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所以李鸿章始终不让其北洋海军力量与侵略者交锋，一贯采取避战保船的可耻方针。还在中法战争时，遭到法国海军侵略的东南战场，曾要求北洋海军的前身北洋水师支援，李鸿章却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而加以拒绝”，反而命令北洋水师全部开进旅顺躲藏，然后进而谎称“北洋无船可拨”。福建水师毁于马尾海战后，李鸿章又幸灾乐祸地说他对此“本在意中”。李鸿章使淮系集团在中法战争后进一步超过湘系的势力，李鸿章本人的权势更扶摇直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朝陆、海军的主要武装力量都已为淮系所控制，李鸿章则已成为清政府有关外交、国防等重大事务的台柱。
甲午战争爆发时，李鸿章依然坚持其一贯的避战保船方针。当战火迫近之时，北洋海军里的爱国将士曾请求派兵舰护兵援朝，被李鸿章断然拒绝，致使日本海军能从容地将大量日军运到朝鲜。黄海海战以后，李鸿章更干脆下令北洋舰队全部开进威海卫港躲藏，不让其出海作战，甚至不让其出海游弋。1894年10月24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旅顺口的后路花园口登陆，3万多日军连同各种装备，用浮动码头运送了12天才全部登陆完毕，在这期间，李鸿章也仍然坚决不让北洋舰队出击。
日军围攻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旅顺期间，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代表爱国将士，到天津当面请求李鸿章同意让北洋舰队全力支援旅顺防守，李鸿章不但不听，反而声色俱厉地痛骂丁汝昌，坚持要北洋舰队奉行不抵抗主义，坐以待毙。最后在威海卫被日军围困之后，于1895年2月全军覆没。
可见，建立北洋海军的目的以及李鸿章为其规定的方针本身，就是导致这支海军最后那种结局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
如前所述，1874年最初发议建立一支大规模的新式海军和1885年决定设立海军衙门，统辖海军建设时，都是以接受中国受侵略的教训为由，亦即以所谓“惩前毖后”、“为百年自强之计”为理由而从事这项活动的，但正如上述历史事实证明的，李鸿章等洋务派所说的“自强”，并非要谋求中国的强盛，只是要谋求淮系集团的发展和扩张；加以清朝政府此时已是个半殖民地的买办化的政权，洋务派更是些买办化的封建官僚，因此，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洋务派头子的奕…、李鸿章等人，都并没有，也不可能认真抵抗外国侵略，他们也不可能真正把对付未来的外国侵略作为建设北洋海军的一个目的。而北洋海军的建设，又自始至终都依赖外国，从而为外国人牢牢控制。
建设北洋海军的经费，很大一部分都是借的外债。在1874年倡议时，文煜、李鹤年、沈葆桢以及李鸿章等人，就都提议清朝政府以“暂借洋款”的办法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清朝政府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开始大举借债，如1878年向德商借250万两银子，1887年又向德商借500万马克，等等，都是直接的“海军借款”。而更多的，则是用别的名目向外国借债，移作海军之用。这方面虽无确切数字可据，但从清政府向外借债的历年记录中，仍有踪迹可寻。据统计，从1853年到1890年，清朝政府共借得外债4592多万两银子，而其中筹建海军开始以后，即1874年到1890年所借的共有4100多万两，占总数的90％。这些外债虽然并非都以海军名义举借，也不全用于海军，但是，北洋海军的开支分别向兵部、户部和工部报销，那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岁不过七八千万两，本已入不敷出，而筹建北洋海军又花费甚巨。据李鸿章的报销单，仅购买“镇远”、“定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七船，包括其运送费用在内，就花去近800万两银子。其他船只的购买或制造，也花去几百万两。这些船舰的常年维持费又达每年150万两以上。此外，购买大炮、弹药，建筑港口、船坞、炮台，等等，又花去几百万两。以上这些巨大支出，对于财政情况本已竭蹶不堪的清朝政府，是无法承担的，它除了进一步加重对人民的搜括和实行卖官鬻爵、弊端丛生的“海军报效”之外，便是大借外债。所以上述4100多万两外债中，实际上有大部分是直接间接地用于北洋海军身上的。清政府借外债，不但要付很高的利息，且需以中国的利权作担保，因此，中国的债台不断增高、主权不断丧失、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不断加深。
北洋海军的船舰、大炮和各种器械，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国买的，特别是主要的舰艇，全部购自英、德两国。在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时的25艘船舰中，购自外国的有19艘，而自造的那几艘都是体小、质劣，仅作辅助之用的。至于舰上和炮台上所用的大炮，则绝大部分购自德国。
而这些外国厂商及外交官，为了兜销他们的产品装出一副友好的面孔，但当中国受外国侵略的时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加以刁难，破坏中国反抗侵略的斗争。例如中法战争前中国已向德国厂商买妥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在尚水启运时适值中法战争发生，德国政府就以守局外中立为借口，“不准我铁舰来华”，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才允其启运来华。同时，所买的一些舰只往往质差价昂，如1885年前向英国买的“龙骧”、“镇东”等八艘蚊船，“均系钢片镶做，岁须两修”；而经手者又从中大肆贪污，仅“镇远”、“定远”二舰，经手人、清朝驻法公使李凤苞就贪污“六十万金，以肥己囊”。此外，购买船只同建设基地等又不能很好配合，以致造成船只来了却无处去保养、维修等，如“定远”、“镇远”、“济远”等舰买来后，因旅顺港口尚未建好，这些舰只就只好远至香港或日本长崎去进行维修。所购买舰只、大炮，出售国都坚持要派人随来中国，留在军舰、炮台，充当教官或顾问，借此控制清政府的海军并对清政府施加影响。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北洋舰队上的外国教官等有76名，英、德各约占一半；在北洋海军各炮台上的外国教官也很多，几乎全是德国人。北洋舰队总教官的席位，则分别由英国人琅威理和德国人式百龄等人轮流占据，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势，琅威理曾自认为“事实上是中国军队的泰斗”，虽属狂妄，却也反映了外国顾问、教官等在北洋海军的显赫权势。由于当时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对外屈膝妥协，外国人在华享有种种特权，因此，清政府对这些来华的外国教官、顾问等人，不敢管束，致使这些外国人称王称霸，无人敢碰，他们实际上操纵了北洋海军。除了在军舰炮台上的之外，在天津水师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里，也都有外国教官，而建筑港口、船坞、炮台等工事，也都聘用外国技师或者干脆全部承包给外国人。
总之，北洋海军的各个方面，外国侵略者都是了如指掌，并都程度很深地受制于外国人。这样一支为外国人所掌握而又训练懈怠、纪律败坏、缺乏战备的海军，当然不可能对保卫中国主权、抵抗外来侵略起多少作用。1895年2月，当北洋舰队被日军围困在威海卫，提督丁汝昌下令冒死突围时，副提督、英国人马格禄和美国顾问浩威、德国顾问瑞乃尔、英国顾问泰莱等，都起哄反对，并且串联了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胁迫丁汝昌投降日军。丁汝昌被迫自杀殉职后，这些外国军官等便盗用他的名义向日本侵略者乞降，把尚存的北洋舰队全部军舰、船只和一切装备奉送给日本侵略者，最后彻底葬送了北洋海军。
可见，由于建立北洋海军的指导思想并非真的为了对付外国侵略，又由于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北洋海军严重依赖、并因而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导致它彻底覆没的另一个基本的原因。
原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