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国家对电冰箱实行定点生产制度，民营的“北极花”不在国家定点生产之列。第一次撞上“红灯”的李书福老老实实地刹了车，关掉了冰箱厂，伤心之余一头扎进深圳大学的书堆里。这是一个影响李书福一生的抉择，当时一部分同样没有拿到定点生产指标的企业坚持下来并笑到了最后，现在的科龙、美的等均属此列。李书福每每谈及此事，总是痛心不已。他意识到：国家的产业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有些“红灯”只是暂时的，只要是顺应潮流的事业，认准了再困难也要坚持到底，“红灯”虽然不能硬闯，但缓行等待时机或绕道而行也是可以的。
1993年李书福去某大型国有摩托车企业参观考察，看见摩托车产销两旺的势头，就向该企业老总提出为他们做车轮钢圈配件，遭到拒绝。李书福回到公司，大胆提出要自己制造摩托车整车，周围一片反对声。李书福决心已下，但这次他再次遭遇“红灯”——没有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到处求情均以碰壁告终。他“绕道”以数千万元的代价收购了浙江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借船出海”。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吉利就开发出中国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并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接着又与行业老大嘉陵强强联合，生产“嘉吉”牌摩托车，不到一年又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豪华型踏板式摩托车，很快便替代了日本和台湾的同类摩托车，不仅一直占据国内踏板车销量龙头地位，还出口美国、意大利等32个国家和地区。
李书福到省里找相关部门，要求生产汽车，主管官员立刻瞪大了眼睛，好像遇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疯子”。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李书福又问，如果不让搞汽车，可不可以搞汽车实验？这位官员想了很久才答道：“搞研究是可以的嘛。”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固执的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市征地850亩，打着造摩托车的幌子，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他的哥哥都说他是在赌命。的确，如果最终拿不到汽车生产权，数亿元的投资都将付诸东流。李书福一次次到北京，奔走呼号，可并没有找到政策的空间。
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书福的梦想柳暗花明，某部下属的四川一家生产小客车的企业濒临倒闭，于是经过多方努力，吉利与之合作成功。对方以目录、生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投资1400万元，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李书福又靠“借腹生子”终于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1998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车下线。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吉利豪情”下线，鼓乐齐鸣，李书福站在“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轿车下线”的条幅下等待来宾，发出去700张请柬，除了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没有一个人来。
他的呼声终于有了回应，2001年浙江省政府专门给国务院打报告。李书福被告知，根据国家经贸委领导的指示，只要按照经贸委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来做，生产权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2001年7月，由中央财办、国家经贸委、国家纪委等部委组成汽车联合调研组到吉利考察。2001年应该是吉利发展的里程碑，李书福年前在深渊，年底在高峰，12月26日，国家经贸委第七批汽车公告上，美日（MR7130）榜上有名，且前面清晰地标着：轿车。
第四，依法经营，为政府改革提供正面的、积极的响应与支持。爱德温·M.爱泼斯坦（EdwinM.Epstein）认为企业权力有四个层次：宏观层次的、中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和个人层次的，宏观层次的指所有企业组成的系统，中观层次的指企业群，微观层次的具体到某个企业，个人层次的则是指企业领导者具有的权力。创业者在运用企业权力纵横驰骋的时候需要铭记，企业权力是社会赋予的，它应当做社会所期望的事情。组织是否合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否与组织所在社会的追求保持一致，因此，合法性可以被认为是企业谋求被社会永远接受的动态过程。创业过程的合法性一旦受到质疑，创业家所构筑的任何美好蓝图可能在瞬间就会消逝。
案例资料：
万科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性。一直拒绝行贿的万科虽然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发展机会，很难拿到好地，但也因此避免了许多风险。2000年，沈阳“慕马”案发，慕绥新和马向东锒铛入狱，沈阳的政府层也大规模换血，一时间沈阳有头有脸的企业主几乎人人自危。时任万科东北公司总经理的周卫军也被“双规”，要求其“交代”与“慕马”的关系，理由是万科是沈阳最大最有地位的房地产开发商，政府部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万科不可能脱开干系。周卫军被关了二十几天禁闭，事实真相也很快水落石出：万科在沈阳经营的七年当中，与“慕马”并没有利益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拒绝行贿，使万科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市场能力的道路，这使得万科相较于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房地产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基业长青的企业。
第五，选择理想的代理机构，建立和培养高质量的长期代理关系。
积极的代理关系不仅会增强企业的议价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信任，以及义务的承担。具体的做法，包括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做顾问，与政府职员或其亲戚朋友建立朋友关系网，强化企业与具备官方背景的商业协会、社会公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利用传媒的舆论导向和官方媒介的代言等等。
案例资料
针对国际市场出现的“反倾销”现象，为保护企业的利益，2005年6月28日宁波市76家打火机生产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宁波市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和出口基地，出口占全国的六成，尤以慈溪出口最大，占宁波大市六成以上，已发展的77家企业团体会员中，慈溪占58家，余姚占15家，宁波占3家。该协会的建立，有利于加强打火机行业组织的协调和管理，促进全市打火机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积极应对国际的贸易和技术壁垒，并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络和沟通，构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
2005年5月27日，欧盟再次将2002年4月30日欧盟曾通过但后来一直未予实施的CR法案摆到了商谈桌面上，并通过了一份具体实施计划的草案。这一事项当时立即引起了宁波打火机行业代表的注意。6月4日，宁波打火机业界人士即获得了这份CR法案的具体实施草案。6月10日，他们特别请来国家商务部、国家质监总局的官员，就欧盟即将实施CR法案一事进行了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本月初组团赴欧盟游说。
为维护中国打火机行业利益，宁波新成立的打火机行业协会随同由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组成的民间游说团，赴欧洲进行了特别针对CR法案的游说。7月7日清晨，游说团抵达欧洲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当天上午9时许，游说团即与欧盟有关官员进行了交流。宁波打火机行业协会代表当即向欧盟官员递交了事先精心准备的《宁波打火机行业协会对欧盟CR草案的立场文件》。
之后，宁波打火机行业协会三名代表又随同游说团先后走访了比利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欧盟各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据透露，在整个游说过程中，游说团主要向欧盟表达这样的观点：
中国完全支持欧盟为保护儿童及消费者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也非常重视产品安全，并为提供与国际相关标准相符的产品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目前来看，CR法案并非最好的办法。为求双赢，民间游说团还提出4个代替CR法案的建议。结果CR法案暂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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