慰的是，这部浸透着王先生心血与泪水的巨着终于在他逝世一年后陆续出齐了。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这部书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也成为他生命中最亮的闪光点。
“最大的违心之作”
1949年5月中旬，周恩来告诉王芸生，要他随军南下，继续主持《大公报》。
《大公报》不必改名，还是民间报纸，自主经营，政府不来干预，有困难还是要帮助的。王芸生为此“精神抖擞”。他于6月17日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的过去，正式宣布今后《大公报》“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这表明《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方针的转变，标志着《大公报》新记时代的终结。1949年9月，王芸生作为新闻工作者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目睹平生从未见过的宏伟场面，止不住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芸生出任新生的上海《大公报》社长兼总编辑，当时《大公报》内容一新，受到读者欢迎，王芸生格外积极，发过大量“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的报道，特别是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改造宣传得有声有色，还对资本家向志愿军出售假药的劣迹痛加挞伐。这是他的心情比较开朗、顺畅的时候，觉得自己仍然可以言论报国。
但到1952年情况发生变化，《大公报》在走下坡路，销量与广告收入锐减，最后要靠政府贷款维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无数次往返磋商，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将重庆《大公报》改为公私合营，改名为《重庆日报》；二是各报之间实行分工，在上海各报划分了各自的读者对象：高级知识分子由《大公报》照顾，中青年知识分子归《文汇报》，《申报》改为《解放日报》，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报，读者对象为基本群众和党政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为数寥寥，而他们比一般大众更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要议论，《大公报》派不上用场。《大公报》失去了它的读者基础，发行量迅速下降。王芸生开始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处于困境中的王芸生经过再三考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请示如何处理。一周后他奉命进京，到中南海谒见毛主席。毛听了他的汇报后，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主要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政策。王芸生听后笑逐颜开，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毛泽东见此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原来天津的《大公报》在解放后改名为《进步日报》，曾让王芸生感到极为痛心，现在两报合并，并仍叫《大公报》，真是让他甚为欣慰。可是尽管合并了，发行量依旧不景气，《大公报》难觅旧日大报的风采。他渐渐灰心了，失去了好多自己的想法。此后他一直坚持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办报方针。1957年“反右”以后，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已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方面报道的“党报”。
此时《大公报》已经失去特色，和其他党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应该说，1957年是王芸生失去他的新生思想和热情的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大鸣大放”开始后，王芸生如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热情高涨，本以为可以从对党的爱护出发，一抒己见。哪知有人告诉他，必须去闭门学习，王芸生一抒胸臆的机会被剥夺了。他只好赴文化部学习哲学，没有参加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言论。反右斗争中如果不是毛主席认为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难逃此劫难的。但更为残酷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面主张把新中国成立前《大公报》的历史写出来。是为检讨过去的《大公报》，还是为警示当前的报业，下面的人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王芸生害怕上面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大约在1959年底，在一次政协会议后，周恩来第一次提出要王芸生写《大公报》史的事，王芸生十分坦率地表示，作为当事人写史，对若干人和事的衡量，难免有失公允，因此由他自己来写《大公报》史不合适。周恩来听后并未表态，只是希望王芸生再考虑考虑。后来周恩来再次找到王芸生，建议还是由他来写比较合适，王芸生又一次推托。当周恩来第三次找王芸生谈此事，见王芸生仍执拗不肯，便说出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不作声了，思虑良久，他很勉强地接受了，并向周恩来提出还需曹谷冰与他合作，周恩来很痛快地同意了。至于为何找曹谷冰为合作伙伴，王芸生认为总经理胡政之去世后，曹谷冰虽然担任总经理时间不长，但他毕竟是继任总经理啊。
此后，王芸生和曹谷冰一起花了两年时间，仔细查阅了几十年的旧《大公报》，写出了《英敛之时期的旧栀大公报枛》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栀大公报枛》两篇长文。这两篇长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史实是详尽的，也大致不差。但这些文章对《大公报》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全然没有洋洋洒洒、视野开阔的文字风格，有的只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高度夸张的自我否定，尤其是丑诋张季鸾。例如，《1926年至1949年的旧栀大公报枛》中各个关键时期的言论一节，不到1500字，就把“《大公报》是属于大资产阶级的报纸”一句反复吟诵达15遍之多。这篇文章不仅对王芸生自己，也对《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等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王芸生心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由他亲自执笔，来打碎《大公报》这一许多新闻从业者心中的楷模。
临终前，已大彻大悟的王芸生，悔恨不已：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年至1949年的旧栀大公报枛》。他临终前感叹《1926年至1949年的旧栀大公报枛》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他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写成传记。他说：“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我答应过他，他也说过：‘芸生，这件事非你莫属了。’”王芸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他流着泪激动地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他一再自责《大公报》是毁在他个人的手里，深感对不起张季鸾先生和胡政之先生，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
他表示太悔恨了，说：“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大公报》的阴魂该散了。”
从1949年到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的一段黄金岁月，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片兴旺景象，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到1952年以后他逐渐感到自己不大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内心有一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反右以后，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与好友在家中谈话，稍稍涉及时事，王便一面关门，一面放低声音，夫人还在旁边提醒，要他们不要谈了，他的许多朋友同事都不胜感慨地说，王先生真是前后判若两人！一向不甘屈居人下，不那么驯服的王芸生，他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消失了呢？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毁这位强者的自信、意志与勇气，乃至于扭曲他的个性呢？最让人痛心的恐怕是王芸生晚年那种无法找回自我的困顿，让人潸然。其子女很想把父亲的一生经历录音，“可笑的是，当我们把录音备好，他咳嗽一声，所讲的竟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都是生龙活虎的，有血有肉的，这样，父亲也就没有把他的回忆通过录音方式继承下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扭曲啊！”经过几十年极“左”路线的精神煎熬，他那忧国忧民的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和一心报国的热情淡去了，对现实，王芸生没有了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是一介书生，实在不能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曾经充满自由理想，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恃才傲物、纵横天下的一代报人已变得形容枯槁，百病缠身。
王芸生这一代人离我们远去，留下一段历史任人评说，其中个别的细节已无法再现，留给我们的是让人唏嘘的历史。
新闻思想
（一）
1948年1月8日王芸生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中列举了五点基本信念：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革并驾齐驱。这是王芸生对自己思想的表白。2月6日社评《和平、填土工作——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提出《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所谓的“中立”，《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我们无大野心，却有极大热诚，愿为国家建设做些填土的工作。其实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
王芸生的文章报国，从王芸生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他发誓“不做蒋家官，不收蒋家钱”，也不因蒋介石的拉拢或威胁利诱而改变自己的信念与立场。王芸生曾对蒋介石有过幻想，主张“以国民党为中心”，期望“英明领袖”领导抗战取得胜利，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但他决不为谋个人名利投靠蒋介石。
从“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写了好几篇文章指出张学良只是不抵抗主义的实行者而绝不是创始者，把矛头指向了蒋介石。接着他批评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起对日本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国家民族危害极大，因此他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得失其事小，中华民族之存亡所关大矣。”1937年到1940年，《大公报》包括王芸生在内一致支持国民政府，热烈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而且主张“奉中华民国为正朔”，“以国民党为中心”。在这段时期《大公报》没有“骂”过国民党政府，连一般性的批评都没有。为什么这样做，王芸生在1941年12月写的一篇文章里有所解释，他说：“本报同仁为国载笔，在过去数年中，所以未敢坦率指摘内政，深恐暴露弱点，沮国人之气，损政府威望……”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日趋腐败，蒋介石加强独裁专制与特务统治，四大家族扩张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大大加剧了经济萧条，物价上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王芸生逐步加强了对政府的批评指摘，有时使蒋介石感到非常头痛，派特务监控王在上海的住宅，王芸生外出，常有便衣跟随盯梢。处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王夫人惊恐不已，患了精神失常症。但王芸生不屈服，不退却，多次在公开集会上抗议国民党《中央日报》对他的诬蔑陷害，同时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进行说理斗争。其实，在抗战时期王芸生并不想打倒国民党，只是希望它惩治腐败，振作自新，关心人民疾苦，争取抗战胜利。
（二）
1929年，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以后，他深受张季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较好地保持了“文人论政”、独立评论的精神。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扞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王芸生就以“敢言”着称，他的文章更多带有民营报人“文人论政”的性质，他的言论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的利益。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这些为民呼吁，充满时代责任的文章曾给王芸生以及《大公报》带来很多麻烦，但也为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誉。
1944年6月22日昊鼎昌在重庆《大公报》社说：“我们办这张报是毫无目标的，如果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是真正做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了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决不是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这实际上就是《大公报》信条的延伸。
吴鼎昌的新闻传媒观念对王芸生影响颇深。1948年10月19日，王芸生发表社论《泛论新闻自由》反对国民党对报纸的控制，他认为“报纸不过是一面镜子，它的作用在于反映现实，……非常时期军事消息实行控制，我们理解；但当一切记载都要受到控制时，那镜子就等于粉碎了”。
王芸生出身贫苦，生活俭朴，保持书生本色，从不饮酒抽烟，连茶也不喝。
夫人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全家8口全靠王一个人的薪水维持，生活过得相当清贫。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两次请王出任第三厅宣传处长或设计委员，他都婉言谢绝；后来国民党又聘任他为军委会参议，不仅送来了聘书与薪水，还由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打电话通知王芸生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好在只是个空头衔。”王对陈布雷本来很尊重，待如师友，但这一次却不领情，把聘书与薪水统统退了回去。有一次，国民党某军政要员为提高自己的名声威望，非常想在《大公报》上发一篇文章，他先托人说情，王芸生没有理他，后来又派勤务兵送来了厚礼，可巧王不在家，夫人糊里糊涂地收下礼物。王芸生回来后大发雷霆，对着夫人大声嚷叫：“别以为送礼就能发文章，礼送得越重，文章就越发的不能登。”他马上发信，要送礼的人把东西取了回去。前面提到，周恩来亲自给王送过礼物，那一次他倒是很高兴，不过也只收下了小米和红枣，却请周把一块呢料子带回去。事后，他对家人说：“我对周先生的人品和才能十分敬仰，才破例收下了小米、红枣这带有泥土气息的礼物。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正因为如此，王芸生才能无畏地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才能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三）
王芸生文思敏捷，词锋犀利，撰写言论往往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他的文章还有一个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话实说，直抒己见，从不转弯抹角，引经据典，装腔作势。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芸生还曾说过：“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此外，王芸生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他认为：“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王芸生的这些思想，对当今报人来说仍是可遵循的原则，也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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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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