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认为，国家利益是以国家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各国都力图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身份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温特指出，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和国内层次的特征，植根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之中，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这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温特指出，国家身份变化，国家利益也跟着变化，在这里温特着重强调了国家利益形成和变化的主观因素。
应该说，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深入研究，在许多方面也有其合理性，都从不同的侧面给我们以启发，这更有利于我们揭示当代西方国家利益的理论与实践的实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正确理解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利益，正确把握民族国家利益与日益凸现的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及其发展。
首先，我们可以从国家利益的阶级属性上透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益的本质。无论是国家利益上的“权力利益论”还是“道德利益论”，都是从他们本国的立场出发的，都是直接为其政府当局制定外交政策服务的。尤其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内涵所作的阐述，更是带有明显的价值偏向和严重的民族偏见。他们把本国统治阶级的要求上升为国家利益，并把这种带有严重价值偏向的国家利益进而当作世界各国的一般国家利益。所以，从价值规范的角度看，他们所宣传的国家利益，只不过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国际化。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阶级利益的国家化和“国家利益”的普世化的过程中，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深厚的扩张主义情愫，甚至是将一国所能发动战争的能力作为国家利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国家利益的阶级一己私利性在如今的全球化的各领域中屡见不鲜。
其次，我们可以从国家利益的民族性上正确把握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全球化已经把民族国家利益的诉求与人类利益的考量推到世人面前，简单地理解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把两者推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两极对立之中，都是有害于当下国际交往的健康发展的。这就要求人们首先应该如实地看到，民族国家至今仍然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并且在国际交往体系中是唯一享有充分的国家群体利益的行为主体，它仍然是维护和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实力的代表。而且，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生存论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空间等——仍然存在巨大差别甚至矛盾冲突的现实，从根本上决定了全球化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状态，也规定着民族国家利益之于国家交往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果因由全球化中所凸显的人类利益就断然宣布“民族国家的末日”，那未免有些理想化或率性。诚然，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交往关系时，无论采取何种行为方式和政策策略都需要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这种辩护并不是毫无道德原则的，都要遵循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制度规则和道义法则，以此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即便是一向批评“道德利益论”的现实主义者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也并未完全否认道德因素在国际交往中的应有地位。人类利益的凸显恰恰是人类伦理共识的产物，而这种类利益意识只有在确保各民族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的前提下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国家利益的公共性上探寻并倡导新型的民族国家利益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利益在形式上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公共性。在国家内部，国家利益是以各阶级共享的名义获取合法性的。
随着这种社会公共利益的民族化建构的深入，社会公共利益就以全民族整体利益的形式出现；它与民族社会的国界地域、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全部生命。在国家交往上，国家利益的合法性不再仅仅以民族社会为基础，它还逐渐具有了全球社会的基础，即民族国家的利益还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与全球社会的和平安全、国际规制、国际贸易、全球生态、人的类意识、世界历史、国际合作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世界共同体”。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差别巨大，任何国家参与全球交往，总是从自身的利益这一视角出发，而其交往活动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表现为全球公共利益，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社会利益。
于是，全球化对人类利益的吁求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民族国家利益的痕迹。换言之，民族国家一方面可以从全球化中找到自己利益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国家价值，使自己的国家利益直接获得全球普遍的社会公共性。对此，马克思有过许多论述。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思想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西方国家将他们认定的国家价值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向全世界推广。亨廷顿一语道破了西方某些学者推崇普遍伦理的实质，他指出：“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可见，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看似普遍的东西，都明显带有西方利益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担心失业的工会活动分子、农产品保护主义者、抵制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左翼力量以及那些担心全球化将导致资本统治的民主派普遍持反全球化的态度。他们反全球化，一方面，表明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实质是资产者利益的全球化，其民族性和社会公共性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另一方面，表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债务缠身而又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的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摆脱全球化的严重后果、倡导一种新型民族国家利益观的愿望和期许。这种新型民族国家利益观应该是：从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合作、对话，达成各国都能普遍接受的共识——既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又切实承担各自世界角色责任，以此来确保全球化交往的健康有序进行。
（二）民族国家主权的实质及其演进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主权首先是一种阶级统治权力。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但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国家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使社会秩序的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且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这就是表现为国家属性的阶级统治权力。
马克思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形成史时，不仅揭示了它的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本质，而且还揭示了它的形式普遍性和区别于以往国家的社会性。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封建统治权力的斗争，借助普遍法律化的手段，把封建特权阶级的统治权力转化成了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国家形成的普遍形式。由于工厂手工业的发展，王权和新型的封建贵族在追求货币的过程中，通过普遍性立法，发展了对土地的私有权，摆脱了封建生产对土地的分割和对劳动力的人身束缚，使封建财产变成了现代私有财产，劳动力变成了现代商人，租地农场主、行会师傅、小手工业者变成了最初的资本家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生产摆脱了封建特权的直接统治，具有了形式上的经济自主性，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开始以间接的方式发挥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的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公共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国家和国家机关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实行虚假的民主，表面上替国民服务，以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自居，实际上却是统治阶级统治和掠夺国民，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普遍的纯粹的国家形式，具有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而又无所偏袒的社会国家形式。
当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需要用以服务于海外的商业战争时，资产阶级统治权力——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的普遍化的殖民制度、海外贸易制度、国际金融体制以及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这些制度和体制已经将各个民族国家整合到了一种世界经济秩序之中。这种经济秩序超出了任何民族国家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为民族国家体系。它遵循着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服务于资产者的资本权力。这就意味着资产者的统治权力已由国内走向国际，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而排除任何外来干涉的权力具有了浓厚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性质了。而且，在存在阶级以及阶级差别、矛盾和冲突的现时代，在人类生存论条件存在巨大差别的当下，这种表现为阶级统治权力的国家主权无疑是具有其历史和逻辑上的普遍性和正当性的。因为，国家主权的阶级统治权力的实质总是要以国内社会利益或民族社会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总是披上民族化的外衣。在这方面，民族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主权活动，无论是活动范围、活动能力，还是活动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构成的全球活动格局，都表现得最为出色，最为资产阶级官学所津津乐道。然而，当这种遵循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利益最大化逻辑的国家主权遭遇到其他民族国家（也包括西方民族国家自身），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扞卫自身主权的反抗时，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内在的资本无限扩张的阶级属性与主权的独立和排他性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凸显出来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矛盾，这个矛盾意味着表现为阶级统治权力的国家主权最终是要走向消解的。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国家理论，消除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极富阶级扩张性和“民族”侵略性的对外主权，需要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前提，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权，逐渐消除资产阶级统治权力赖以建立的资本与劳动根本对立的生产基础，这样才能确保各民族国家真正的民主发展、经济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合作的民族交往，从而在尊重世界各地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独创精神的条件下，通过彻底改造整个社会而实现消除了阶级的社会，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灭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的性质”，国家主权也就消亡了。但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依然强大，世界各民族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主权就不能不赋予自身一种革命的暂时的阶级性，以应对资本主义国家主权的阶级性。可是，如今全球化中，“民族共同体”与“世界共同体”、“民族社会”与“全球社会”、“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公共利益”、“国家主权”与“普遍人权”、“国内法”与“国际法”等本来比较直白的关系，被资产阶级官学有意无意弄得这样混乱不堪——之所以被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在全球化中这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牵涉到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及其全球利益。为了还原这些问题的本来面目，揭示国家主权之争的马克思主义真相，我们又不能不对国家主权的历史演进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如前文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化建构和民族国家主权的理论和实践，对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它一方面从绝对主义国家那里获得了固定的权力疆域、人口和利益空间，另一方面又按照资本的本性，通过对绝对主义国家的被集中了的权力进行普遍立法，使行政在经济和国家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新作用。由此，资本主义国家就以民族的形式从绝对主义的土壤里诞生了。民族国家和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主权的产生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模式和组织形式，它对业已划定了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靠法律和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或间接监控而得到保护，同时它的产生又是其他民族国家产生以及彼此紧密联系、相互竞争或残酷斗争的结果。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种要求重新整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就掀起了一股否定国家主权的潮流。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所说的：“自1914年以后便出现了相反的潮流。西方世界的国际法学家抛弃了有关主权和国家固有权力的旧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