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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的经验
林高榜
提要：本文通过对自主创新能力的解析，测定了中国各个省份2000－2006年自主创新综合能力水平。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产出模型，检验FDI对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同时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总体上，FDI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东部表现十分突出，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明显；同时，现阶段，人力资本投入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FDI并非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尚未跨过FDI的自主创新作用的“门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自主创新；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在经济发展的背后，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自身能力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也可以通过购买先进技术、引进外资以技术溢出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索罗（1965）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要素，除此之外能够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的内在因素决定的，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学习效应”，从而导致广义的技术进步，产生外溢效应，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因此，自主创新便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加快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自主创新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FDI作为一种“综合要素”，不仅能为东道国提供资金来源、改善投资效益、扩大产出、增加利税、提升人力资源，也为东道国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技术外溢”效应。然而，FDI对于国家和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效应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学界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FDI的“技术外溢”以何种方式和途径影响促进自主创新？FDI的“挤出效应”又怎样抑制自主创新？这些都成为吸引外资带来对自主创新的作用必须面对的话题。而在目前FDI的流入仍然巨大的情形下，明晰FDI的流入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更具有时代和历史赋予的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对于FDI与自主创新的研究，先前的学者大多先从FDI的技术溢出角度入手，分析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间接地分析FDI对自主创新的作用。而在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时，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FDI对东道国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最早由Caves（1974）提出，Caves通过对澳大利亚1969年产业层面数据的分析，认为FDI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产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Jefferson（2001）研究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问题，其结果表明，在新产品的开发方面，外资具有显着的溢出效应。同样，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冼国明和严兵（2005）利用1998-2003年的省际层面数据，对FDI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经验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着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与上述学者相反，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制造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FDI实际上对国内企业的研发具有负面的作用；Haskel（2002）对英国的研究也认为FDI并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带来正效应。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人力资本的配置结构角度考察FDI的技术溢出效应（Romer，1990），得到了不存在技术溢出作用的结论。
相对于上述两种实证研究，部分学者选择了相对折中的论断。Haddad和Harrsion（1993）在对摩洛哥公司层面的数据分析中，证明了FDI的进入并不一定直接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在利用“行业的技术水平”进行分组研究后，他们发现FDI的溢出效应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显着存在。对于这一结论的可能解释是，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良性竞争的可能性会更高，因此竞争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便会显现出来。
从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撇开只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就研究FDI对自主创新作用的研究，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对于自主创新的内涵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多数学者实证检验的被解释变量都采用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自主创新的标准，应该说采用单一的指标衡量自主创新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中，有大部分是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而蕴含在这两者专利背后的自主创新并不十分突出，因此需要在明晰自主创新的深刻内涵之后，构建一个可以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型指标，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
三、FDI对自主创新能力作用的实证研究
（一）基本假说
本文将尝试研究FDI对自主创新的作用，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经验分析，因此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一：在全国范围内，FDI对自主创新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Jefferson（2001）采用了中等以上规模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制造业的行业创新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在新产品的开发方面，外资具有显着的溢出效应。冼国明等（2005）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着的正面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如高梁（2004）认为科技战略必须强调自身能力的发展，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导向，进行自主创新，而不能盲目地引进技术。张小蒂等（2005）从技术输出方和输入方两个层面切入，分析我国基于FDI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得到应有提升的原因。因而，对于假说一，是否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需要在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加以检验。
假说二：FDI对自主创新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Dunning的折中理论认为，决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子公司的技术水平有两个因素：一是跨国公司子公司产品的所处周期；二是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如熟练劳动和管理人员的可获性、当地技术的可获得性及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等。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FDI对创新能力效应的大小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2）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3）东道国的市场环境；（4）东道国的开放程度；（5）外资企业类型。例如，Borensztein等（1998）、Xu（2000）从人力资本的角度，Keller（2001）等从东道国企业自身研发能力的角度，等等。Abramovitz（1986）指出，东道国获益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这里的社会能力指的是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稳定的经济和政治、足够的市场自由化程度和充分的公共基础设施。
而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中，也有研究表明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了诸如经济发展水平、国内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制约，如秦晓钟（1998）、何洁（2000）等。而潘文卿（2003）认为在我国存在FDI的门槛效应，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FDI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因此外资的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东部地区工业部门技术的提升已使外资的正向外溢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的FDI外溢效应最大。同样，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等也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
（二）模型构建
自主创新本质上是对新技术水平的产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种要素的投入，如科研工作人员、科研经费等。因此，本文借鉴产出模型，将自主创新的生产函数定义为：
I＝f（L，K，PGDP，FDI）（1）
式中：L、K分别为R&；D人员、R&；D经费；I为各地自主创新能力；FDI为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此外，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肯定会对当地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因此也将这一因素涵盖进去，在模型中我们用各地的人均GDP来表示。
（三）自主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定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来，对于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有很多的角度来衡量，但都很难真正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1.自主创新的内涵
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衡量，不可避免的是澄清“自主创新”内涵。从熊彼特（Schumpeter，1934）对“创新”的定义来看，“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后来，国外学者又分别从技术角度、制度角度分别对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为了说明自主创新作为学习模仿创新的对立面，我们沿袭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对自主创新的定义修正为：
自主创新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使用自身人力资本、研发等创新要素投入，在一定的创新环境下，基于自身能力创造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的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创新成果，以及将这些创新成果转化为再生产要素的一个产出过程。
因此，我们认为，在整个FDI技术溢出的过程中，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是相对于对模仿创新作用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