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期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自强”和“求富”的旗号下进行的。举办一些民用性的工矿交通事业等，就是洋务派所说的“求富”；而与军事直接相关的活动，诸如购买枪炮船舰、举办军火工厂，等等，则属于所谓的“自强”，其中，建立北洋海军，是洋务派在“自强”方面花的财力、精力最多，也最感得意的一项活动。
本文想就北洋海军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为什么会很快覆没等问题，作些探讨。
一
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即洋务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曾根据当时任广东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建议，向英国定购了大小军舰七艘。1863年9月间，这批舰只来到中国后，由于主持此事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及带领舰队的英国军官阿思本，独揽舰队事务，引起清朝政府不满，加以洋务派几个头子之间互相争夺对这支舰队的控制，以及太平天国在长江沿岸的大部分据点已丢失等原因，这些军舰在当年即被清政府送返英国卖掉。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台湾的事件。在中日交涉过程中，一些清朝官吏曾要求清朝政府派人向外国购买新式战船、水雷和枪炮弹药等，清朝政府采纳其建议，但此事尚未办成，清政府已同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屈辱地暂时了结了中日台湾交涉。 之后，主管清朝对外事务机构总理衙门的奕…和文祥等人，一方面对于清政府向一个被自己视作“势孤而贫”的国家日本屈服，觉得过于难堪，为了遮羞，他们宣称由于日本“新习西洋兵法”和已经“购铁甲船两只”，而中国却铁甲船尚未购妥，是“制备未齐之故”才不得不向日本妥协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向朝廷建议，为了“纾目前当务之急”和“裕国家久远之图”，中国应当建设一支规模达1.25万人的海军。清廷将这个奏折批发给朝内外大臣讨论，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于是，清朝统治者决定筹建一支新式海军。
1884年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已经建立起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这三支“水师”（即海军），分别归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和福建船政大臣管辖。这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比北洋弱小，福建水师则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于马尾海战。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了掩饰自己腐败卖国的面目，再次以“水师不如人”为由替自己辩解，说什么：“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为了控制这支海军，提议设立统辖全国海军建设和海防事务的衙门，委派“深明防务之大臣，会筹妥办”。1885年10月13日，慈禧太后亲下“懿旨”，设立海军衙门，统辖全国的海防事务和海军建设，由光绪帝的生父奕总理其事，奕匡和李鸿章“会同办理”。为了调和湘、淮系之间的冲突，又命曾纪泽“帮同办理”，但特地规定由李鸿章“专司其事”，即实际主持一切。命令中还规定：“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
此后，海军衙门在李鸿章的实际主持下，花了数以千万两计的银子，采购外国的军舰、大炮，建设旅大、威海卫军港，开办水师学堂，聘请外国教官训练官兵，等等。经过几年的加紧经营，到1888年，北洋舰队组成，共有船舰25艘。不久，旅顺、威海卫、大连军港和相应的船坞、炮台，亦次第完工，北洋海军全部建成。李鸿章等人踌躇满志，自鸣得意地说：“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清廷也十分满意，特地下令“嘉许”李鸿章，“交部从优议叙”。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很快表明，北洋海军既没有能够“拱卫京畿”，也没有能够守住“辽渤”，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除了甲午战争时的其他各种因素之外，北洋海军本身存在的问题就是导致这种结局的基本原因。
二
建立北洋海军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谋求中国的强盛，但实际上，李鸿章等人是为了淮系集团的发展和扩张才去建设这支海军的。
早在海军衙门初成立时，便已有人尖锐地指出，北洋海军建立后将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按：天津是直隶总督驻在地，此处是指淮系集团）之水师；北海军事务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 这虽是从湘、淮系派斗争出发所说的，但却也确是事实。 在筹建海军的过程中，洋务派两大集团湘系和淮系，进行了激烈的争夺，都想把海军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结果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取得“胜利”，取得了对全国海军的控制权。
1874年刚发起建设海军时，为了削弱湘系力量，李鸿章在奉旨议筹海防的那个奏文里，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并提出丢弃新疆，将正在向新疆进军的湘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的主张。企图用牺牲大片国土办海军的办法，来发展淮系势力。
在同一个奏折里，李鸿章说到海防建设的布局时，也暴露了这个丑恶的心迹。他说，海防的布局“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大沽口等地和长江下游，当然都是中国的要塞之地，军事布置也自然有轻重缓急之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这个奏折是在1874年12月10日呈递的，离开清政府同日本签订《台事专约》才一个多月，那时，日本利用攫得的便宜，正在进行吞并琉球、扩大侵台的准备，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台湾和福建等地，仍然受到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这一点李鸿章和清政府里其他许多人都是清楚地知道的，筹建新式海军也正是以对付日本侵略为主要理由而开始的，如奕…在1875年所说的，“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预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李鸿章后来也说：“海防一事，仅备日本，非为西洋而设。”可是，由于福建一带当时为湘系势力控制，李鸿章就把其贬作“即有挫失”也无关大局之地。“仅备”日本的海防，恰恰把当时最有遭到日本侵略之虞的地区划出布防圈外，这不但说明“仅备日本”也是假话，而且有力地证明李鸿章等人筹建北洋海军只是为了淮系集团谋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