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分析为余华的写作姿态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性格源头，在作家、文本、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文”的语境，从而使余华的生活与创作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发展链。在这个系统中来理解余华对死亡的书写，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被动接受，而是有其自然的生长点，有着相互间不谋而合的重叠处。洪治纲还十分注意研究医院，死亡背景在余华成长道路中留下的烙印：
也许是他早已习惯了医生们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也许那时候他还根本不理解生与死对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任何生命的躯体在他的眼里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总之，异常胆小的余华，无论是面对死人还是面对寄放死人的太平间，都毫无恐惧之感。不仅如此，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午后，他还不时地跑到阴暗的太平间里，美美地躺在那里享受一个舒适的午觉。……显然，余华为自己找到这么一个绝妙的“避暑胜地”而兴奋不已。那是一个少年内心的秘密。它以静谧的方式，与余华的胆小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呼应。正是这种奇特的呼应，在多年之后，使余华在叙述死亡时，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平静。
童年与成年，“胆小”与“习惯”死亡之间，恰恰就在余华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为特殊的人生经历，作家的写作也成为区别于其他的“仅此一个”。对作家、文学文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系统关系，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布拉特曾以“社会能量流通”的理论来进行表述：“文学性文本只是社会能量流通中的一个环节，其他含有相同社会能量的非文学性文本的存在是文学性文本产生的前提。……文学文本作为社会能量增殖的重要环节，强化既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帮助人们‘认可’特定的权力关系。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接受都与社会能量的运行相关。”也就是说，作家成长的环境、他所经历的事情，等等，都可归入“非文学性文本”，它们导致了“文学性文本”的产生；后者一旦产生，又可反过来影响前者。因此，作家的创作显然不仅仅是灵感突如其来所至，而是有其源远流长的意识流的。
洪治纲对余华童年的观照显然也不仅仅是评传体例上的要求，更多的是出于他对作家创作个性追本溯源的需要。经过他这样的一步步地剖析，余华热衷于书写死亡的先锋姿态也不再令人有困惑之感了——无论是怎样的“先锋”，作家的写作依然脱离不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与思考。如此一来，他还先锋作家以平凡人的面貌：“在发挥想象的具体方式上，先锋作家也并不是绝对地与所有常识性生存状态一刀两断，而是通过必要的整合和重构，使话语最后服膺于自我心灵表达的需要。”这不仅道出了先锋作家背离常态的一面，更说明了为许多人忽略的一面：先锋与常态相弥合，先锋不是彻底游离于传统之外的。
如果没有对先锋文学透彻的认识，娴熟的把握，洪治纲显然是无法归结出以上那些精辟的观点来的，他批评的主要方向还是在于先锋文学。2005年，他的专着《守望先锋》出版。此书收集了他在先锋文学研究中的主要成果。从对先锋概念的考察到具体文本的解读，从先锋主体的精神向度到艺术实践，从先锋文学的潮流到它在当下面临的危机，论者以其一贯激扬澎湃的笔调，结合冷静的思考，对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问题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颇有见地的梳理。
当我们随意翻动此书时，那些精辟独到的思考和富于诗意的表述不时地闪现出来：将隐喻作为一种艺术思维的方式，而不再是一种修辞手法，这是先锋作家对隐喻进行的一种有效的翻建与扩容。
在很多先锋作家的作品中，隐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也是先锋作品变得难以一眼看透的重要原因。它在给我们的审美接受带来了巨大挑战的同时，实际上也为文学作品在审美意蕴的传达上开创了无限繁复的内在空间。
这正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独到之处，他以一种看似毫不经意的方式，将一些沉重不堪的过程轻盈而又迅捷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对小说叙事中轻与重的精妙处理。这种处理在我看来，绝不只是一种叙事上的技巧，而是作家深邃洞察力的精妙体现，是作家独特的审美理想的折射，甚至寄寓了创作主体的某种叙事哲学……
如此点点滴滴的对文本微妙之处的体察，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在阅读洪治纲的文学评论时，常常可以看见其中跳跃着思想的火花，令人不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那些充满了诗意的语言，又令人微笑地想起他的另一重身份：诗人。也许，正是因为诗人的敏感和热情，再加上评论家的深刻与冷静，才造就了洪治纲如此特立独行的批评风格罢。
在批评的道路上，洪治纲不断地在质疑现存的事物，包括对自己的写作和做学问的方法。有了这种对于文学的极大的热情及对于批评的科学态度，他才能在这条路上披荆斩棘，不断地有所收获。而作为一名处于学院派之外的江南专业批评家，在他的身上，又流淌着诗化的精神特质，这种澎湃的感情不时如熔浆一般喷薄而出，使他成为江南文人之“重情”的一个典型代表。
第二节汪政和晓华：“品味”的批评
说起来，我和汪政是正宗的老乡，虽然辈分不同，但他和我以及后来写小说的鲁羊都是海安县西场中学土生土长的学生却是一个许多人都知晓的事实。……汪政刚刚大学毕业，他教我们班的世界历史和另一个班的语文。他毕业那时大概还不到20岁，典型的毛头小伙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强烈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历史课就是故事课，一门世界史被他的一个个故事填充得非常充实和有趣。……当时汪政、晓华的房子并不大，但最大的房间恰是他们的书房。这间房子可以说是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到处都是书，四面墙上顶天立地都是书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书，但这样的书房构思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汪政、晓华的文学评论不用我多说。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文学评论这条路上坚定地走着，不管文坛如何变幻，也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的步伐总是那样的扎实，沉稳，不浮躁。他们阅读面的广泛和思索问题的深幅，在文学界都是早有定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又是非常认真的文人，每一篇作家论，每一部作品的解读，每一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从来都是一本正经，认认真真的。
以上这番话来自吴义勤先生的文章，他不无幽默地称赞他们是“一对出色的‘双打选手’”。透过这位自称“学生”同时又是如今在当代文学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的眼睛看去，汪政、晓华出色的学术成果是与他们的“二人转书屋”有关的：那“真正”的书屋滋养了两位献身文学批评事业的学者。
汪政、晓华确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罕见的搭档。他们既是生活中的伴侣，又是工作上（评论写作）的合作伙伴。当然，他们各自也有独立写作的文章问世，但令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是他们合作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文章。如果说体育与文学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的话，那么，在汪政、晓华的文学评论世界里，追求“更高更快”的体育精神同样可以被解读成为他们所特有的追求“更新更深”的文学精神。他们尤为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立论新颖，理论依据充实，这也形成了他们在文学批评界的独特姿态。
汪政、晓华的批评常常针对当代作家具体的文本展开，他们的视角贴近时代的步伐，文字不拘长短，显得随性、机智。他们品评过许多当代作家：阎连科、鬼子、新生代作家，等等。每一篇评论总是很贴切地抓住了作家最有特色的一面，这充分说明了他们良好的文学感知能力。如他们对鲁羊的评述：“他关心的焦点只是语言”，“语言在鲁羊这里自然有技术的一面，但更重要更本质的是对语言自身精神的认识和再现”，“鲁羊认为汉语表达在结构上具有‘板块’的性质，它们是一些相对独立的意义、情绪、意象的团块”，等等。对于以出生年代来命名文学流派的做法，他们不无揶揄之意：“年龄与文学的关系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话题了。而且好像年龄越小就越文学。”他们也评论自己的同行——文学批评家，如有一篇评论王彬彬的文章，说王“真有点‘另类’的意思了”，而这种“另类”的含义为“守旧”，从这个令人惊讶的观点出发，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王在治学中的“平和的心境、务实的态度、朴素的语言”，以及“批判的精神”、“对理想与道德立场的坚守”等特质，凸现出评论家在一片追求“先锋”的喧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
他们评论的特点可以用“品”字来归纳，因为不管是多么严肃的学术问题，到了他们的笔下，总是可以妙笔生花，生出许多意趣来。
他们就如同许多吟赏文字的江南士人一般，十分看重文学审美中的精妙之处，在吟哦之中真正品味到文学作品的甘美，并传神地将这些原本很难以言传的意趣传达出来。如在评论魏微的长篇小说《流年》时，汪政将阅读时微妙的情感体验相当到位地表现出来：“这部小说以微湖闸为空间背景，以回忆的叙述方式片断式地连缀起一个个生活场景和这些场景中的人物，它是散文化的，独白式的，作为一个长篇，居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和连续的情节，当然更加缺乏推动人物行动与情节展开的戏剧冲突，所有这一切都让位于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叙事人带着怜爱的、叹惜的喁喁低语……这些人物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有一种老照片的微黄和斑驳，他们似乎很远，他们并没有‘呈现’在你面前，他们又是那么近，因为他们的举止音容那么深刻、真切，宛在叙事人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