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还写到碧峰禅师的若干奇迹，尤以下列二事为最：一、趺坐时溪流涨水，没入水下七昼夜不死；二、在五台山秘魔岩修行时，文殊菩萨化为蓬首女子向他现形。《西洋记》极力渲染碧峰禅师法力高强，而这些内容没有任何部分被小说采用。
是罗懋登不知道宋濂的这篇碑文呢，还是他虽然知道而没有找到？
《碧峰寺起止记略》说宋濂这篇文章奉敕撰写，以宋濂的声望和他文集的广泛流行看来，罗懋登看不到碑文的情况不可能产生。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作者采用了碧峰禅师师徒在生前死后二百多年来世代形成的有头有尾的传说而不便随意更正或掺入宋濂碑文中的部分内容。
小说显示作者对杭州各寺院、里巷街坊、名胜古迹和杭州周围各卫所的熟稔，与其说这是他曾在这一带生活和活动的佐证（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如说是形成于这一地区的民间传说留下的痕迹。
开卷十来回保留了很多民间传说，如慧达“昼则坐高塔上去说法，夜则借蚕茧里面栖身”（第五回），原见《法苑珠林》卷四一。慧达原是西晋的高僧。碧峰禅师的九环锡杖原本《西游记》前身《取经诗话》中唐僧的金环杖。第十一回千手千眼观世音的故事原本《香山记》传奇，吕洞宾和白牡丹的私情以及剑斩黄龙禅师（不遂）的故事，在小说《飞剑记》和民间戏曲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第十二回宋仁宗皇帝御制的《尊道赋》（“三教之内唯道至尊”）则由《西游记》第七十八回引起。据《道藏·鸣鹤余音》卷九，《西洋记》青出于蓝，载的是它的全文，《西游记》只截取了它的后半。
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了胡钉铰和打油诗的关系，胡钉铰（角）本人是一个钉碗的，却在小说第十七回得到近真的交代，变成了明朝人。
明初永乐年间并未也不可能出现兴道灭佛的宗教冲突，碧峰的另一高徒道衍是明成祖起兵靖难的主要谋士之一，封荣国公。去世，以僧礼葬。可见小说描写的他和张天师斗法的故事原是民间传说。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九《碧峰寺起止记略》（1522）还留下如下记载：
时值旱久不雨，驾御承天门，语（张）真人祷雨，不应。乃召禅师至。圣祖谓和尚祈得雨乎？师应声何难。真人云，雨乃天意，非人力强为。师即展钵，见一小龙，形如金色，从钵飞腾。少顷，阴云四合，大雨，平地水深尺余，民困得苏。上喜曰：和尚真神也。赐座，斋毕，驾送出西华门外。有“钵水溢蛟龙”，御赞存焉。后真人不悦，密语于上曰：胡僧妖术，请试之水火，竟无损焉。
可能这就是小说第十二、三回的民间传说的本来面貌。
赵景深论文《三宝太监西洋记》（1935）指出小说“排句的滥用也是使人生厌的。本来排句也是修辞格的一种，用得少而得当，末始不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西洋记》里的排句，每一排很长，至少有四五句，而各排又无变化，只是略改几个字，好像写童话一样的写下去。例如第七回叙碧峰长老与妖精斗法，妖精逃到哪里，他也追到哪里。他是像这样写的：
他两个就走到玉鹤（鹅）峰上去，长老就打到玉鹤（鹅）峰上去；他两个走到麻姑峰上去，长老也打到麻姑峰上去；他两个走到仙女峰上去，长老也打到仙女峰上去。
好了，我已经写得讨厌了，他还很有兴致的一直写了二十几排，只把地名换上会真峰、会仙峰、锦绣峰、玳瑁峰、金沙洞、石臼洞、朱明洞、黄龙洞、朱陵洞、黄猿洞、水帘洞、蝴蝶洞、大石楼、小石楼、铁桥、铁柱、跳鱼石、伏虎石等。像这样的大排场，我们至少可以遇到十几次，看到这等地方，无法可想，只有跳过去不听他的唠叨。”
此文又确切地指出，这种情况只有在于前几卷，事实也正是如此。又如第三十三回到第三十七回（第三十五回例外）以及第四十六回的韵语嵌用曲牌名，第四十七回嵌用药名。全书既有前后一致的风格，也有各部分不太一致的风格，可能这正是各段来源不同所留下的痕迹。
引文说《西洋记》作者“好像写童话一样”，请恕我冒昧地加以修正，这不是童话的特征，而是世代累积型的民间说唱文学的特征。
如上所述，《西洋记》前十七回以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为主，个人创作成分虽然不能排除，只占次要地位；后八十三回则以模仿为主，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成分只占次要地位。如向达《论罗懋登着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指出小说第四十六回女儿国影身桥上的故事模仿《西游记》
第五十三回子母河受灾的故事，赵景深《三宝太监西洋记》指出小说的金角大仙、银角大仙袭用《西游记》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羊角大仙则袭用《西游记》的羊力大仙，魏征斩泾河龙和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被引入小说第二十一回。赵氏还指出《西洋记》引用《三国演义》达十四处之多。本文没有将它们一一加以引述，也不作必要的补充。模仿、因袭和引用同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虽然相近，却不是同一事物。在模仿、因袭和引用的后面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出个人作家的创作活动。
如果把《西洋记》说成个人创作，那得指出它也同时具有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性质，尤以前十七回为甚。
要说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传》同样引人注意。
它叙述明朝土木堡事变后的中流砥柱于谦（1398-1457）的一生事迹。
《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前言》据四十回本林梓序所署万历辛巳（九年，1581），把它的成书出版年代定为万历初年，至少提早了30年。林梓序说：“裒采演辑，凡七历寒暑为《旌功萃忠传》。”七年，指林氏作序时所见的小说稿本而言。作者为了进行创作曾广泛地收集正史、野史和文人笔记中所见的遗闻轶事以及民间口头传说。据《凡例》所载包括：《实录》、《皇明统记》、《皇明政要》、《我朝纲鉴》、《宪章录》、《献征录》、《皇明奏疏》、《列卿传》、《名臣言行录》、《吾学编》、《续藏书》、《搜古奇编》、《天顺日录》、《复辟录》、《水东日记》、《菽园杂记》、《今说海》、《震泽长语》、《锁缀录》、《苏谈》、《枝山野记》、《梦占类考》等22种。我没有详细考察以上各书的出版年代，《续藏书》卷首有焦竑作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序文，曾采录《续藏书》所记于谦事“十之二”的《于少保萃忠传》只可能成书于《续藏书》之后，它算不上是最早的个人创作长篇小说之一。
它遵循从古以来的史传写作传统，除了史传中习见的谶语、预言、道术、旋风破案和有关真命天子的迷信，我只发现他把于谦被害的年龄由六十误为六十一（第四十九回），可能这是抄写之误。
《于少保萃忠传》是典型的文人创作的历史小说，它虽以于谦为主，实际上反映了土木堡事变（1450）和英宗复辟（1457）之后的整个时代。于谦被害在第五十回，而全书七十回。它可能由于太接近正史，很少虚构反而没有受到读者的青睐。
如上所说，《于少保萃忠传》属于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最大一个分支即史传体演义长篇小说。所有这一类小说都从借鉴《三国志通俗演义》
而起步。从某一角度看，它们都是《三国演义》的成功或不成功的模仿者，可以说中国古代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从模仿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或在四大奇书的影响下而勃兴。
《列国志》和《隋唐演义》是同类演义体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
《隋唐演义》的前身《隋唐两朝史传》同《三国演义》一样托名罗贯中撰。《隋唐两朝史传》只说“龚绍山绣梓”，龚绍山是明清之际苏州的出版商，他实事求是地不以作者自居。清代褚人获根据《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改编的四雪草堂《隋唐演义》也只署名“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剑啸阁原本指袁晋《隋史遗文》，齐东野人原本指《隋炀帝艳史》。显然，这些都不是个人创作。
《列国志》的现存最早版本是《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八卷，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重刊本，藏日本蓬左文库。
封面署“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有题记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副，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牌记。”
卷首署“大明万历岁次丙午孟春重刊后学畏斋余邵鱼谨序”，序文作者不以本书作者自居，也不明言不是作者。据封面题词“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卷三《宋楚泓水大战》正文插有余邵鱼的署名七言绝句一首。余邵鱼当是根据旧本加以改编。
其次，又有同一年“后学仰止余象斗再拜序”。序云：“不谷深以为惴，于是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可见他是余邵鱼之后的又一次改编校订者。他所留下的修改痕迹比他的“先族叔”略多。如卷一《子牙收服崇侯虎》、《子牙收服洛阳城》及卷三《鱼村妇秉义全社稷》都有他的署名诗作。
本书前六卷各卷卷首书名标目为《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下署“后学畏斋余邵鱼编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林”。第七、八卷书名标目同前，第七卷的署名为“书林余象斗校评”，第八卷为“后学思（畏）斋余邵鱼编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后两卷为下卷，前六卷为上卷。
第七卷卷首《叙列国传》云：“六卷以上演《左氏春秋》传记之义，其事则说五霸。七卷以下因吕氏（祖谦）《史记详节》之校，其事则说七雄。”从种种迹象看来，后二卷出自余象斗的改笔明显地较前六卷为多。
此书之后又有《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以此为原本又有文字大同小异的《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释通俗志传》（1635）。《衍释》叙事自盘古开天辟地至周武王吊民伐罪止，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叙事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两书各不相涉，而居然题为“按鉴编纂”，可见“按鉴”云云是当时历史题材小说的俗套，牛头不对马嘴，它同李卓吾（贽）、陈继儒（眉公）或钟伯敬（惺）校正、原评一样全不可信。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对以前以列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的进一步改编。它删去民间传说色彩较浓而远离史实的临潼斗宝、卞庄打虎等情节，更多地采用《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记载，提高了历史演义小说中个人创作的成分，但就总体而论，仍保持了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特色。从余邵鱼、余文台到冯梦龙，他们作为出版商而从事改编以至一定程度上创作历史小说的现象引人注目。
另一种徒有个人创作作者虚名而实际上是世代累积型小说的作品可以“仁和沈孟柈叙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为例。它是隆庆三年（1569）刊本。嘉靖年间，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已载有《红倩难济颠平话》，《西湖游览志余》也有嘉靖时杭州说话人讲济颠故事的节目。《语录》记载济颠生于宋光宗三年（1192），宋光宗只有一个年号绍熙，小说说他死于嘉定二年（1209），他只有虚龄十八岁。而他的辞世偈却说：“六十年来狼藉。”可见小说十分粗糙，谈不上整理，更说不上是个人创作了。
结语
中国古代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世代累积型长篇小说的带动下兴起。吕天成模仿《金瓶梅》的《绣榻野史》是最早具有个人创作典型性质的长篇小说。它问世于1600年前后。和它大约同时问世的罗懋登的《西洋记》以《西游记》为范本，前十七回具有鲜明的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特征，后八十三回则可能以个人创作为主。《于少保萃忠传》具有个人创作的明显特色，但它时代较迟，在1611年之后。《钱塘湖隐济颠语录》则具名类似个人创作，实际上是世代累积的民间传说的汇编，“作者”很少有加工和润色。《于少保萃忠传》和《钱塘湖隐济颠语录》都可以列入史传体小说的范畴。前者过实，后者则趋近怪诞，都没有像《三国》那样在虚实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而取得成功。模拟《三国》较有成就的首推《列国志》和《隋唐演义》，前者有冯梦龙的加工，后者有褚人获的改编，两者都没有改变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