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年，在甲午战败、瓜分在即的危迫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要救国，只有维新”的认识出发，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是当时的爱国志士。维新派中的左翼谭嗣同，尤其表现出深挚的爱国感情。
谭嗣同作为历史人物活跃于世，只有短短三年，即从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到1898年戊戌政变牺牲，他是从始到终以维新志士的面貌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谭嗣同，湖南浏阳人，1865年出生于北京。其父谭继洵1889年官至湖北巡抚。使谭嗣同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转变为杰出的维新志士的重要原因，是他在甲午战争失败时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
当时，他正在湖北助其父亲办理赈灾等事，就惊恐地看到：通过《马关条约》，将使中国的“利权兵权制造之权，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网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他对造成中国积弱不振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清朝统治者强烈不满，痛斥清朝统治者“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国家）为傥来之物，图自全而已，他非所恤”。他把包括清朝在内的“二千年来之政”，一律斥之为秦始皇式的暴政，都是“大盗”之政。这类言论足以招致杀身之祸，但谭嗣同出于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悲愤难抑，尽情地倾诉出来。
对外祸的深切忧虑，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促使谭嗣同苦思苦索，积极寻找改变现状、使中国摆脱外祸之法。在甲午战争前，他还认为“中国圣人之道，无可云变也”，而经甲午战败的“创巨痛深”，他“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因而便“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从此，谭嗣同一往无前地积极提倡变法，他在许多书信、文章中，提出了开议院、改官制、变科举，办工厂、建铁路、改税制、立银行，革军制、兴女学等全面的变法主张，要做到“凡利必兴，凡害必除”，把“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
当时中国的处境十分险恶，外而“诸夷环伺，间不容发”，内而“凡百积弊，难以遍举”，这种险恶的处境使得变法刻不容缓！然而，当时清朝实权掌握在仇恨变法的慈禧太后一伙手中，满朝盈廷的大多数官员，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和“夷夏之防”的陈年老谱，反对变动现有一切制度，反对学习外国，特别是反对学习外国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他们动辄就“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面对这种险恶的内外形势，谭嗣同忧心如焚，悲愤异常，但是他并不畏缩，没有对祖国前途失去信心和丧失自己的奋斗勇气。他相信：“虽西国亦断无终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为消长，如挹如注，中国不自强盛，斯西国亦终无衰弱之理。”这种看法未必确切，但他相信强弱可以转化，中国仍有希望，这是他这位爱国志士具有历史辩证法眼光的表现。他还看到中国振兴的有利条件：“格致诸理，西人均已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经大法，吾又得亲炙目验于西人而效法之也。”从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外国某些先进规制也可酌情效法来说，谭嗣同的看法也是对的。他还设计了实施变法的具体步骤，说是照着去做，“如此十年，少可以自立”，“如此又十年，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多而聪慧，其为五大洲首出之国也必矣”。尽管他设计的具体做法中，包含有明显荒谬的东西，但他处在当时那种险恶的内外形势下，仍未失去对祖国的信心，孜孜不倦地探索兴国之道，这是很可贵的爱国精神。
爱国与否不仅表现于人们的言论，更表现于人们的行动之中。谭嗣同主要也是以行动来表现他对祖国炽热的感情。他确认只有维新变法能够救中国，不但热心倡导，更忘我投入和扞卫变法事业，直至自愿为之献出生命。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湖北，谭嗣同即与当时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的同乡好友唐才常及刘淞芙商量，决定在浏阳提倡学术，培养变法人才。1896年8月，谭嗣同应父命到南京作为期一年的江苏候补知府。 在此期间，他厌弃无聊的官场应酬，一面专心写作了《仁学》一书，阐明变法理论，抨击封建专制；一面尽力关心和协助正在湖南开展的变法事业，并在南京就近参加变法活动。在结束候补知府回到湖南后，他立即一心扑入变法事业，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主要骨干。他发起和参与创建了南学会，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指导机构，并任该会的议事会会友，领导筹划湖南各项新政；这在南学会每周一次的讲学会上主讲天文，用科学启人锢蔽；他参与创办《湘报》并任主笔，大力针砭时弊，倡导变法；他更参与兴办或主持湖南各项实业。在谭嗣同及其同伴们努力下，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
湖南的新旧势力冲突随着变法的开展而日趋尖锐。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顽固派，猖狂破坏变法活动，甚至纠集党羽哄闹和殴打维新派。一度投机变法活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出面压制维新派。这时，一些参与变法活动的人动摇畏缩了，有人“忿然欲去”，有人“以办事之难，彼此太息”。面对这种逆境，谭嗣同挺身而出，扞卫维新事业。他平日即已与人用“杀身灭族”互励，这时便与唐才常表示：“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他以凛然正气，“横目相仇”地对付顽固派，把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使湖南维新运动得以继续进行。
“百日维新”开始后，谭嗣同被召入京参与新政。他深知前途荆棘丛生，故临行嘱其妻李闰：“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他自己则怀着乐于为维新事业赴难的决心毅然入京。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扼杀变法运动。这时，谭嗣同完全可以逃亡，也确有人多次劝他出逃，但他都一一拒绝了。在明知不出逃必将被杀之时，谭嗣同为什么仍坚决不走呢？他是这样回答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就是这样为了中国繁荣富强，忘我地投身变法事业；而在变法运动已经失败时，仍如此忠诚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这是多么深切的爱国感情！他不愧为一位爱国情深的维新志士，他所体现的这些品德，正是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原载《文汇报》198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