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持续突破农业生产经营上的种种束缚，是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农业经历的五个互有关联的发展阶段：农业多种经营、农田适度经营规模、农业产业化、效益农业和农业现代化，都是在思想和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后取得了重大成效。而其中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全面实施效益农业，则是农业突破的关键环节。
一、传统和计划：浙江农业的多重困境
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1978年，农业增加值占浙江GDP的38.1%。由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低估农产品价格，农业增加值实际占浙江GDP的比重应该更高。到1979年，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整，加上农业增收，农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42.8%。
（一）小农困境
浙江农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仍处于传统小农经济状态。1979年，浙江农业的粮食商品率仅34.6%。虽然经济作物商品率较高，但也不至于达到100%的程度，如按当时典型案例估算，则1979年浙江农业商品化程度仅55.1%。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农民以自给为主的自留地生产，则当年浙江农业商品化程度大致不超过50%。一份1985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这样描写金华一个村庄的状况：1980年以前500多亩耕地全部种粮食，5000担左右总产量，上交国家农业税272担，完成国家统购任务855担，余下3873担作口粮、种子、饲料粮，平均每人700斤，恰好自给自足。
位于鱼米之乡的湖州郊区永丰村，农业商品经济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这已经是1984年时的情形了：农业经济总收入100.3万元，出售产品收入57.2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57.03%，比1978年提高了25.33%。其中粮食商品率为13.7%，淡水鱼商品率为77.8%，蚕茧商品率为90%。
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农业，不仅是极左思潮泛滥的重灾区，“以粮为纲、全面扫光”，更重要的是面临着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的紧迫要求，亟须一系列突破。农民要增加收入，轻纺工业需要大量经济作物，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而且，政府特别不愿意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出现大量剩余劳动的困窘局面。在这一情况下，对于人多地少的浙江来说，除了发展农村工业外，再一条出路就是实施农业的根本性转型。
即使到了2002年，少数地方传统小农的困境仍未根本转变。刘希平当时在缙云县方溪乡下寮村蹲点，了解到一位涂姓农民的收支账。这位农民当年46岁，文化水平小学未毕业，两个女儿，大的16岁，小的11岁。当时老涂家实际收入5516元，支出5812元，支大于收296元，人均收入1379元，尚属村里中等水平。而在向刘希平讲述过程中，老涂不停地叹息，说到添置衣服、生病买药收入时，老涂眼圈红了。
在老涂家的收入中，农业商品性收入已经成为主体，传统农业大大萎缩。
老涂家种1亩多水田、0.4亩旱地，以及经营一小块菜地和山林，合计收入仅为581元，只占净收入的10.5%，且主要是自家食用，是一种典型的自给型经济；烘香菇收入3600元，是老涂家的主要收入，占净收入的65.3%；另外，外出承包工程收入1000元，省有关部门慰问收入145元，打义务工收入45元，总计5516元。
浙江的传统农业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仅难以满足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要求，而且已经成为全省现代化的拖累。老涂家的农业商品性收入已占较大比重，但这种仍属传统农业范畴的商品性收入，只能维持老涂家大体温饱的水平。
（二）资源困境
浙江具有传统农业发展的优越的气候条件，气温适中，雨水充沛，特别是光热水气同步对于农民具有加大农田投入的积极激励。因此自东汉以后，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功以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很快超越了中国北方地区，成为唐以后中国封建王朝的米袋子和钱柜子。
较高的经济水平推动了人口增长。到清咸丰十年（1859），浙江人口达到晚清时期的最高峰，为3059.6万人，大致占当时中国人口的7.2%，是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人口大省。然而这一期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给浙江人口以重创，至1866年，浙江人口降至清代最低点，仅有637.8万人。
不过，浙江经济条件较好，人口恢复也非常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清政府动员安徽、河南等地人口前来浙江，另一方面是躲避战火的一些人口返乡，再一方面是经济条件较好导致人口增殖较快。这样至辛亥革命爆发时的1911年，浙江人口又达到了2176.5万。
随后一个人口快速增长期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1949年，浙江人口2083万人，至1978年达到3751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2.0%。这就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以人口平均计算的自然资源困境。
浙江陆上国土总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但不宜于居住和耕作的山区及水面占76.8%，平原地区仅占23.2%。扣除道路、居民点、城市建设和产业用地等，至1978年，全省人均耕地仅0.72亩，是除上海市外，中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
如此少的耕地养活如此多的人口，是浙江传统农业的巨大贡献，可是也使得浙江农业在新的发展时期举步维艰，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是现代农业难以发展。浙江传统农业是高复种指数、高投入、高度集约型农业，主要目标函数是实物量的最大化；可是现代农业的一大特点就是以资本替代劳动，主要目标函数是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可是这就会影响农业的实物产出，特别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粮食产出。
二是传统农业累及国民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浙江非农用地异常紧张。按土地法规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率，如按当前浙江人均耕地，则长期的人均建设用地不能超过人均66.7平方米，大致只有北方地区一些省份的1／6左右。而目前每年进入浙江的外省人口就达约60万人，按平均每人用地80平方米计算，即需7.2万亩土地。
三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严重的面源污染。嘉兴地区是着名的水乡，但整个嘉兴地区的地面水，至2000年，已无三类水体，四类水体占69．5%，五类（重污染）水体占30．5%，出现了水乡无水可喝的困境。
（三）计划困境
耕地较少导致农产品较少，农产品较少又导致政府习惯性地采取严格的计划经济手段进行管理，而这又难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这一情况下，又导致全国农业要素效率较低，从而又影响了农产品产量。于是政府回过头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于农业的计划管理，总之是进入了一个计划经济的怪圈之中。
二、从极左回归传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文化大革命”是一段荒唐的岁月。由于当时浙江的无知和盲从，浙江农业也演绎了一段荒唐的故事。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是要指出浙江农业是在思想极其混乱、经营方式和体制缺乏必要的理性基础之上，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另一方面是要指出，解放思想的要义是突破，不仅是突破传统模式，也包括与无知和盲从展开坚决的斗争。十分明显，在经济社会重大转型时期，解放思想具有多层次突破的内在特征。
（一）多种经营是浙江传统农业的根基
早在数百年以前，浙江农业就已经是多种经营农业。浙江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物质生活的多样性要求也促使浙江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因此从宋代开始，浙江的一些地区就开始大量种植棉麻蚕桑茶果。南宋以后，土地逐渐开垦完毕，人口则继续增加，这时，农民通过多种经营，通过商品交换，得以维持一种还算过得去的生活水准。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史料看，早在清朝初年，浙江就是一个缺粮地区，大量购入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等地的粮食。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月，康熙皇帝在户部的一份材料上了解到，“湖广江西米粮，在浙江贩卖者甚多”。
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的一份诏谕中说，浙江等地“即在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而浙江之所以能买得起这些远道而来的粮食，是因为有农业多种经营作为支持。雍正皇帝在雍正九年（1731）的一份诏谕上也说，“杭、嘉、湖三府惟是本地所产米石，每不敷本地食用”，这一年虽然当地粮食丰收，但因上年遭受虫灾，同时为了接济下一年青黄不接，雍正皇帝让杭州和嘉兴两府的漕米，“各截留五万石，存贮备用”。
十分明显，与北方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浙江农业就是以多种经营为根基的。越是粮食不够，就越要种植经济作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拥有较多的货币收入去购买粮食，才能以少量耕地，养活较多人口，并维持相对高一些的生活水准。
改革开放初期，嘉兴和温州农村的人均耕地与非农产业产值成反比，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1979年，温州人均耕地0.52亩，农业总产值中的林牧副渔业比重为38.4%；嘉兴人均耕地1.12亩，农业总产值中的林牧副渔业比重则只有28.5%。在人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温州人具有较强的发展林牧副渔业的激励，笔者1991年在温州平阳县南丰村了解到，被调查的100家农户中，只有8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其余92户农业收入均占家庭收入的50%以下，即均以非农产业为主要收入。
（二）“以粮为纲”
“文化大革命”当中，浙江农业生产出现了两方面的极左做法。一方面是宣扬种粮是“社会主义”，种经济作物是“资本主义”，强调“以粮为纲”；另一方面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剥夺农民的自留田等，合并生产队，升级核算单位。
刚从“大跃进”中休养生息过来的浙江农业，再一次遭受“人祸”的摧残。
1967年和1968年，浙江粮食产量出现下降局面，总产量分别比1966年减少6.4%和3.7%。在经历了1969年至1973年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之后，1974年至1976年，粮食连年减产，从余粮省变成缺粮省。浙江农业总产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均仅增长1.8%，同期全省乡村人口增长率却为2.0%，人均农业总产值年均下降0.2%。
这反过来又促使当时浙江省进一步强调“以粮为纲”。1966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4487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9.5%；1976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上升到4964万亩，比1966年增加了10.6%，占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则达到74.0%，比1966年增加了4.5个百分点。
这就是说，这种“以粮为纲”政策，实际具有促使粮食产量下降的逆效应。
“以粮为纲”的本意当然是增产粮食，然而实际执行则变成了“以粮为纲，全面扫光”，这就使得农民经济收入下降，挫伤农民积极性，反而导致粮食生产下降。而这种粮食生产下降的局面，又促使当局粗暴干预农民种植自主权，要求把更多耕地用于种粮，进一步伤害农民积极性，并进一步降低农民经济收入。
与此同时，经营体制上片面追求“一大而公”，也使得浙江农业雪上加霜。
传统小农是以户为单位，农民对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成果看得到、摸得到，具有直接的激励。三年调整以后，经营体制退回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其实仍对农民缺乏直接激励。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局不断鼓噪反对“分小小队”，又不断提出退回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要求，农民时时处于一种体制不稳定状态之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道就又变了。农业生产是一种需要长期投入的生产活动，体制不稳定、农民心态不稳，或许不影响短期内的高产，但从长期而言，传统农业是不可能有较好发展的。笔者的外婆家在慈溪三北地区，以种植棉花为主，算是一个比较富的地区，然而记忆当中似乎只有1965年，年景还算不错，其余年份收成都很一般。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三北外婆家的村子里，居然没有建过一幢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