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确知某地有理想的人才时，曾国藩会立即行动，尽力延揽。他认为“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薛福成的入幕便是一个典型事例。1865年，曾国藩奉命从南京北上直鲁“剿捻”，在苏北宝应舟次，他收到时年27岁的副贡生薛福成的《上曾侯相书》。该上书洋洋万言，提出了有关军事、吏治、经济、人才等广泛而富有创意的建议。曾国藩读后十分惊叹，“嘉赏无已”，立即派人邀薛氏入幕。事后，曾国藩对人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薛从此追随曾国藩八年，真至曾氏去世。他后来在学问、事业上确很有“造就”，证明曾国藩确有一双识才的慧眼。
为了广泛罗致人才，曾国藩还力倡互相引荐。他自己经常主动向别人推荐人才，如咸丰三年十一月，他向新任皖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11人，向湘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周凤山、胡淑均等人才，向部属刘蓉推荐邹伯翰等“三邹”，等等。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有时甚至“广告各地，求荐才以辅我不逮”。而对于别人所推荐之人，曾国藩大都能认真对待，量才任用。如1864年夏，有人向他推荐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的一篇文章，他阅后击节赞赏。直到次年吴氏进士及第、告假出京，曾国藩仍不忘招请他入幕。这年吴氏还只26岁，他来到徐州，投入曾国藩的幕府，以后也随曾多年，并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与信任。
为了“取之欲广”，曾国藩能在识拔人才上打破资格限制，把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被他看作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担当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战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1853年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识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且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个湘军大将塔齐布也有类似情况。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且塔氏善能团结士卒，因此便奏请予以破格超擢，清廷即授塔齐布以副将衔。由于塔齐布是旗人，故有人以为这是曾国藩讨好清廷之举。曾国藩讨好清廷之意容或有之，但问题是他在奏荐塔齐布时是立下军令状的：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那时湘军尚未练成，曾国藩还真的是“微臣”，如不是他极重人才和看准塔齐布之德才可靠，岂肯轻率地把自己的前途主动与塔氏系到一块？事实上，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而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所谓“用之欲慎”，主要是指把各种人才招致以后，经常予以教育、培养，并安置到恰当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其所长。曾国藩认为对人才要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聪俊愿悫，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如李鸿章就在曾国藩幕府中受过较长时间的锻炼、培育，于1861年由曾国藩奏荐其“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任江苏巡抚，而在次年被清廷正式授职苏抚，从此发迹，成为清末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由于始终充分重视人才，广为招引，悉心培育，因此，曾国藩延揽和造就了大批文武人才。据容闳1863年时在安庆所见，曾国藩幕府里除有大批军事人才外，还聚集着各类文职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薛福成则计算出先后入过曾国藩幕府、受过其培养熏陶而成大器的人物有83人之多。
三
曾国藩是如此重视人才，求才若渴，采取切实措施广招人才，培育和提拔人才，而反观洪秀全，笔者未见他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人才观和求才、育才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后，也曾在军兴之地张榜招贤或开科取士，但应者寥寥，并未罗致到杰出之士。张榜招贤这类做法当然也应肯定，但与曾国藩那种明确地把人才放到决定一切的战略高度，因而“如鹰隼之击物” 般力加延揽、不得不休的认识与做法相比，毕竟是大为逊色的。
太平天国前期的杰出人物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人，几乎都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多年传播“拜上帝教”，“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的过程中识拔出来的。在对人才的重视和延揽上，冯云山看来也是很有见识和切实措施的，可惜他过早地去世了。而洪秀全在这方面则显然不及冯云山。即使对于冯云山识拔出来的这批杰出人才，除了萧朝贵也与冯云山一样早亡，姑可不论外，洪秀全多半也不善于很好地团结他们，以至这些人之间以及他们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终于或死于惨烈的内讧火拼，或私自出走不归。
天京变乱的有关人员各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但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和变乱的直接关系人，洪秀全是有不可推卸之责的。天京变乱其他方面问题非本文议论范围，但就从中反映的洪秀全对人才的凝聚、团结——这些也是是否重视人才的表现——而言，它有力地说明了洪秀全之远逊于曾国藩。曾国藩在人才问题上也有过多次失误，例如1855年塔齐布在九江军营中亡故，曾国藩命周凤山代统其军，结果证明是任用不当的，因为周凤山才能平平，且为人骄矜，“弗戢其下，战辄乱行”，“三偾军三夺官”；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多年，曾国藩认为李虽不善带兵，“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肝胆照人，始终可感”，但他虽保荐了许多人，却没有李元度，自己亦觉“独惭无以对渠”，到1860年秋，李元度终于擅自离开皖南（曾氏时在皖南）去浙江、江西等地另投他人，曾国藩为此愤恨多日。这类失误，曾国藩常有，但这与洪秀全的失误终究不能等量齐观的。
天京变乱后，洪秀全于1857-1858年间重组太平天国领导核心，除他本人外，其成员有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等人。这些人除了蒙得恩外，确都是能征善战、富有军事才干的。不过，他们都已是久经沙场、当时正指挥着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他们被提升进领导核心主持军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与曾国藩从中下级官佐或普通士子中识拔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人，是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在他们履任重职后，洪秀全也没有积极团结他们。他们的封王，都要到1859年洪仁玕无功受禄后为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才实施；其中李秀成更是在消除了由李昭寿劝降信引起的轩然大波之后才封予“忠”王，带有明显的安抚性质。而到1861年安庆失守后，洪秀全又撤了洪仁玕、陈玉成的职，重新起用其贪鄙无能的两位哥哥主朝政，从此一发不可收地任人唯亲了。
洪秀全对洪仁玕的提拔倒真是很破格的。洪仁玕有令人崇敬的高尚品德，又是那时少数几位富有世界知识的中国人之一。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并无治国、打仗等方面的经验，并未立过多少功劳，所以他虽骤膺大任，却并未作出有禆实际的政绩。他的被破格提拔，反而引起李秀成等宿将们的不满。
最能说明曾国藩与洪秀全在对待人才上的不同态度和成败的，也许莫过于容闳的事例了。容闳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让“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19日拜会了洪仁玕，提出请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玕对此很感兴趣。但过了几天他却婉拒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容闳便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临行之前，容闳再次向洪仁玕表示：如以后太平天国决定采纳其议，他仍愿随时前来效力。
由于容闳没有提到，也无别的材料证明，因而我们难以肯定在他逗留天京的这一个多月里，洪仁玕有否向洪秀全汇报过容闳的来到及其所提的建议。但我们知道容闳与洪仁玕早在香港时便已互相认识，容闳现在又是留美毕业回国的特殊人物，他在天京逗留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其建议深受洪仁玕的赞赏，太平天国那时又极缺治国经邦之人才，以及容闳临行仍对洪仁玕作上述表示和他以后在所着《西学东渐记》中仍高度评价洪仁玕，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洪仁玕是在向洪秀全汇报之后，才委婉地向容闳转达了洪秀全拒纳其议的意见的；至少洪秀全对于近在身旁的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连一次也未召见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他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之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之信，作出了同样的邀请。容闳怀着疑虑曾国藩会因他曾投奔天京而将加罪于他的心情前往安庆，到后方知：原来曾国藩听到幕僚们介绍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无日不思一见。容闳一到，曾国藩便立即亲自加以接见，不仅对他敬礼有加，还主动征询、虚心采纳其兴国良策。对于容闳提出的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欣然接受，而立即委托容闳主持其事。后来他还大力支持容闳派少年儿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容闳从亲身经历中，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崇敬之心，极言称颂曾氏“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而我们须知他在讲这些由衷之言时，仍是极其痛恨清朝、同情太平天国的！
容闳主动跑到天京条陈振兴中华、振兴太平天国的大计而未受洪秀全重视，未被采纳；他满怀热情而去，怏怏不乐而离。曾国藩则再三邀容闳前往一见，主动征询计策，对他言听计从；容闳惴惴不安而去，欣然受命而离。——洪秀全与曾国藩对待人才的态度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所以有人认为“曾国藩能成大事，亦即由于其幕府宾僚之群策群力互助建功也”，是言之有理的，容闳的事例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近代史上那场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残酷大搏斗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太平天国英烈们留下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迄今仍令我们为之肃然起敬；曾国藩为保卫一个早该被埋葬的王朝和垂死的封建专制制度而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其罪责不容洗刷。但不论我们对曾国藩作何评价，不能不承认他几十年一贯大力重才、招才、育才的认识和行动，是远比洪秀全高明的；湘军的崛起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都是与此密切有关的。
原载《史林》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