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向国家主权理论提出挑战的是曾任法国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教授的狄骥，他从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开始，认为国家就是一种服务性机构，而不是一种权力，国家主权等都是人们凭空臆造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是违背客观法的。由此，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主权国家观念。更有甚者，他还认为国家和人民都不应握有主权，只有上帝才握有主权，因而人们应该放弃国家主权去实现所谓的“世界社会”。很明显，这种限制和否定国家主权的主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来的，它针对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主权，而且是日益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的主权。因为，那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已经构成了对自身生存的现实威胁，而且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垄断资本要求不断地向外扩张，要求打破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而国家主权的存在实际上构成了资本向世界扩张的障碍。对此，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明确宣称：“许多小国在经济领域内行使主权，就像旧制度下法国实行的内部关税一样，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二战后，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各国之间产生的主权利益问题也越来越多，西方理论界否定国家主权理论的思潮再次掀起。一些学者依据国际交往中国际组织的发展和作用增强的现实，提出了建立“世界政府”，以“联合主权”取代单一的国家主权等观点和主张；国际法学界不少人提出，独立民族国家的维持是以各国交出一部分主权为条件的，这样国际法的进步必然要在无限范围内实现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庭所确定的法治，并以“国际警察部队”来强制各国执行国际组织的决议。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学者以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为依据，进一步宣扬限制和否定国家主权的主张。他们一方面借口全球市场化，大肆宣扬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对地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就环境污染、国际禁毒、恐怖主义等全球公共性问题，极力推崇“全球治理”、“全球民主”以及“新帝国主义论”、“失败国家论”等主张。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帕在他的《世界秩序重组》中指出，为了对付恐怖威胁，美英两国应该确立能以军事手段介入世界任何角落的“新帝国主义”。他强调，如果恐怖主义和犯罪以非民主国家为基地开展活动的话，西方国家有必要率先发动武力和军事干涉。他提出“要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需要新的殖民政策”，“帝国主义的机会和必要性同19世纪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显然，西方国家不是不要主权，而是自身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在不断地强化本国的主权，去限制和否定“失败国家”的主权。
可见，全球化中的国家主权斗争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了。一方面，表现为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又重新在冷战的废墟上激情燃烧，从北欧、西欧种族主义泛滥到南欧、中亚的民族主义独立，从一些多民族国家被激活了的民族主义运动到非洲如卢旺达登峰造极的种族仇杀，无不是围绕着民族国家主权及其所护卫下的族群利益展开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边界冲突的加剧，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历史上存在边界争端的地区战火重燃，而这些矛盾冲突无不与殖民主义的主权侵略和主权切割联系在一起。看来，国家主权并没有在泛滥成灾的限制、否定声中有所削弱，反而都在悄悄地强化着、变更着。
客观地说，全球化中各民族国家的主权，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发生了值得人们思考的变化。一是急剧增长、蔓延和渗透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扩大和增强了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和功能，迫使各民族国家以超国家主权的眼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和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民族国家主权。二是不断凸现的全球公共事务，迫使各民族国家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到国家行为体性质的国际组织、国际协作中来，这要求民族国家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三是一些地区性的民族国家，他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实现和维护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地区一体化建构，需要以此提供统一市场、利益保障，提高自身的政策能力、安全水平，这就意味着需要各民族国家转移一定的主权，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强的行为体上形成一种共同主权或相互主权的状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国家主权及其演进得出几点结论：其一，国家主权首先体现为一种阶级统治权力，然后才以社会的或民族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二，作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逻辑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紧密联系的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它是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必要途径，在民族国家意义上则是国家主权的社会化过程。其三，如今这种社会生产力高度和社会化交往水平还远不足以消弭国家主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人们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生存论条件的巨大差异和矛盾，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异基础上的群体认同。其四，国家主权的消亡与国家和民族的消亡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但却是漫长而复杂的。
（三）民族国家认同及其类主体认同因素的增长
认同，首先是一个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概念，原意是一个个体所具有的关于他自己是其所是的情感和意识；然后又被吉登斯、哈贝马斯、泰勒等人引入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视野，指的是与他者相互联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定，是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等因素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完整的政治心理过程。从主体角度来看，认同可分为个体、群体和类三种，即个体、群体和类三者基于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一种自我确认，这种自我身份确认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特征和精神归属感特性。如我们所知，个体、群体以及之后才被发现的类（人类），是人的三种基本存在方式。这三种存在方式与人的生命的个体性、人的生活的社会群分性以及由普遍交往而意识到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体、群体的生存论条件的差异，他们与类之间所构成的两两认同格局是不平衡的。因此，我们不能对认同问题作抽象意义上的理解，而要根据具体的言说对象和论说情景来考虑，也就是说要根据人的具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来考察人们的认同问题。
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认同形成的前提。无论是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还是民族国家对自身的认同，或者是作为交往主体的民族国家对他者、对整个类的认同，都是由人的生存方式所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是由人所具有的基本生存论条件构成的，这些生存论条件怎样，人的生存状态也就怎样，人也就怎样，因而人们也就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来反思和建构自己的生活。这种反思和建构是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在对差异的比较、反思中确立的。我们知道，任何人同时都是以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类主体的方式存在的，但人的这三种存在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存在多方面的相互联系。对个体来说，他虽然首先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但同时又不能离开群体而存在，而群体又从属于更大意义上的群体。个体以及他所能归属的群体——氏族、家庭、民族、政党、企业、国家——始终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阶级社会里集中体现为阶级或阶层的差异，即阶级、阶层的利益差别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地位、文化价值等其他生存论条件的差别。所以，个体的人也好，群体的人也好，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现实利益寻找可靠的来源和保障，并在这种生存境遇中确立对自身、对他者的身份认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国家的民族化（社会化）建构进一步遮蔽了人们之间的阶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的个体存在，还人的类存在，都集中体现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上。这种矛盾对立既表现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又表现为群体与类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人正是通过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反思性理解来确立自己的认同的。
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全球联系日趋紧密的历史过程，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和跃迁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全面审视全球化，指出由于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一切地方限制——当它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建立了自己的统一的市场和阶级权力后，又把各个民族国家纳入自己的世界体系，进而把全球作为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图以时间来消灭空间。资产阶级在建立全球化市场的冲动和努力中攫取剩余价值，但它又同时充当了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向世界历史转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二是通过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改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转变。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就是资本不断把整个世界整合成了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即在经济生活领域里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表现为民族国家体系，这就是资本条件下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就第二层含义而言，世界历史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通过改善人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打破“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的空间规定性，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联合。
换句话说，全球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超出民族和国家的限制，按照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行事，使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获得直接的普遍的社会形式，而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也开始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禁忌，逐渐意识到为人类共同利益承担历史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使民族国家在全球的层面上获得社会的合法形式。这样，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在个体交往层面上，“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就能超出并代替“地域性的个人”，当个人真正成了世界意义上的个人时，人就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这时，作为人的群体生存方式的民族国家体系也就日益有了“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体”的性质。
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变化，必然通过人的观念认同体现出来。当全球化迫使个体生活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中时，人们对自身的身份、价值的认同和诉求就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民族国家情节；当全球化日益使人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个人时，人们的类认同意识就必然逐渐增长，这对民族国家认同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否定。
首先，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结构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族群的认同，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文化性质。随着近代具有政治意蕴的民族的形成以及国家的民族化建构的推进，人们对民族的认同就实现了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民族国家因而就成了人们认同的主要对象，并仍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这样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就把认同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统一起来了，人们通过民族国家的认同既可以制度的方式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条件，又可以历史文化的方式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被民族国家所遮蔽和局限了的各种个体和群体逐渐被推到了国际交往的层面，他们同国家以及全球交往中新生的各种组织、团体和“类”一道成为彼此认知、接纳和认同的对象。这种多元化认同结构，对于需要不断从民族认同和国民忠诚中获取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消解。
其次，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中身份认同的消解。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人的身份依赖基础上的社会，人们总是依据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血缘姻亲、宗法伦理等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配置权力。身份与权力等同使人们形成了对权力和身份的崇拜。这样身份认同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道藩篱，把人们划分为各种特定的交往群体，个体总是要在自己的群体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凭借这种身份获得自己的利益和精神慰藉。从历史上看，在狭隘的交往世界里，人们对群体的认同往往具有一种至上性和唯一性，人们总是对自己的群体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对他者往往抱有排斥、防范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这种认同倾向和价值信念是造成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对立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当然，冲突中的民族也可能因进一步的交往而产生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民族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