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不知大家看到的是不是作为清末民初社会改革政治活动家的梁启超；对他的了解是不是大多来自于以“戊戌变法”为起点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从他和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到参加反袁斗争，从他为护国运动摇旗呐喊再到出任北洋政府内阁和淡出政界。如果您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只能说亲爱的读者，您忽略了梁启超在其他领域的杰出成就和贡献。事实上，梁启超所进行的思想启蒙活动，主要是通过办报撰述进行的，如果从1895年办《中外纪闻》涉足报坛开始，到1922年《解放与改造》停刊离开报界，梁启超一生近一半的时间，前后长达27年都在从事办报实践活动，在国内外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这27年时间里，梁启超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有11种，积极支持或实际指挥的报刊有6种。戈公振曾评价梁启超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起端。”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着名的报刊活动家，梁启超在我国新闻史上所发挥的影响是巨大而绵长的。
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地主家庭，1877年5岁入塾就学，很早便表现出不寻常的才华，被誉为神童。自小熟读经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取秀才，17岁中举，并且以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赏识。
1890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落榜。经陈千秋引荐，于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
从此梁师从康有为，听其教诲，除学习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外，还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所办的报刊，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1895年春在进京会试期间，他协助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发动了“公车上书”运动。接着梁启超主编《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在舆论界初露锋芒。《中外纪闻》被查封时，他的衣物书籍也被没收，“流浪萧寺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恰在此时，康有为想让他去上海办报，梁启超便在1896年3月离京赴沪。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一年零三个月，发表《变法通议》等14篇文章，较系统地阐述了变法维新理论，为变法做宣传，蜚声海内外。1897年10月，因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排挤而脱离《时务报》，赴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了《湘报》的筹办和撰稿工作。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并受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始终坚持办报办刊，通过报刊宣传自身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针砭时弊，呼吁呐喊。梁启超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1898年横滨）、《新民丛报》（1902年横滨）、《新小说》（1902年横滨）、《政论》（1907年东京）、《国风报》（1910年在东京编辑，在上海出版），又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1900年）。
“辛亥革命”后回国。此后，他又创办了《庸言》（1911年天津）、《解放与改造》（1919年北京）等报刊。
职业生涯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他的一生是孜孜不倦追求改良维新和寻求中华民族出路的一生，同时也是筹办主持报刊进行舆论宣传的一生。梁启超自己也常以报人自称，对自己的宣传和舆论造势的能力很是自豪，曾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一）
经过“公车上书”后，梁启超认识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设报馆，以传播变法思想，办报是最终实现变法改良的第一步。梁启超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明确说：“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鲜，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由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梁启超从事报业活动的开端是参与创办《中外纪闻》，《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出版4个月后更名为《中外纪闻》（一说改名《中外公报》）。这是梁启超协助其师康有为创办、并亲自主编的一份木刻印刷的双日刊，内容设有上谕、外电、报译等栏目，除转录中外各国有关社会改革的时事政闻外，还载有梁启超等撰写的一些按语和短评。作为强学会机关报的《中外纪闻》，在当时的政治举动虽然不多，但在介绍西方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评论中西社会得失、宣传向西方学习、改良清廷政治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中外纪闻》的宣传，触犯了清廷守旧官僚的既得利益，故为当时的权贵所不容。
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办，以康梁为首的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结党办报活动遭到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强学会及《中外纪闻》被查禁以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和报刊活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信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国，于是维新派重新聚集力量，逐渐将维新变法活动和办报活动推向高潮。在这一时期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和办报活动中，最出色的报刊活动家是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是1896年8月9日正式创刊的《时务报》。梁启超一生参与创办并主持的有重大影响的报刊，首推《时务报》。《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同时注意中外时事的介绍，在创办之时，梁启超和汪康年曾议论说：“非创办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收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事，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在其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梁启超既是总编，又是主笔，实为报社的骨干和灵魂。当时20岁出头的他，热情洋溢，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的编撰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在梁启超的苦心经营下，《时务报》很快成为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为开启民众觉醒的金钥匙。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包括成为维新派的纲领性文件的、着名的《变法通议》。梁启超之为文论政和名噪一时，皆自主编《时务报》开始。利用《时务报》这一宣传阵地，梁启超较全面而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改革内容和具体思路。为了更好地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文体的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这种新文体出现后，风行一时，被世人称为“时务文体”。《时务报》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力，使梁启超明确地感觉到了报纸的力量，因而他也将《时务报》看作自己办报事业的真正开端，他在《三十自述》中称：“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
在主编《时务报》之余，梁启超还积极参与其他维新派报纸的创办和组织，并为这些报纸撰稿。在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带动和共同努力下，掀起了维新派的办报高潮，也掀起了第一次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据统计，1895年至1898年的3年间，全国报刊数增加3畅7倍，达94种，出现了“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所未有之事”的局面。
（二）
1898年8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依然不变的是他的维新改良的政治热情，他仍然利用报刊开展救国斗争。这时期开始独立创办报纸的梁启超，先后创办与主编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和《国风报》。
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下，梁启超在横滨创办并主编了《清议报》。这是一份以政论为主兼有时事新闻的刊物，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为宗旨，以期“广民智，振民气”，继续推行变法救亡图强运动。
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上发表了30多篇政论文、一些专栏作品和大量诗文，进行变法改革和宪政思想的启蒙宣传。
1902年2月8日，《清议报》停刊后约50天，梁启超在旅日侨商资助下又在横滨创办了大型的半月刊《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96期。这几年是梁启超工作最勤、撰稿最多的时期。
每天他除了负责编排稿件，还要撰写5000多字的政论，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说和着述，粗略统计有150篇左右。这期间梁启超改良与革命兼有、保守与激进并存的思想流变，直接影响到《新民丛报》的宣传内容，但总的来说贯穿《新民丛报》的主线是鼓吹维吾新民、国家思想、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期望以此引导近代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与发展。
梁启超为立宪团体政闻社办的机关刊《政论》月刊于1907年10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刊（一说创刊于日本东京，自第2期起在上海发行）。《政论》以鼓吹改造政府、和平立宪、建立国会制度、实行责任内阁为主旨，梁启超是重要撰稿人，他写的《政闻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立宪派以有秩序的和平请愿方式，来改造专制政府为君主立宪政府的政治要求。在《政论》的鼓吹下，加上政闻社成员及国内各立宪团体的积极组织参与，全国很快开展了国会请愿筹备活动。清廷恼羞成怒，1908年8月13日查禁政闻社，前后只出了7期的《政论》月刊被迫停刊。
1910年2月20日，为适应全国国会请愿运动高涨之新形势，梁启超创办了旬刊《国风报》，自任总编撰。该报内容分为论说、时评、着译、调查、纪事等栏，每期百余页，约8万字，所有稿件由梁启超在日本编排好后寄上海出版发行，约有一半文章为其亲撰。《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大力宣传君主立宪的系统理论和具体方案。它是当时立宪派指导和推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有重大影响的报刊，每期约发行3000份左右，遍及全国17个省市及海外各地，共出了52期，1911年7月停刊。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体”，他本人也由于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而被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文章针对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梁启超力主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由于其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应该浅显易懂，所以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他的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处还在于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这使他的文章仿佛具有了某种魔力。
（三）
民国初年，虽曾几度步入政坛为官，但梁启超主要的政治活动仍是办报宣传。这一时期，他于1911年12月1日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自任主撰述，他的声望与地位使《庸言报》风行一时。1916年8月15日，他与汤化龙等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后更名《晨报》），聘李大钊为第一任总编辑。该报以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修养、新文化为主旨，它的副刊设有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1919年9月3日，他与张东荪、俞颂华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半月刊《解放与改造》（后更名为《改造》）。此外，梁启超应中华书局之邀为该书局创办的《大中华》杂志撰写了发刊词并签约答应任其总编撰3年，该刊在“护国运动”时期刊载大量讨袁言论，其中便有梁启超的名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四）
梁启超晚年表白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的确，爱国、救国才是他一生从事的各种活动的宗旨，包括其办报活动无不围绕这一根本目的进行，也就是说其一生办报的目的就是为唤起民众爱国救国。他主编的《时务报》以鼓吹变法图存为主旨，自创刊号始就连载其长文《变法通议》，反复论证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发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呐喊，说明能变法则强、不变法则亡的道理，并调强“变法之本”在“开学校”、“废科举”和“变官制”。梁氏关于变法图强、伸民权、设议院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宣传，当时在知识界收到了振聋发聩之功效。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期间，虽曾一度力倡破坏革命，但其思想终究无法脱出保皇与君宪的藩篱，于1903年后终放弃排满共和论而重尚君主立宪主张。同时梁启超在以舆论之剑协助革命派击倒清廷方面出了大力。胡适认为：“梁氏之笔使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他自办《时务报》起，就着文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黑暗。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梁启超的办报宣传活动，正是做了批判封建专制以孤立清廷及宣传民主共和以唤醒国民等方面的舆论工作。
另外梁启超不仅自己长期努力学习和接纳西学理论，而且还尽力广泛传播它，并将通外情、述外事、译外报与开民智、号召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早在主编《中外纪闻》时，梁启超就在该报辟有外电、译报等栏目，开始关注西方的新学说，常就外国政事发些议论，后任《时务报》总编撰期间，他除为此辟专栏发文章外，还专聘8人分任英文、法文、日文和俄文的外报外电译事。梁启超的宣传工作，为国人提供了一个窥视和了解西方社会大千世界的窗口，并使几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受到了西方思想学说的洗礼。梁启超亦因此而名声鹊起：“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卿，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有些人甚至把当时的梁启超看成是同孙中山一样的救国者而寄予厚望。
因此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性质的关键是梁启超一生所有的办报活动都是其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也就是说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梁启超所办的报刊注重时政性，尤重政论，同时最为擅长的也是政论文章，仅以梁启超在《时务报》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其所发表的政论文章就占2／3。《时务报》上刊载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波兰灭亡记》、《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说群自述》、《论中国之将强》、《论军政民正相嬗之理》、《知耻学会叙》等重要论着。梁启超最为出名、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也是政论文章，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等等。梁启超认为：“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积极地利用报刊为政治活动摇旗呐喊、制造舆论。但梁启超编撰的报刊，由于以党派利益为首要出发点，在新闻宣传中有时会有牵强附会甚至不顾科学性的问题。以梁启超的《古议院考》为例，为了说明设议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是议会思想。《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杀，然后杀之”，也是议院思想的基础。这样牵强附会的推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严复看到这篇文章后，即致函批评梁启超无科学依据，完全是凭空想像。毛泽东也曾说梁启超“好纵论古今中外，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新闻思想
在27年的办报生涯中，梁启超表现出超人的精力与才智，他往往既是报刊的创办者，又是其总编兼主笔，同时他的办报活动又时常与政党的活动紧密相联，表现出其强烈的政治激情与责任心。梁启超在繁忙的办报实践活动中，还写下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栀国风报枛叙例》、《中国各报馆始末》、《中国各报存佚表》等文章。综观梁启超近30年的新闻活动以及反映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归纳言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如下。
（一）
梁启超对于自己所办报刊的政治性和党派性，从未讳言过。他坦然承认自己所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等报刊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是本阶级政党直接参与政治斗争以改革国政的重要舆论阵地和宣传机关。梁启超从一开始就抓住办报这一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其所办报纸的版面上，绝大多数是政论文章，新闻事实的传播处于极少的一部分。梁启超对新闻政治功能的认识一直深深影响着当时我国报刊业的发展，自梁启超开始，中国近代各政治团体、各党派、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十分注意办报，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党派观点，制造舆论的阵地，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既然党报是政党的代言人，那么其言论就一定要反映该党派的意志和政治经济利益，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鉴于此，梁启超在论及评判党报之优劣时，提出了4条标准：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地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在此他把关系到报刊政治方向的宗旨和思想这两条摆在第一、二位，显然是有了以政治标准作为报刊第一评价标准的思想，而他在办报的实践中，也始终坚持其所办报刊为维新改良派之政治改革活动摇旗呐喊的政治方向，注重报刊的政治功能，以宣传爱国救国、输入文明新理、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导中国社会进步为主旨。
作为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期就发表了着名的论说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指出报纸对于国家起着“去塞求通”的重大作用。此文开篇即指出：“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上下相通，内外相通则强，闭塞则弱。为使国家强盛，报馆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由此，他满怀激情地说：“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利，重哉，报馆之责任！”他提出了“耳目喉舌论”：报刊既是耳目，能帮人们了解中外世界；报刊也是喉舌，使上面的措施能谕之于民，下面的苦患告之于君。他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说明：“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从梁启超的办报实践中可以看出，他所办的报纸主要体现的是“喉舌”作用，即利用报纸宣传达到政治目的。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种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他还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二）
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梁启超以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念，阐明报刊与政府两者的对等地位，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有义务和职责监督政府不滥用职权，并为其行政当好参谋。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是“现代之史记”，具有鉴既往、察现在、看将来，导国民以进化途径之责任和作用。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此文一出，令人耳目一新，他将“耳目喉舌”论赋予了新的内涵：“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在论及如何更好地来发挥报刊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这两大社会功能作用时，他强调要具体研究“各种政治问题”以明救世之义，及向国民灌输“政治常识”以开民智，并进而“造成健全之舆论”。
何谓“健全之舆论呢”？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对舆论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政治家，梁启超十分看重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他曾提出，“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而舆论监督的执行者便是报馆，“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
舆论监督若能切实实行，那么“良政治必于是出焉”，国家的政治才可能进化。
1901年梁启超在《栀国风报枛叙例》一文中提出了系统的健全舆论论。他认为报刊可“荟萃全国人思想言论”，有造成社会舆论的能力。为了健全舆论，他提出了五大要素，即“五本”说：“一曰常识”，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不畏强权、强力，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四曰公心”，人们不应以自己的好恶和党派归属来判断是非，应从公众和国家利益出发，公允地作出评判。“五曰节制”，言论应有节制，舆论并不是造得越热越好，“当其热度最高之际，则其所演之幻象噩梦，往往出于提倡者意计之外，甚或与之相反，此舆论之病征也”。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还要求报馆及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八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若报馆及其从业者能做到“五本”、“八德”，就一定能在全国上下形成健全舆论，而一旦健全舆论形成了，就能强国，国家“乃可以措诸长治久安，而外之有所恃以与各国争齐盟”。
虽然他把报刊看作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关，代表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他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这一点始终都没有改变过。他主持的报刊始终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只是报刊的配角，即使是新闻报道，也多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
（三）
虽然梁启超从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和沟通朝廷与民众信息的必要性上，说明报馆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特殊功能，但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也揭示了新闻的一些特点。如对于记事，梁启超提出了“博”、“速”、“确”、“直”、“正”五原则。
梁启超办报时间之长，主办报刊之多，报业思想之新与丰，及报刊宣传的社会影响之大，在清末民初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二十余年的办报宣传活动，在沟通中西方文化思想交流、促进知识界思想大解放和近代中国报业自身发展、推动当时的社会改革进步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综观梁启超一生的办报活动，其办报一直与其反对封建专制及列强入侵、倡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斗争相始终，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以文字宣传报国，他的报刊活动、宣传活动都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所服务的，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终其一生所要实现的目标无非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办报只不过是他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报人，也只不过是他的兼职而已。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活动家。他所强调的报刊的独立性和作用，较多的是政治原则，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具体的原则虽然有所涉及，但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政治理想构成了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根据，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转换，成为他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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