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伴随时事的迅速变化，各报加强新闻报道，以获得独家新闻、发表精彩的通讯取胜，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了一批着名的新闻记者，如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同时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着名的报刊政论家，这些人开始以“记者”的身份而着名于世，在这些人中间有这么一位记者，戈公振谓其“报界之奇才”，徐宝璜称之为“通信界之大师”，他就是黄远生。黄远生以“四能”即“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自勉，常能采写到材料丰富可靠的重大新闻及内幕新闻，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远生生平
黄远生，1885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西九江，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黄远生系出书香门第，曾祖黄凤楼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天资聪慧，过目成诵，被家人视若掌上明珠，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不但广涉经史子集，而且黄家还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使之接受西方教育。1900年7月，家庭突遭变故，父母双双离世，黄远生成了孤儿。这年，他变卖祖上留下的田产，前往浙江南浔公学，开始求学生涯。在南浔公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潮运动，表现出“为人当独立自尊”的高远志向。黄远生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
1903年，他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这次会试是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同榜进士中有沈钧儒、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周岁不满20，因其年龄最小且创了乡会试连捷的佳绩而前程备受看好。1904年中进土后，获得“知县即用”资格，但他不愿做官，选择东渡日本官费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
1909年学成回国，黄远生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黄远生痛恨清官场黑暗，遂于“辛亥革命”后弃官，全身心地进入了日后他大有作为的新闻领域。1912年，黄远生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后又编辑过《庸言》杂志，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还经常为《国民公报》、《论衡》和《东方杂志》撰稿。他长于采访，勤于写作，所写大量通讯、政论、时评、杂着风靡全国，尤以擅长写新闻通讯着称于世，是我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黄远生对袁世凯曾抱有幻想，然而当袁世凯的称帝野心暴露后，他登报公开申明反对帝制，并明确表示与袁世凯划清界限，但始终得不到国民党人的谅解。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启幕，为制造舆论，袁世凯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国内人士中，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梁启超，企图以20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也奈何不了他。于是袁世凯想借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造势，便多方拉拢黄远生，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命黄作一篇鼓吹帝制的文章。黄远生大窘，拖了七八天想不作，却又经不起袁府威逼催讨，无奈之下只好写了一篇语意模糊、似是而非、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应付。友人劝他如此应付实在不妥当，总以不作为妙。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比原作分量更轻。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
于是黄远生“再无可转身了”，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为了摆脱袁的纠缠，决然逃离北京，遂于1915年9月避往上海，并在上海各报刊登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坚决表明反对帝制的立场，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忏悔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因而整篇文字给人以沉重的压抑之感。
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中国，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独立记者谈何容易，他彷徨过，痛苦过，他不想得罪袁世凯，所以才写了那篇模棱两可的文章，最终也过不了关。1915年12月初黄远生避往美国，又在报纸上发表反对帝制的声明。他憧憬着在异国他乡“一意做人”，开始全新的生活。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就在他到达旧金山不久的12月27日被暗杀，31岁便与世长辞。1985年，狙击黄远生的凶手和暗杀原因才被确认，是国民党人误将其当作支持帝制的袁世凯党羽，到美国不久就被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警卫刘北海枪杀。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章收集整理为《远生遗着》四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职业生涯
（一）
黄远生生活在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成长在这一特殊时代中的黄远生具有自身的矛盾性。自年少之时，他就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对革命、自由、民权等进行自己的思考和探讨。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陷阱，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不到20岁就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中进士后又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转而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时黄远生开始对新闻时政产生浓厚兴趣，关注新鲜事物，每逢假期，四处游走，考察扶桑国情。1909年黄远生学成回国，本来回国后他是不愿涉足官场的，然而此时清廷大倡新政、推行法制，这不禁使黄远生重新看到了希望，接受清廷官职。然而时局不济、内忧外患、国事弥艰，官场愈发黑暗，令他非常失望，不甘心“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便一直十分关心时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这时恰值北洋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铎赴西欧考察宪政回国，李盛铎因与黄远生同乡，遂点拨其曰：“吾见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李盛铎的建议深深触动了黄远生，他深感清廷腐败，做官之意顿消，遂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从此开始自己真正的记者生涯。梁启超在《中国三少年》一文中曾对民国初期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第一人就是黄远生，其余二人是张君劢和蓝公武。黄远生天资聪颖，又有着为官和留学的特殊经历，社会交往广阔，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治都十分敏感和熟悉。凭借着这些优势，他先后担任过上海着名的《时报》、《申报》等报刊的特约通讯员。黄远生思维敏捷，文笔绝佳，无论是动笔写论说或通讯，都能一挥而就，所写文章又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有条有理，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辛亥革命”后，他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自愿做一个记者。他之所以不愿做官，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为社会鸣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虽然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时间，但在新闻界早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邵飘萍同被时人称誉为民国初期“新闻界三杰”。他首创了通讯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这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他当时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记体，其“远生通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二）
下面我们从“远生通讯”来进一步认识黄远生。《远生遗着》四卷包括论说、通讯、时评、杂着等，其中2／3是通讯，有153篇。他的通讯是民国初期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对研究民国初期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邹韬奋曾在文章里写道：“在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做学生时，每天跑进阅览室的时候，心里最盼望的便是《时报》上又登出了远生的北京通讯。远生通讯之所以吸引人，第一是他采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要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
远生通讯遵循新闻规律，注重报道事实的客观、真实，使新闻开始回归本位。为了掌握真实的新闻材料，他常深入现场，采访一线的当事人，尽可能多地搜集第一手事实材料；叙述中，用事实说话，客观公正地把事实真相还原在读者面前。
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报道很注意时效，这从他的通讯的标题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也有很强的采访功力，以采访政治人物见长，经常周旋于总统、总理、内阁成员等众多政要之间，善于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梁士治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一一地刻画和深刻地揭露。他依据全面掌握的材料，以追踪事实真相、追问“为什么”为旨趣，层层解剖事实，往往提供详尽的背景材料和新闻事实，同时报道读者未知或者已知但不确知的重大新闻，描绘和再现了一幅幅民国初期的国情、政情图。
为了增强通讯的可读性，黄远生写作时注重文章结构的变化，时常运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他的通讯实现了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有效结合，在叙述新闻事件中融描写、抒情、议论为一体，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既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又保持了通讯的新闻性。
（三）
“远生通讯”影响很大，以至盖住黄远生其他成绩，其实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他的政论往往由一个事件或某种现象引发，例如，《官迷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上下受“官迷之毒”影响益深而所做的论说，“今有官迷，则社会之人，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他的许多政论都是缘事而发，针对某件事情或某种现象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且尽量不让政见、党争、理论、学说左右自己的观察、判断，在观察、采访、叙写、评说时处处有真我，同时，尊重访谈对象的人格，有强烈的人格意识，所发的议论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完全以自己的观察和见解发表论说。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立的《循环日报》，使政论文开始在国人创办的报刊上流行开来。政论文的出现打破了清末报纸“言不论政”的陈规，随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报人把政论文体的运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时因为梁启超在《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上把政论文体运用得最好，人们又把政论文体称为“时务文体”。这种文体笔锋常带感情，议论说理有时甚至造假，有违新闻的本质。“远生政论”摆脱了“时务文体”“笔锋常带感情”的写作方式，他尊重事实，保持人格独立，并开创了一种新的更加注重客观事实的政论形式。
与通讯和政论相比，黄远生所作的时评数量不多，但篇篇精彩。他的时评从叙述事件到发表评论，寥寥数语就能点出问题实质，直指矛盾焦点，令人心领神会。现存时评，均是大题小作，涉及政事、法律、政党、议会等诸多方面，内容深刻。
新闻思想
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记者生涯，到1915年被暗杀，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不过短短4年。其丰富的新闻实践及留下的新闻思想，让我们感觉这一定是一个经历了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采访过许多重要人物，拥有多年甚至是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记者的感悟，而很难把它与只有短短4年记者生涯的记者联系起来。
（一）
黄远生新闻思想中最鲜明的部分是报刊应坚持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发表“不党之言”，他认为这是报刊的品质，即报刊应排除政府和政党的干涉，用言论自由权扞卫报刊的独立自主。
“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公开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主张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的纲领、政见。这一时期，政党报刊在中国报业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些政党报刊数量大、种类多，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但是，对于新闻真实性不够重视是政党报刊最大的顽疾。当时，报刊上经常出现虚假报道，并时常可看到党派之间互相攻讦的言论。“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
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实赞成”，两派势力互相争斗，受害的是普通民众，造成的结果是“断绝民意之生存者也”。政党报刊不重视新闻真实性令黄远生痛恨，因此1913年他登报公开声明不参加任何政党，“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他决心靠自己手中的笔独立奋斗，以保持新闻记者超然的地位。也只有不依附于权力或任何特殊势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的人格，才能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倡导报刊发挥“监督政府，为平民请命”的社会功能，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黄远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的是法律，回国后曾从事过律师职业。他对法治国家非常推崇，尤其是西方拥有先进政治制度的法治国家，认为在法治国家应当人人依据法律行使权利。因而黄远生倡导的言论自由是以遵行社会法治为条件的，在黄远生看来，虽然言论自由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但是他始终视国家利益为第一位，坚持认为只有社会法治化才能促进国家的发展。黄远生的这种逻辑代表着中国近现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他们在面临任何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状况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黄远生始终对袁世凯政权抱有幻想，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找到使国家发展的更好方法，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看似如“盖世英雄”的人身上。
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也反映在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中。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指出，今日中国正面临“亡国的危机”，当前“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国家正处在“一"拉之间便可崩折”的危险时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有振聋发聩的言论出现。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在他的笔下，除了对当权者袁世凯的直接指斥外，许多民国显赫人物，诸如孙中山、段祺瑞、唐绍仪、宋教仁等都被触及，许多民国政要的恶劣行径被一一置于舆论焦点之下，遭到众人的口诛笔伐。作为一名报刊活动家，黄远生认为报刊应积极地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以使举国言论趋于振奋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国家之福、平民之福。黄远生认为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应分为两股力量，一股力量致力于“躬亲政治及社会之事业”，用现实的行动助推国家摆脱困境；另一股力量力争站在“脱离偏移”的立场，利用报刊舆论的力量，“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黄远生重视报刊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他曾发表多篇指斥袁世凯的文章，语言犀利，文风老辣，例如有《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正告袁总统》、《袁总统之师傅》、《袁总统之徒弟》等，在新闻实践中充分阐释了报刊“公明督责”的使命。他指出，今日中国言论界“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因此，报刊作为舆论机关，应以发表“养国家之元气”、“振奋国民精神”的言论作为使命，只有完成这样的使命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国家才能摆脱所处的困境。
（二）
黄远生认为新闻记者是与律师一样的社会职业，他在《忏悔录》中曾痛诉：“民国后，律师不可为，记者亦不可为。”他强调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他说：“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简单地说就是脑子要活、要快；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马上就可以由这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上去。同时写出的文章还要具有可读性，对新闻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动，这样才可以吸引受众。黄远生本人正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所以他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却能成为名记者。
他一贯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例如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他写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闻》、《日人欲以我为墨西哥耶》等通讯；袁向各国借款，他写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借款内脉之解剖》、《断送蒙古声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惨痛之外交》、《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讯，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
即便如此，他认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数年，还没有达到“四能”的要求，离职业记者的身份还很远，这种忏悔式地自我反省充分表现了他视新闻记者为社会神圣的职业。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之所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吾人所综合之事实，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有系统”。黄远生认为报刊上所载的文字应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为了使报道事实不偏不倚，应当力求事实准确、全面和系统。
作为近代鲜有的一位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的名记者，黄远生重视采访，他的采访，消息灵通，才思敏捷，笔势纵横，为新闻界所称颂；他强调了记者的“四能”素养，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他反思政论，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开创通讯的时代，他的通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他不畏惧权势，时常向当局者发出警告、控诉政党斗争的危害，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浅出，京、沪各大报争相载阅。从黄远生的这些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中，称其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确实是恰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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