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道学说中消极成分的抨击，对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都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使这次探讨国民性思潮具有思想启蒙的性质。但正如对国民性弱点的解剖中有偏颇一样，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是不全面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教等，对铸成民族特性当然关系甚大，决不可忽视它们的作用；但这些归根到底还得受各个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每个民族的特性，都是在历史长河中，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随着以社会经济为中心的文明发展而形成、变化的。虽然由于它与民族感情这棵大树的攀缠，又为人们的习性所维系，因而不易改变。但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后，不管人们情愿和觉察与否，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迟早总要发生变化。所以，忽视社会经济状况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就不能真正找到造成国民性弱点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以西方人为榜样塑造民族新风貌
否定旧我是要追求新我。这次探讨国民性思潮，本是在反思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来学习西方均告失败之因中出现的；对国民性各种弱点，也是以彼例此所得出的认识。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要以西方人为榜样来提出塑造新型国民性的要求。提得最系统、详尽的无过于梁启超的《新民论》，他主张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来改造中国人，前者指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中的优秀部分，后者则是吸取域外文化和西方民族中的优良东西。作为一种方针，这无疑是很正确的，既避免了否定自己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又不是固步自封的盲目自大。但从那时包括梁氏在内的人们所实际提出的要求而言，重点还是以西方人为范本来改造中国人。他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主要有：
发扬社会公德，树立义务观念，培养利群风气。这包括自觉地为国家、为社会尽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做到一言一行都“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等等。
增强权利思想，去除奴隶主义。这里的权利是指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等，他们把这种权利思想看得极其重要，力主以欧洲民族为榜样，寸步不让地维护和扞卫正当的权利，力抗一切侵犯权利的强暴势力。
与此相应，无论革命派或改良派，都力倡自治，要求人们努力成为自觉遵守纪律、维护社会秩序的有高尚人格的民族。
提倡进取冒险，克服保守苟安，培养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梁启超希望中国人具备两种毅力：对于在自己手上能实现的目标，要“竭全力以赴之，鼓余勇以继之”；在自己手上不可能实现而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则要“尽天职以任之，献生命以殉之”。
提倡尚武精神，挖掉文弱恶根。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切忧国之士特别提倡的一个内容，他们称颂尚武精神是“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的支柱，深痛中国重文轻武的文弱积习，希望国人努力从心、胆、体等方面培养尚武精神，挖掉“文弱之恶根”。
此外，还有人提出剪辫子、改穿西服、改革婚制等移风易俗的主张，使中国人从观念到体貌都焕然一新。 提出具体的目标还只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困难和重要得多的是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在这后一方面，改良派与革命派有着不同的主张。 改良派主张用宣传、教育而反对用革命倒清的途径来塑造新型国民性。他们说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由“民之所积”而成，其好坏决定于民；政府的优劣也一样，有良好的民才能有良好的政府；因此，只有先用宣传、教育提高民之素质，才能出现好的国家和政府；而且，在当时中国人民缺乏国民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情况下进行革命，不但不能改造国民性，反而会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就像“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一样。
那么，由谁来对全民进行宣传教育？改良派提出由“有思想之中等社会”，亦即由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承担此任。说一个国家、社会以至政府的状况与国民素质有关，这并非毫无道理；宣传、教育等也确为必不可少，改良派如严复、梁启超等那时在大力译介西学、开通民智方面的活动成绩斐然，其所显示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令人敬佩。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性的改善，除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个基本条件外，也与一个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关。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改良派在分析造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原因时，也一再指出过历代封建统治及其纲常伦理的罪责。
如只强调国民素质对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制约，而否认问题的另一面，就不但与对造成国民性弱点原因的揭示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探讨国民性问题的意义，而且必然不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塑造新型国民的目标。《浙江潮》上有一篇文章说：“自理论而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就是对这种片面性的批判。
革命派不否认国家和社会由“民之所积”而成，也认为对中国国民性必须加以改造，但他们认为必须通过反清革命来进行这种改造。章太炎的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便是对此所作的典型说明。有的革命报刊还强调良好的国民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全仗阅历磨练而出”。这些论点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推倒清朝，建立新国之前和在革命准备阶段究竟怎样提高国民素质，革命派却没有认真地计划过。像《民报之六大主义》这样的纲领性文章中，只字未提提高国民素质，还强调汉族“民族思想与民权思想发达充满，故能排满，能立国”。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革命发生本身即已证明国民素质之高，忽视了在革命准备时期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这是明显的失误。明公理、去旧俗固需革命，革命要成功也不能缺少在其准备时期和进行过程中做好明公理、去旧俗的工作，而这是要另花大的力气，并非光凭革命本身就可自动达到的。
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实际上就是要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因此，不但宣传教育和革命倒清两者缺一不可，而且还需有社会经济的根本改造。在传统的封建、半封建经济基础上，要塑造西方资本主义民族的国民性是难以做到的，对这一点，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是认识不足的。十多年后，在又有辛亥革命——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三次重大努力失败的新教训，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后，李大钊对此有了深刻的新认识：“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将“改造人类精神”与“改造经济组织”并重，强调两者的一致进行，这是在探索改造国民性之途中的一大前进。
四、“国民程度”之争和辛亥革命的兴败
在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与改良派虽对如何改造国民性认识不一，但对国民性中存在的各种弱点却看法一致。同盟会成立后，随着两派论战的展开，由于如何看待国民性现状，直接关系到要不要和能不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问题，双方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便日益分歧，并集中地就“国民程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改良派更加强调和夸大中国人民的落后，说成是“泯泯昏昏，蠢如鹿豕，知书识字者千不得一，明理达时者万不得一”的群氓，以证明中国根本不具备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条件。与此相反，革命派的一些宣传中一改前此对国民性弱点的激烈鞭挞，而尽量高估国民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例如陈天华1903年说中国“大家都不讲公德，只图私利”，“照现在的人心风俗，恐怕是万事俱休的景况”；而到1905年10月时却着重强调“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并说中国人兼有受到当时人赞佩的条顿、大和民族之长。仅隔两年，陈天华对中国民族的评价如此截然相反，就是要论证中国人已“能享有完全权利”，中国已“宜改创民主政体”了。革命派还力图说明中国国民一向具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国民”。还有一些革命派报刊则以民智与官智相比，得出民智高于官智、国民程度已足可当家做主的结论来批驳改良派。
论战暂告一个段落后，虽然在一些文章中，不仅改良派，革命派也仍不时有对国民性弱点和程度低下的揭示，例如孙中山1908年就感叹中国“人心几死，是犹醉梦者虽饥渴亦不知饮食也”（可见革命派在论战中对“国民程度”的评估，是有很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但这股持续了几年的探讨国民性思潮，已转向了低落。 由于革命派在论战中认为“国民程度”已足，前此各派人士所揭示的国民性的各种弱点被暂时搁置，革命派没有为提高国民程度多下功夫，遍及民间的守旧、愚昧等有碍民主政治的东西并未受到多少触动。
如新式学堂、劝学公所等象征近代文明的事物在广大农村到处不受欢迎，晚清最后十年民变中，砸毁新学堂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因既为了反对“新政”所增加的剥削，更是农村中憎恶这种与传统异趣的新式教育的表现。武昌起义前，有的新式学堂里已在公开提倡剪辫，而在广大农村，到民国时代村民仍“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人，他们说剪辫子的人是要随外国当鬼子”。至于把“自由党”当作是“杮油党”，把革命理解为去掉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就完事这类笑话也并不只是鲁迅笔下的未庄的人所独有。总之，辛亥革命是在多数国民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还相当低下，尚未做好迎接民主共和政治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革命派在辛亥前夕前于“国民程度已足”的宣传，一方面给人以清朝应当推翻、民主共和能够建立的信念，客观上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估计本身并不符合实际，革命党人又忽视了提高国民素质的切实工作，以致使各种复旧、复辟势力仍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广大人民还如同孙中山所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立的民主共和，即便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破坏，也是难以茁壮成长的。这是辛亥革命迅速失败和民初一再出现复旧、复辟逆流的重要根源。“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而“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
辛亥革命没有做好这项工作，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与革命前对“国民程度”的估计不确有直接关系。孙中山后来痛心地说：“当日革命党员多注重于民族主义，而鲜留心于民权主义，故破坏成功之后，官僚则曰人民程度不足也，而吾党之士又从而和之，曰人民程度不足，不可以行直接民权也。”经过辛亥的洗礼和“阅历磨练”，原是强调人民程度已足的革命党人，也附和说“不足”了，这既说明革命派当年在论战中对国民程度之估计不符事实，也说明他们前此对提高国民程度所做甚少。这是辛亥革命迅速失败和民初出现各种乌烟瘴气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原因。
以往我们对民初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的失败，着重强调了辛亥后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但从袁世凯信誓旦旦忠于共和的话音刚落就敢悍然复辟，而在有了袁氏惨败的前鉴后张勋还硬要步其后尘来看，民主共和观念恐怕只是深入到少数人心，在全社会还远未如此。孙中山就作过这样的估计：“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这种情况说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以及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封建观念、习俗等在中国根深蒂固，要去除它们十分不易。而这些东西不去除，近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就难以建立，辛亥的失败和民国几十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