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会才人”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钟嗣成的《录鬼簿》(1330)。后来就一直流传了下来。但是,对于书会才人的身份,前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所以,为了科学起见,本文先将其界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着写定者”。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指同一时间的集体参与(在不同时代的参与者之间当然不可能有彼此间的讨论和质疑),而是指不同世代的民间艺人就历来传承的小说戏曲加以删润和写定。前人无法对后人的写定和删润表示可否,而后人则可以在记录整理时对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所详略,或作其他种种方式的改编,然而他们同样不能对他们的后人所作出的写定和改编表示可否。这里存在着一条可以粗略地称之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律。如果后人的删润和修改,不是后来居上而是每况愈下,他们的业绩可能被后人置之不理或视而不见,重新以他们着手写定前的原来式样为依据。
一般说,经过世代流传之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会有所提高,但也不乏相反的例证。如《拜月亭》的原始题材,流传到后来成为《龙会兰池》(见《绣谷春容》),比杂剧大为退化。《娇红传》(即《拥炉娇红》)则是另一个例子。娇和红应是二美,但二人的身份始终没有处理好。刘东生和孟称舜的《娇红记》都不例外。
上面说的编着写定,包括从被动的记录到完全的创作种种不一的情况。所谓被动的记录,只是依样画葫芦地照传说的原貌记录下来,编着写定者有水平加以纠正也不这样做,如“姓达名奚”(见《古今小说·穷马周遭际卖踰媪》),“杭州金山寺”(见《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其实百分之百的被动的记录是不可能存在的,上述《古今小说》和《醒世恒言》的例子只在按原书翻印时才发生。传说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只要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存在,不管不同版本的分歧如何微不足道,有分歧就会迫使记录者作出抉择。另一方面,百分之百的创作在世代流传的小说戏曲题材中也很少可能存在。白朴的《墙头马上》杂剧依据白居易诗《井底引银瓶》,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则依据元稹的《会真诗》和传奇(文言短篇小说),后来又有赵德麟的《蝶恋花》鼓子词、董解元的诸宫调。甚至像《窦娥冤》杂剧和东海孝妇的故事及司马迁《伯夷列传》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大概可以这么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小说戏曲都经历长期的不止一手的编着写定,才能从不太完美的素材发展成为比较完美的作品。在这过程中,“书会才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书会才人呢?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数则材料:《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所收戏文《小孙屠》署“古杭书会编撰”。
《宦门子弟错立身》则署“古杭才人新编”。《小孙屠》卷首《满庭芳》说:“往事闲凭想象,梨园格范,编撰出乐府新声。”《张协状元》卷首《水调歌头》则说:“试看别样门庭,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
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引首词云:“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又恐是伤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很明显,“书林”就是书会。这首词把书会的业务和人才的地位,都说得很清楚了。
书会一词,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1235)已有记载。他在《三教外地》中说:“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有《瓦舍众伎》《社会》专条记载说书和演戏,其中却没有书会一词。
可见他记载的书会,有如比他更早的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七《悼亡》诗注:“予一日忽言穷,令人曰:君今胜作书会时矣……”这里所说的书会和比他更早的苏轼诗《杭州故人信至齐安》所说的“书社”(《全宋诗》第9312页)相似,和“书会才人”的“书会”性质不同。
“书会才人”的书会最早记载见四水潜夫(周密栀1232-1298枛)《武林旧事》卷六。它在“诸色伎艺人”之下以书会和演史、说经、小说、影戏、唱赚、杂剧、诸宫调等并列,可能专指一种说唱技艺而言,同后来的概念不完全相同。
才人就是才子,两者很少有区别。才人在西汉就作为女官的一个等级,鼎鼎大名的武则天就做过“才人”。才子,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唐书》卷一六六说,唐穆宗时,元稹被“宫中呼为元才子”。潘岳《西征赋》说:“贾生(谊),洛阳之才子。”大概“才子”一词偏于年少,才以一度用之于“女官”名的才人代之。
钟嗣成的《录鬼簿》(明写本,下同)将它所记载的曲家分成三类:一、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二、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口(传)于世者;三、方今才人相知者。《录鬼簿》既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有它的不足。如“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也不依相反的顺序排列,时代较大多数名公为早的元好问遗山排在最后,他的生卒是1190-1257。
第一名“太保刘公梦正(吉)”的生卒是1215-1274。他所记载的“名公”的官名也不都很正确。如“白无咎学士”,无论是白珽的儿子白贲和另一位白贲(白朴的伯父)都没有做过学士,这里的学士只能作为空泛的美称理解;又如“姚牧庵参军”的官衔应是翰林学士承旨,滕斌玉霄的最后官名不是“(翰林)应奉”,而是江西儒学提举。其次,“方今才人相知者”和不相知者并不是客观的区分标准。如黄公望子久(1269-1354)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而马致远列入“前辈才人”。实际上马致远《荐福碑》杂剧第三折《红绣鞋》说:“本待看金色清凉境界,霎时间都做了黄公水墨楼台。”这个黄公非黄公望莫属。他成名比马致远早。关汉卿被列为“前辈才人”的第一名。《录鬼簿》显然以为,他年代最早。关汉卿有一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肯定作于蒙古攻占杭州(1276)之后,他在金亡(1234)时很少可能超过40岁。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石君宝的生卒为1192-1276,他的年辈比关汉卿早。据拙作《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王实甫论书会才人 ——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着写定者的身份也比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