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能否维持和垄断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营成败。因此，为维持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必然会采取措施（如技术转移限制、独资化、公司内部贸易等）对这些技术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其泄漏和外溢。进入21世纪后，跨国公司出现了两个新现象。
其一，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增多。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利用我国薪酬成本较低的研发人员；二是进行技术研发，后者主要包括对产品和技术的本土化研究、为本地生产或销售提供技术支持、跟踪中国新技术和面向全球市场的研发等。但是否在我国境内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往往还取决于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权衡（trade‐ of f），母公司常常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核心技术对生产性技术的控制及强化低档产品对高档产品的依赖等实现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因此，东道主通过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设立来获得核心技术外溢的可能性也就较小。
其二，跨国公司业务外包的现象大量增加。业务外包虽然貌似是内部化方向相反的行为过程，但它们都是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战略选择。当市场的不完全程度很高，通过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很大，即内部化收益很高时，企业便选择市场内部化进行技术转移。当市场发育比较完善，内部化优势较低时，特别是有些产品所包含的技术已经相当复杂时，一家企业只要掌握产品技术系统中的某种核心技术，控制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某一部分，就可拥有该种产品的垄断优势。因此，利用生产环节的“片段化”（fragment）将技术分散外包到多个主体中去，并利用分散外包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较高交易费用形成某种“管中窥豹”效应，从而使得核心技术“黑匣子化”。可见，跨国公司的业务外包和技术内部化转移一样，也是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策略。
第三，跨国公司对外转让的技术并不一定是高端和核心技术。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投资的目的有二：一是看重东道国市场潜力并为其服务；二是充分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进行生产并服务全球市场。跨国公司作为技术外溢效应的来源，其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组合，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技术的跨国转移。根据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技术产品也有一个相应的生命周期，并由技术的发明地向外逐步扩散。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一般是成熟技术，在进行技术转移的同时，跨国公司通过研发活动进行技术的升级换代，而技术的接受方常常是处在跨国公司价值链的低端。
而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让的技术，大都是在投资国已经成熟并逐步趋向淘汰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仍属于相对先进的技术。Cannice等（2003）调研了在亚洲地区投资的9家美国高技术公司（其中有6家在中国大陆投资、1家在中国台湾地区、1家在新加坡、1家在马来西亚）。调研结果显示，其中6家企业转移了非核心技术，3家转移的非独立技术（必须结合其他技术才能生产）。即使在我国利用外资中获益匪浅的汽车、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对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也进行了封锁。例如，在2005年，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业务。但此前，IBM已经将它在深圳的合资企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器部分剥离，另与长城成立由它控股80%的服务器公司。这样，联想购买到的只是PC制造部分的一般技术（倪光南，2005）。
因此，我国较难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和FDI的技术外溢获得那些能够提高一个国家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 FDI不仅对我国区域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较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存在某种“挤出”。跨国公司和其研究中心凭着优厚的薪水和待遇吸引了我国许多优秀科研人才。有关统计表明，我国最优秀人才的40%、优秀人才中的45.7%都流向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或大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原国锋，2007）。
据统计，我国三资企业高技术产业科技机构科技活动人员数在1995年到2006年年均增速为27.07%，比内资企业高22.2个百分点，在2006年占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30.45%。利用外资较多的行业，其比重还要高，如我国电子计算机及办公用品制造业，在2006年，三资企业总产值在该行业总值所占的比重为89.31%，该行业科技机构科技活动人员数在1995－2006年的年均增速为31.77%，比内资企业高27.89个百分点，到2006年其比重已达69.26%；三资企业专利申请数在1995－2006年的年均增速为104.66%，比内资企业高74.25个百分点，到2006年专利申请数已占该行业的92.82%。三资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在1995－2006年的年均增速为86.20%，比内资企业高49.92个百分点，到2006年专利申请数已占该行业的79.47%。一些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原有的研发机构被拆分，技术力量大量流失，使我国一些本已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产业面临着人才流失和技术主导权失控的困境，可能迫使中国企业放弃已有一定基础的技术开发能力，转而依靠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了阶段性的技术“挤出”效应。香雪海品牌低价易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1986年成立的苏州香雪海公司，其生产的电冰箱和卧式冷柜曾多年受到市场的青睐，香雪海品牌也是当时驰名中外的着名品牌，1995年与韩国三星合资成立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然而，由于合资的条件为合资的三年内不能生产香雪海品牌的冰箱，且其技术人员和设备毫无保留地留给外方控股的合资公司，故后来冰箱市场逐步被以海尔为首的新品牌所取代，尽管香雪海也从国外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但由于技术力量跟不上而难以东山再起，最终导致香雪海商标在2002年仅以104万元贱卖。
四、结论及启示
（1）上述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基于利益驱动下的产品的本土化研究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因发展基础较好、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和国家的外资倾斜政策，FDI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较大，中部次之，西部不明显。FDI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作用的大小，既取决于东道主经济主体获取技术转让和技术外溢的动力和能力，又取决于跨国公司输出技术的意愿和能力。政府应积极引导，通过推进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普及大众化教育和采取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等来进一步强化其动力和能力。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角度看，传统产业存在高附加值环节，高新技术产业存在低附加值环节，我国应从产业价值链角度加强对来华外商投资的产业引导，鼓励外商投资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并通过规范对在华跨国公司的监督管理等不断提高引资的质量和水平。
（2）与东部相比，我国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都亟待提高。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东部地区的煤炭、电力、水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出现严重紧缺，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加工贸易综合成本大幅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是大势所趋。而中西部是我国资源丰富的区域，又处于东亚大陆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且随着FDI的梯度转移，中部地区的要素潜力已逐步显现。我国应加大中西部对外开放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部分行业的外资准入条件，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强外商和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建立和完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展利用外资渠道，为跨国公司和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创造条件，从而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3）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技术“外溢”和技术“挤出”的双重性影响，这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原创程度、对企业的重要性及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由于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难度相对较小，故内资企业较容易获得FDI的技术外溢，进而提升这类技术的创新能力。而发明专利因其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和研发难度等而使技术较难被外溢，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某种技术“挤出”效应。
因此，核心技术较难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中获得。目前，利用外资已经成为我国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的主要途径。基于外资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形成资源（要素）－市场（国内与国际）－利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政府可通过政策措施，引导我国企业建立自主研发体系，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努力在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在科技全球化条件下对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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