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经过十四年激烈搏斗后，终于悲壮地失败了。与太平天国对垒的敌人，有中外各种反动势力，而其中在战场上充当主力的，则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与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生死搏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洪秀全与曾国藩之间的较量，是由他们分别代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所进行的大较量。关于曾国藩之所以终于胜利、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的原因，人们早已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一些基本问题亦已有了定论。本文则拟从人才观这个角度，即从迄今尚少专文详论的曾国藩与洪秀全对待人才的不同态度，来谈论曾国藩之所以最终战胜了洪秀全的原因。
一
中国近代史上这场重大较量的结局之所以是湘军胜了太平军，即曾国藩胜了洪秀全，有着大家公认的一些基本原因，诸如曾国藩所属于和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早已有根深蒂固的深厚基础，又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的支持；而太平天国作为单纯农民战争又存在着缺少科学理论与纲领之类不可避免的弱点，等等。但仅此并不必然要以曾胜洪败为结局。历史上农民大起义打垮对手、推翻旧王朝的事并不罕见，尽管从胜利了的农民起义最终也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而论，农民起义总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但那终究是与半途被旧王朝淹没于血泊中不同的另一类失败。至于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因而它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不仅要对付本国封建主义，还要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敌视，这当然加重了太平天国的困难，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洪仁玕临终前夕沉痛地说过的：“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特别是在1860年之后，英、法等外国侵略势力在江浙一带组织“洋枪队”，甚至出动驻军，公然帮助清朝攻打太平军，大大加速了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但我们综览太平天国全史，它毕竟主要是由本国封建势力，而在战场上则主要是由湘军镇压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武力干涉所起的作用，是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而不是使太平天国由胜利转为失败。所以，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未能像历史上有的农民起义那样终于推倒旧王朝，实行“改朝换代”，而是被中途淹没于血泊之中，还应当从斗争双方的主要人物的素质、政策等方面去分析具体原因。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较量始于1853年。当时曾国藩所处的地位尚不及洪秀全之有利；曾国藩在军事才干上也并非都强于洪秀全。
1853年1月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时，太平天国已成燎原之势。而他作为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对湖南当地既无财权也无行政权，且经常要受到湖南一些地方官和绿营官兵刁难排挤，每办一事都困难重重：“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川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已也。”虽然他是在为保卫清朝封建统治尽力卖命，但那时他还远未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他办事远不如洪秀全在其自己辖区内的得心应手。清政府对曾国藩的全力支持，要到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以后；而此时太平天国表面虽仍声势浩大，事实上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经多年的决斗，已明显地处于被动态势，曾胜洪败的结局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在军事才干上，曾国藩有规划战略、布置全局的不凡本领，这是洪秀全所不及的。但在指挥具体战役上，曾国藩似尚不及多少指挥过几次胜仗的洪秀全，肯定还不及许多太平军或湘军的将领。他亲自直接指挥的战役，从1854年湘军初出茅庐时的靖港之役起，几乎总是打败仗，以至后来凡是湘军与太平军进行重大恶战时，曾国藩都特地避免亲临前线指挥。如1860-1861年空前激烈、残酷的安庆争夺战期间，他硬是不去安庆前线，他说：因为“历年以来，凡围攻最要紧之处，余亲身到场，每至挫失，屡试屡验。……此次余决不至安庆，盖职是故”。连1863-1864年湘军围攻天京的最后殊死较量期间，曾国藩也坚持不赴前敌，直至湘军打下天京，他才急舟前往布置善后。曾国藩被人称为“具知人之明”，看来他也不乏自知之明，他自知缺乏指挥战役本领而抱定宗旨不直接插手具体的指挥。对于曾国藩不善指挥战役，他的好友王闿运也直言不讳：“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并把曾国藩与其部下作了有趣的比较：“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惧’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所谓“自将”就是亲自直接指挥战役，这是曾国藩的短处；所谓“用将”就是使用人才，“用将则胜”是他的长处。
可见，当曾国藩开始与洪秀全较量时，他并不处于比洪有利的地位，他也并无指挥战役的才干，那么何以这场较量终于曾胜洪败呢？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对此作过这样的概括：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所谓“规画精严”是指曾国藩在战略布置上的长处，本文姑不论列；而“识拔贤将”则与王闿运说的“用将则胜”同一个意思，就是指曾国藩在重视、识拔、培育、善任人才方面的高明。石达开的话言简意赅。薛福成作为曾国藩的门生与幕僚，对曾国藩在重视人才方面有更具体的评述，他说曾国藩之所以能最后成功“大业”，“非独其规恢之宏阔也，盖其致力延揽（人才），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云”。
二
薛福成说曾国藩的“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并不是他对曾国藩的溢美夸张。人们无论对曾国藩是褒是贬，有一点却是都承认的：曾国藩一生极重人才，他在识拔、培育人才上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切实行动，这正是他作为个人，能“功成名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曾国藩关于人才问题的言论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首先是他始终把人才视作重于一切的财富，把人才问题放到关系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战略地位上。例如早在道光末年任京官时，他就向多年来很器重自己的道光帝郑重进言：“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到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着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用人”就是指人才问题，曾国藩这里说自古以来与“用人”相提并论，即同为两大要政之一的“行政”，在清朝已完备无缺而不必再“轻议”，不用多变更，显然并非是他的由衷之言，他是个关心时势、讲求经世致用的人，清朝那些行之已两百年的祖宗“成宪”，大都早已不能适应中国的形势，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新局势，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别的场合经常抨击时弊，主张变更成法。但他向道光皇帝进言时却强调中国当前的问题“惟在用人一端耳”，就是要皇上把人才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最大问题予以充分重视，这同时也正是反映了曾国藩自己人才重于一切的真切认识，因而尽管清朝百弊丛集，而他首先忧虑和强调的是人才问题。他看到那时“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认为这是国家最严重的问题。
为了引起道光充分重视，才极言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大问题，别的事皆可暂时放一下，唯独此事不可须臾漠然视之。像历代重才者一样，曾国藩所理想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他曾以源与波、根与叶比喻两者之关系：“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
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不过，当德才难以兼备时，曾国藩强调的首先必须有“德”，宁要有德无才，而不要有才无德的人。曾国藩心目中的“德”含义很广，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是。具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心甘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精神上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等等，他把具备这些品德的人称为“血性男子”，推崇备至。不同阶级对“德”有不同的要求，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曾国藩自是按封建伦理和价值标准来规范、要求“德”的具体内涵的，湘军多用死心塌地保卫封建道统的儒生为高级军官，其下级官佐与士兵则是只用乡下农夫而不用城镇市民，多用朴实少心窍和有“乡气”之人而不用带油滑气和“官气”之人，这些都是由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决定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曾国藩刻骨仇恨太平天国，以大量残杀太平天国革命官兵为“痛快”，但他有时对那些特别顽强不屈的太平军将领又深表敬佩。林启荣1854年率太平军镇守九江，在此后四年中，与进犯九江的湘军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屡败湘军，即使在天京变乱后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也毫不动摇地与敌顽强拼搏，表现了对自己所服务的太平天国的无限忠诚。对这样一位令曾国藩十分头痛的顽敌，他却对其友人说：“九江竟尚未克，林启荣之坚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贼耳。”虽诬林氏参加太平天国是“作贼”，但对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对刘玱琳、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名将，曾国藩亦不只一次地表示过类似的敬佩之情。一方面是视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灭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又隐怀敬佩之心。曾国藩对某些太平天国名将的这种矛盾心态，正是从他对“德”的要求中引发的：从根本的政治立场上说，他与这些将领们所服务于和忠诚于的太平天国势不两立，但从能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为之甘洒热血，至死不屈地斗争而言，他又由衷敬佩自己这些敌人的品德；而他这样做，又是对自己部属的一种无言的忠诚教育。
曾国藩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人，他既认识到人才问题是关系国家、民族兴衰的首要问题，又看到中国当时严重缺乏人才的现状，因而立志“以转移风欲陶铸一世人才为己任”。他不仅先后向道光帝和咸丰帝多次上奏，请求重视人才，而且他自己终生都十分重视人才的识拔、培养、使用。在识拔、培养和任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取之欲广，用之欲慎”的方针，并认真地遵此予以实践。“取之欲广”主要是指积极、主动地大力招引多种有用之才。他平时很留心人才信息，把听到和接触到的各类人才随时予以记录，有的记入日记，有的记入专册。例如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刘松山，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九月初次直接接触、交谈后，立即记入日记，记下刘松山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且记下自己对刘氏“挺拔明白”之类的印象，准备加以提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