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产业集群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从美国的硅谷、128公路地区、意大利北部“第三意大利”、德国巴登-符腾堡到我国的中关村、东莞、温州以及绍兴等地，大量的事实表明产业集群和其中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马歇尔（1964）以来，众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从劳动力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知识溢出、集体学习等多个视角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然而，或许是受到经济地理学科范式的影响，以往的集群研究往往是就集群而论集群，而忽视了作为集群中的主体——企业！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无法解释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日益增加的异质性（Rabellotti &； Schmitz，1999）。因此，唯有对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才有可能更好地解释集群的成功。当前产业环境的特点是消费者需求和产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学习和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和能力，虽然以往集群研究认识到了集群知识传播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认知视角，从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出发，对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具体来说，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这一研究问题又包括几个子问题：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遵循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它和一般企业间的知识传播相比有什么特点？集群知识传播如何影响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等等。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须首先对相关的理论，如组织知识传播、集群知识传播以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有一个针对性的梳理。
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本质上是组织知识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虽然集群企业具有地理邻近性、产业关联性和本地根植性等特点，但作为企业的共性使得它们仍然遵循许多一般组织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的规律。组织知识传播研究按照研究情景的不同可分为组织内知识传播研究和组织间知识传播研究。前者主要关注如何实现知识在组织内部各部门和成员间有效传播尽量避免传播黏性（sticky）的出现，而后者主要关注组织在联合R &； D项目、战略联盟中的主动（intended）知识传播和非主观意愿的知识溢出与竞争者模仿等问题。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如跨国公司（MNCs），而针对集群企业的研究则不多见。事实上，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是组织知识传播的特例，借鉴和吸收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将首先对组织知识传播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当然，对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必须吸收和借鉴以往对这一主题的理论成果，唯有如此构建的理论才可能具有坚实的基础。因此，本节分别对集群知识传播研究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具体来说，在对集群知识传播文献的梳理中，笔者根据以往研究所选择分析层次上的不同，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以集群为分析单位的中观研究和以企业为分析单位的微观研究两大类，并根据所考察的解释变量的不同，分别探讨了中观研究中的地理邻近类研究与非地理邻近类研究和微观研究中的关系视角类研究与认知视角类研究。相似地，对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文献的梳理中，笔者根据以往研究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归因，分别探讨了外部经济视角类研究和学习与创新视角类研究，并针对当前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中整合战略管理领域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介绍。
第一节组织知识传播研究综述
组织领域中的知识传播研究主要围绕着组织内知识传播和组织间知识传播两大主题，探讨如何通过知识传播促进知识创造以提高组织绩效。
组织知识传播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集群知识传播就其性质来说是组织知识传播的特殊形态，因此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对于分析集群企业知识传播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在当前微观企业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中尤为明显。因此，本节对当前组织传播研究中知识传播的定义、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的关系以及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知识传播内涵
根据达文波特和普鲁萨（1998）的观点，知识传播是两个过程的组合：发送和吸收。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如果发送者没有发送知识则知识传播毫无意义；如果接收者并不能吸收知识，这里只存在发送行为，那么知识传播就无从谈起。因此，单纯的发送知识或接收知识并不等于知识传播。
Albino、Garavelli和Schiuma（1999）则提出，知识传播过程是两个系统的组合：信息系统与解释系统。他们认为知识传播是一个包含信息处理活动的通讯过程。通过某些通讯媒介，一个主体（个人或组织）的知识能以信息流的方式传播到另一个主体。通讯方式和其效率与效果由所选择的通讯媒介决定。另一方面，被主体所接收的信息并不等于知识，它必须要通过主体自身解释系统的处理才能变为知识，这一过程依赖于接收者已有的知识和相关的能力。
随着知识基础理论的兴起（Grant，1996；Spender，1996），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知识传播即是知识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创造的重要形式之一。Nonaka和Takeuchi（1995）指出，知识创造的关键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组织中的相互转换与传播。Nonaka和Konno（1998）还指出对于外部知识的整合与吸收对于企业的知识创造有关键的意义，通过以企业间关系为媒介，知识传播对于新知识的创造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而Grant（1996）则将企业视为整合内部和外部知识的机构，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整合。
Boari和Lipparini（1999）更是提出了一个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传播与创造的理论模型，将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了统一。
他们借鉴Nonaka和Takeuchi（1995）的SECI模型，指出知识创造即可通过个体企业内部的R &； D、日常运营中的干中学等方式来实现，也可以是企业网络成员之间的共同开发与互动学习的结果。由此，他们提出了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相互转化的两条路径：路径1和路径2。在路径1中：知识创造首先在个体企业内部发生，通过组织内知识传播实现了从个体到团队，再到整个组织的知识共享（Ⅰ）；在这之后，通过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企业联盟等方式，这些组织内创造的知识通过组合与外化，被传播到网络中的其他组织中去（从Ⅰ到Ⅱ）；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情境式的学习转变为基于社会互动式的学习，实现了组织之间的知识创造（Ⅲ）；各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与知识基础对获得的知识进行重组整合形成新知识的创造（从Ⅲ到Ⅰ）。在路径2中：知识创造首先在企业内部发生和传播（Ⅰ）；其后，企业通过组建联盟或合作开发等方式，进行集体知识创造（Ⅳ）；当组织间知识创造实现之后，这类知识通过默化（socialization）和外化（externalization）被传播到其他网络成员中（Ⅲ）；各网络成员通过内化所传播的知识实现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从Ⅲ到Ⅰ）。
由Boari和Lipparini（1999）的模型，可以发现知识传播是知识创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组织领域中的知识传播研究
1.组织内知识传播
组织内知识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知识在组织内部有效传播，尽量避免传播黏性（sticky）的出现。这类研究认为影响组织内传播效率的典型因素有知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能力与特征、知识传播发生的情境以及网络联系与网络位置等（Goh（Goh，2002；Hansen，1999；Kogut &； Zander，1996；Szulanski，1996，2000；Tsai，2001；Zander &； Kogut，1992，1995）。下面的两个模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组织内知识传播的过程以及传播黏性的影响因素。
（1）Szulanski（1996，2000）的知识传播流程。
Szulanski（1996，2000）在对组织内部最佳实践传播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组织内知识传播的四阶段模型。
发起阶段（initiation）。当组织内部发现知识差距，也就是存在传播的需要或者说是机会时，传播种子便形成了。知识传播启动阶段的重点就在于找到传播的机会以及决定什么时候需要传播。而在知识传播之前，组织需要将最佳实践编码化，确认哪些知识需要传播，并选择恰当的时间，评估传播所需的时间成本，规定传播当事人彼此间的义务等。
实施阶段（implemeantation）。在这个阶段需要建立知识提供者和知识接收者间的知识传播关系，从而进行它们之间的知识交换。这时需要努力促进、维持并强化知识提供者和接收者间的知识交换行为，极力避免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设法在知识提供者和接收者间架设一座合适的桥梁以填补他们之间的差距，消解可能会产生的语言、编码模式、文化传统等问题。此时，知识提供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对知识的传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跃迁阶段（ramp‐up）。在这个阶段，知识接收者开始使用新的设备，启动新的程序或采用新的系统，因此在跃迁阶段，知识接收者将运用接收的新知识来确认并解决非预期的问题，以期获得超过以往的绩效。而知识接收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取决于利用新知识的能力以及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存量。
整合阶段（integration）。一旦知识接收者运用新知识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新知识便会逐渐成为工作惯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遭到困难，那么新知识会与原来的那一套管理并行不悖，也符合原有目标。
但如果遇到困难，那么新知识有可能被拒绝，从而惯例又会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因此，整合阶段的重点就在于消除新知识与原有惯例的不相容以及一些障碍和冲突，使得新旧知识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Szulanski（1996）指出，知识传递最大的障碍就是传递的两头都有忽略。在一些公司里，既没有接收者知道谁拥有他们所需的知识，也没有拥有者知道谁需要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而另外的障碍则是接收者的吸收能力以及接收者与拥有者缺乏有效的互动关系。
（2）Goh（2002）的知识传播影响因素模型。
Goh对影响组织内部知识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领导（leadership）。由于组织的领导者对于组织文化和知识共享支持条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Goh认为企业的领导者应当表现出知识共享的意愿，并将这一观点传递到组织的每一处，促进组织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
问题解决行为（problem‐solving behavior）。即组织中应当具有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所有的企业成员应当具有改进与学习的态度。如果企业中能够形成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将极大地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从而提升组织的知识分享倾向。
支持结构（support structure）。支持结构包括四个方面：技术，培训与技能开发，奖励以及组织设计。信息技术的使用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开放的文化，以及便捷的途径来获取解决问题相关的知识与信息。这对于员工在信息技术使用和沟通方式技巧的培训，对于提升他们的知识分享倾向和知识传播效果也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奖励，以及适当的组织结构设计同样能够有效地促进员工的知识分享倾向和知识传播效果。
吸收和保留能力（absorptive and retentive capacity）。当组织在鼓励知识传播时，必须能够保证知识传播的双方拥有必要的知识基础来相互理解与学习对方所发送的信息。
知识类型（type of knowledge）。知识的类型应当与相应的传播方式相匹配，如编码化的知识通过信息技术可以较好地传播，而隐性的知识则不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