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的迷雾，追寻中国近代报业的源头，映入人们眼帘的一定少不了《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在香港创刊，该报一改中国传统报刊以传抄上谕、刊载奏章为主要内容的办报方式，以“立言”为目的，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刊，使中国报刊首次以战斗的姿态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冲破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樊篱，使《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
在国人早期创办的报纸中，《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面世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具有首创之功，因而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特殊价值。
创办并主编这份报纸的“中国人”，就是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
王韬生平
王韬是一名饱学之士，他初名利宾，字兰卿，又名瀚，字懒今，1862年改名韬，字仲韬，别号弢园老民。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在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其父原以私塾教师为业，王韬少年时就从父学习古代文史经典，徜徉于“四书五经”，打下坚实国学基础。1845年王韬参加乡试，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但自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从此绝意仕途。
1847年其父到上海设馆授徒，第二年春节，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虽然这次接触只有短暂的三天时间，但王韬却首次参观了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的墨海书馆，这是近代着名的********，并和传教士麦都思等人进行了交谈——王韬当时并不会想到日后他的命运将和他们发生紧密联系。
1849年，家乡大水，加上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来源的王韬收到麦都思的邀请，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他受聘墨海书馆。当时为外国人工作被视为丧失气节，是辱没祖宗的事情，只有落魄的外地人才会这样做。因此，王韬这段时间显得特别失落痛苦，但他忍受着“卖身事夷”的骂名，坚持下来。王韬接触西学，由此肇始，一生事业，亦发轫于斯。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他协助麦都思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前后达13年之久，将宣扬基督教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如《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等。同时，也把西方的一些科技书籍译介过来，如《光学图书》、《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泰西着述考》等，并将它们编辑成册，名曰《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1862年，对于王韬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2月在回乡探亲期间，他曾以“黄畹”之名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长官刘肇钧（王韬“长毛状元”的外号由此而来），主张太平天国不该先攻上海，而应与清朝争夺安庆之天下。后因清军攻破太平军，缴获王韬所上之书，清政府下令通缉他，王韬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的身份，于10月乘船逃离上海，开始了他长达23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活。王韬首先到达香港，当时的香港，工商繁荣，交通发达，完全是与内地不同的景象。
在麦都思的介绍下，王韬受佣于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协助理雅各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从1863年起，相继完成《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竹书纪年》等译成英文的工作。在这段时间，王韬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并参与编辑《近事编录》。
王韬所表现出的出众才华，以及出色的译书成就，赢得了理雅各等人的赞赏，也为自己带来了一次游历欧洲的机遇。1867年，应理雅各之邀，王韬开始了两年多的漫游欧洲生活。他在巴黎看电影，参观卢浮宫，在伦敦参观电报局、英国议院、大英博物馆，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的中国学者，从东方到西方，亲身目睹异域国度的景况，王韬眼界大开，产生了无限的感慨。
王韬后来极力鼓吹洋务，主张变法图强，显然是和他此段生活分不开的。在欧洲的两年多时间，王韬生活在理雅各的家乡，位于苏格兰中部克拉克罗南夏郡的杜拉，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协助理雅各翻译，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易经》、《春秋左氏传》等书，先后被翻译成英文。
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从欧洲回到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继续协助理雅各完成其尚未完竣的中国经典着作的翻译工作之余，还为香港的《华字日报》写文。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并为上海《申报》所转载。《普法战纪》传入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有识之士的称颂，以致名震东瀛。这样，王韬就有机会出访日本，开始其着名的扶桑之游。1879年应日本学者邀请，王韬东游日本，都下名士，争与相交，盛况空前。
当理雅各完成其巨着，1873年受聘回英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王韬与友人黄平甫（即黄胜）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筹组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中华印务总局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王韬在《循环日报》主持笔政整整十年，直至1884年他离开香港去上海《申报》任职为止。
1885年，也就是王韬57岁时终于获得李鸿章以及清政府默许回到故土。
回国后，潦倒颓唐，百事俱废，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能让他感时伤命，一边作自传，一边整理自己一生的着述。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着书40余种。1897年，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归葬故乡甪直。
职业生涯
王韬天生聪慧，又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少时颇负才名。与旧式读书人一样，王韬企图走科举之路，以实现光宗耀祖、彰显门第的理想。1845年王韬参加乡试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取得了成为士大夫最低的身份。考中秀才后，满以为举人、进士、翰林等都是囊中之物。但自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无法通过做官为宦的资格考试使王韬失去了进入官场从而建功立业的机会，从此绝意仕途。
后来王韬对报纸产生浓厚的兴趣，殷切地期望一份由华人自办的华文报纸的诞生，并且最终能够成功办报，显然是与其个人特殊的工作生活经历分不开的。对他来说，办报虽然是一行新鲜职业，但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事情。
绝意仕途后，王韬到中国比较开放的大城市上海谋生。在上海时，他就接触到印刷和出版事务，曾游历参观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与传教士麦都思相谈甚欢。墨海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印书局，属英国《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他的雇主麦都思还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者。因墨海书馆是西方教会的编辑********，中国仕途文人多不屑参与。而传教士本身又不能完全胜任编译出版工作，只好在中国民间物色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充当编译人员，王韬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工作，除了佐译《圣经》以外，就是负责出版文字的校对和发送《遐迩贯珍》。
1857年王韬协助出版上海最早中文杂志《六合丛谈》月刊，开始了办报生涯。1862年10月因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出谋划策被清政府通缉，王韬被迫逃往香港。在香港期间，王韬主要的工作是协助英国传教士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
香港的英华书院是一个学校兼印书局的二合一机构，理雅各本人兼有伦敦布道会出版局监督的头衔，与理雅各共事近十年，王韬对出版编辑工作十分熟悉。在译书的同时他自己也在1864年前后兼任《孖刺西报》的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这更直接地为其以后办报积累了经验。此时已有一定报刊工作实践经验的王韬，在通过游历西方诸国之后，对报纸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通过游历，王韬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了切身感受和理性认识，这使他逐渐偏离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轨道而变成一个热心倡导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家。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次游历之中，王韬跟西方的报业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他专门前往爱丁堡一家印刷厂参观印刷设备和流程。他不无感慨地记载，印书馆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其浇字盖用化学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数千百字。
旅行欧洲和研究西方人文历史的过程中，王韬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西方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报刊传播媒体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特别向往西方大报的影响力和报纸言论对舆论的引导，“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王韬毕竟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时刻铭记于心。英国报纸社会地位之崇高，影响力之深远使王韬受到很大启发，不必走仕途同样能济世救国，仿办一份“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的中文报纸的雄心壮志，在当时王韬的心中已开始形成。他在评估泰西报纸的社会作用时写道：“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土地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因此，他认为学西方不仅要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章制度，还要着手像西方那样为富强活动开拓出一个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这样，富强活动才能成为举国关心和不可阻遏的成功之业。这更坚定了他办报的决心。他要利用报纸这一现代传播媒介发表言论，宣传改良变法，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宏愿。
自欧洲回到香港后，王韬几乎处于半失业状态。理雅各抵港后不久便又因事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生活来源。为此，他曾一度打算加入曾国藩的幕僚队伍“糊口”，但旋因曾国藩死去而未果。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1872年前后，王韬加盟《华字日报》，不久之后担任该报主笔，为该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经历为他自己办报积累了直接的经验。
l873年，王韬联合黄胜等人，集股一万墨西哥银元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成立了自己的中华印务总局，所有这些个人的新闻和出版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为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条件。
中华印务总局同仁的共同愿望是创办一份“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的中文日报。关于为什么要创办中国人自办自营的报纸，王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西人的束缚，独立发表见解。因为当时的其他报纸“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1874年2月4日，王韬、黄胜等人集资创办我国第一份政论报纸香港《循环日报》，其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不同一般的个性特征。第一，它是日报，除每个星期天以外，它坚持按日出版。第二，完全由国人创办经营成了《循环日报》的一大特色。《循环日报》在其本局布告中写到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物，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它的“总司理”为陈蔼廷（即陈言），“正主笔”为王韬，均由中国股东“同人所共举”产生。其他协助王韬办报者也均为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归国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何启，王韬的女婿钱征，广东秀才洪士伟，报纸翻译、后为香港富商的胡礼垣等。第三，也是《循环日报》最根本的特征，是《循环日报》的政论色彩。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曾指出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争锋。
《循环日报》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它有一群学贯中西而又不受大清律令约束的编撰人员、能够云别人之未能云、言别人之未敢言的特点，使它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其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循环日报》的文章还广泛地被《申报》等中文报纸所转载。这些都说明，王韬主持下的《循环日报》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执掌了中国报纸草创时期的牛耳。《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宗旨，以“通外情，广见闻”为己任，致力于传播和普及西方知识，推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反映世界大势和时局变化，鼓吹学习西方，变法图强。
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达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
1875年王韬发表了着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王韬无疑是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很快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论型报纸，它介绍西方文化，评论时政，鼓吹变法自强，并且成为维新变法先驱者的重要讲坛。
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强调“立言”，但难能可贵的是《循环日报》也重视经营。为了保证“华人出资，华人操权”，《循环日报》广泛开展了广告业务及其多种经营之道，以不断夯实“华人操权”的经济基础。报纸创办初期不仅是免费赠送，在报上大力宣传以及四处发海报，并且还要求华人商家将海报贴在商店墙上。另外，每天还发行“行情纸”，以小张的中国土纸印刷，刊登报刊截稿以后收到的重要消息。《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刊，广告占报刊版面四分之三左右。但是，刊登在早期《循环日报》上的欧美船务公司、洋行及药局等广告，并不多见。因为它打的是“华人社会之喉舌”的旗帜，因此以此理念招徕广告订户，劝导华人商家在此刊登广告。总之，王韬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港口城市，报刊必须通过广告的经营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在近代中国，由中国人出资、中国人当主笔、为中国人说话的报刊的问世，是破天荒的事情。
王韬曾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学者，在上海，他翻译西方科学书籍，逐渐接受了其中部分的科学知识及其科学精神，同时，其传统的保守思想也开始逐渐转变，尤其是香港以及海外旅游活动，亲身感受到异域风情，体味不同的文化，融合西学、新知，但尤为可贵的是，王韬并未全盘照搬西学思想，而是取其精华，结合国情，做出超越时代的创造性事业。正是基于对报刊作用的深刻理解，他的办报实践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注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王韬以报议政，通过撰写报章政论来表达自己的经国济世之心，他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着称的报刊，王韬也成为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终于通过办报和发表报章政论实现了自我价值，造成了社会影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靠办报刊在中外获得声望的人。
新闻思想
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而且还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因此在介绍他的办报实践之外，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分析他的新闻理论。他的办报思想既建基于对报刊的直接体验之上，同时又在报刊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执掌《循环日报》的10年间，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的“日报立言”之实践和思想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目中。而且他还在《循环日报》上先后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有稗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一系列反映他的新闻思想的文章。他集学者与办报实践家于一身，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以开放的心态，在“君民共主”的政治理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阐明报纸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办报的目的以及办报人员选用等问题。虽然他的一系列新闻理论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王韬毕竟是我国具有专门办报思想的第一人。他的新闻思想具体如下。
一、对报纸作用、特点和功能的认识
通过对王韬有关文章的阅读可知，他已经能比较准确地认识报纸的作用、特点和功能：
第一，报纸所刊内容十分广泛，“上自朝廷之措置，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其论”。“凡夫风土人情，山川险要，政令之沿革，技艺之短长，纤悉言之”。
第二，报纸功能多样，既可“广见闻、通上下”，又可“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具体如下：“广见闻”：王韬从西方报纸的内容与作用上论证了中国人办报之必要，希望通过报纸传播新知，改变当时的人们“拘守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陋习，使中国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通上下”：即“下情上闻，仁意下达”，是指皇帝政府与民众舆论之间信息畅通无隔阂。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因为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上下相通。因此，王韬热切地呼唤中国也要“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希望通过创设日报来达到上下相互联络的目的。他积极主张在各省城设立新报馆，让“四方之水旱、货物之盈虚，讼狱之是非、民情之苦乐，备书其事，以动当局之听闻”。“通内外”：即“通外情，广见闻”，“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枪炮打开之后，中外交涉便日益增多，出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情况。
然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这样，“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不管国际局势如何变化，中国人依然故我、援引成例，其结果是事与愿违。王韬对这种于外情茫然无知、内情又不得流传于外的情形扼腕叹息。他怀着一腔忧国忧民之心，为中国的保商御侮、变法自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其中之一，便是利用日报以通内外的观点。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中国人没有主动地去了解西方，更没有主动地让西方人了解自己。对外宣传无人重视，以致“隔阂为患”。王韬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不仅远胜魏源的“夷情备采”，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辅教化”：《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就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明确表述，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便是“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历来就有以先觉启后觉的观念，王韬也不例外。他认为去恶扬善、开启民众是报纸的功能之一，也是《循环日报》的一项任务。就是说，报纸登载的内容不仅广泛，而且要对读者有借鉴和教化作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具体怎样去做，报纸可以助你明辨是非。
第三，报纸发行面广，读者多，“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亦日众”。报纸传播速度快，可使朝令而夕颁。
二、“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
王韬及其同仁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见解，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展开。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强调“立言”，几乎每天都发表政论，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循环日报》的政论与《循环日报》的指导原则密切关联，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藏否人物，倡导改革舆论，以致顽固守旧之士觉得如芒刺在背，必欲囚之、杀之而后快。
综观整个封建社会，言禁永远是封建统治者扞卫王朝统治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言禁的顶峰当属清朝，即便是在晚清末年出现的传教士办报，也不得不顾及清朝廷严苛的言禁制度，而王韬办报的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总体上仍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把西方社会沟通信息与政见的重要手段——报纸引入中国，并把它的宗旨放在抨击时弊、扫除传统成见和倡导改革舆论的社会价值上面。他一再呼吁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允许报纸“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便以形成“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清议之风。已有一定报刊工作实践经验的王韬，在通过游历西方诸国后，对报纸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他看来不必走仕途同样可以济世救国，因此，利用报刊来“熟刺外事，宣扬国威”，就成了王韬的一个“自然的选择”。毫无疑问，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纸观念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在他之前，中国改革思想家一般都是以着书立说或书信往来传递他们的改革要求，因而影响面狭窄，往往撞不开巨大而沉重的黑暗闸门。自王韬之后，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把创办报纸、诉诸公众舆论作为提出政治诉求的更有力的“施压杠杆”。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王韬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其披荆斩棘、开拓未来之功永远彪炳史册。
三、有道德、“通才”的新闻人才观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在他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应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所谓“通才”，不是只有“一技之长、一才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却对“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国际局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关心时事，成为“高才博识之士”。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要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否则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参考文献
1.［美］柯文着，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和晚清的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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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5.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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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志春编着：《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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