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研究者认为《四声猿》作于徐渭经历自杀未遂、杀妻、入狱等种种磨难之后，一是没有正视以上所引徐渭本人的记载，二是可能认为只有经历上述不幸和打击之后才和《四声猿》的题名相称，他们没有想到徐渭到那时止的身世遭遇已是十分不堪：生母被逐出家门，爱妻早死，财产继承权被剥夺以及多次秋试失利。比所有这一切对他更深的刺激来自沈郺直谏受奸相严嵩迫害而死，这在他入幕的前一年。沈郺最早赏识他的才华，曾对人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畸谱》）。徐渭钦佩他的胆略和气节，在他殉难之后曾在诗文中多次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然而他不得不为胡宗宪起草上呈严嵩的书启和寿序。本文曾指出难以调和的内心矛盾是导致他精神失常的远因之一。
徐渭曾多次以沈郺被害同《狂鼓史》的祢衡击鼓骂曹操的故事相联系：
一、《哀四子诗·沈参军青霞》：“伏阙两上书，裸裳三弄鼓借剑师傅惊，骂座丞相怒。”
二、《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骂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终埋江夏土啸歌本是舒孤抱，文字翻为触祸机。君不见沈锦衣。”
三、《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曹操沽名不杀贤，终付祢衡与黄祖。”
诗文中提及击鼓骂曹而不直接关合沈郺文字不包括在内。由于沈郺被害同《狂鼓史》的写作时间如此接近，两者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这可以作为戏曲创作年代的旁证。
现在按照四剧创作先后顺序略作讨论。
《玉禅师》根据《三言》之一《古今小说》中的短篇小说《月明和尚度柳翠》改编而成。无论就人物及情节而言，徐渭的创作都接近这一篇小说而同元杂剧《度柳翠》异趋。从晚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三所记载的传说来看，它的由来很早。杭州现在还可以找到或辨认柳翠井及其他有关的遗址。《古今小说》另一篇小说《明悟禅师赶五戒》显然是同一传说嫁接上苏东坡佛印的转世故事而成，可见当时传说流传之广。前一故事，玉通因不去参拜新任临安府尹柳宣教，柳宣教指使妓女红莲前去引诱玉通破戒。玉通中计后，随即沐浴辞世。玉通为了报复，转世为柳宣教的女儿，堕落为妓女，败坏他家风。玉通的生前法友月明和尚让柳翠明白自己的前身来历，指引她坐化以成正果。后一个故事，和尚改名明悟和五戒，柳翠改为女婴遗弃在小门外，在寺中养育成人，也名红莲。五戒私通红莲，被明悟识破。五戒随即沐浴辞世，明悟接着圆寂。后来两人转世为苏东坡和佛印。前者禅师和府尹的矛盾为后者两高僧之间的友情所代替。后者前世为辅，以今世的苏东坡和佛印为主。前者则以前世为主，至少是前世和今世并重。它以红莲诱使玉通破戒作为主要情节加以描写。原本含有道心不敌凡情，或天理不如人情的讽刺意义，但由于作品对佛法的肯定而显得暧昧不明；由于玉禅师本人道心不坚，他转世为柳翠又修成正果，原来包含的冤冤相报的教训同样变得十分淡薄，几乎难以辨认。小说主要以曲折怪异的情节而取胜，看不出明显的思想倾向。一个传说流传长久，受到不同倾向思潮的影响，最后变得面貌不清，这是一个实例。
徐渭把它改编为两出杂剧，正好符合小说的意图——前世和今世并重。小说着力描写的红莲对玉通的诱惑，戏曲在暗场中带过。第一曲《新水令》开始，高僧在失足后悔恨交加。大胆，简练，作者显示出不凡的构思。第二出月明和尚点破柳翠在前世诱惑玉禅师，以哑剧方式出之。在古代戏曲中这是别开生面的关目。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月明度柳翠墓》说：“跳鲍老，儿童戏也。”它描写这一段哑剧的演出如下：月明和尚为柳翠“戴面具，为宰官身，为比丘身，为妇人身，现身说法，示彼前因，翠即时大悟，所谓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传月明和尚驮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雅”。后来演出大概由“示彼前因”进而成为和尚同妓女调情。我的家乡同徐渭家乡相隔一百多公里，我们称为跳大头舞，因演员都戴大型头具（笼罩整个头部的面具）而得名。每年元宵节，农村少年进城表演。六十年前我看见的演出同清代记载完全吻合。徐渭的剧作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它在《四声猿》中显得泼剌、轻松而健康。《四声猿》是后加的总名，四个杂剧悲喜哀乐的情调各不相同，不宜一律看待。
《雌木兰》根据起源于公元6世纪的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辞》，加上团圆结尾改写而成。自备武器到前线服兵役，是当时北方部族的风习。
木兰出于被迫，代老父从军。她渴望还乡，重过和平生活。叙事诗的收场与其说是事实上凯旋还乡，不如说那是生活在战乱年代中的人民对和平的向往。整首诗最成功的描写在从军之前和还乡之后。战争描写很少而又平庸。用意何在，显而易见。后来木兰被看作女英雄，多半出于误解。
徐渭选用这一题材，显然出于他的逆反心态：封建社会的大人先生不及他们所轻视的女流。再引申一下，也许可以说举人进士不如他一个穷秀才。
但在创作过程中，悲愤心理却被轻松的喜剧情调所取代。一个极为成功的作品以另一文学形式加以改写，多半只能以平庸或失败告终。原来的精华不容易保持，不要说超过，要在别人已经获得成功的题材中显出自己的才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看来徐渭也不例外。能改写得像它那样不太坏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传说汤显祖称徐渭为“词坛飞将”，袁宏道少年时一见《四声猿》而大为惊异，四剧中只有独折的北杂剧《狂鼓史》才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祢衡在曹操前傲然不屈的故事在《世说新语》和《后汉书》以及它们之前的佚书中已有记载。《世说新语》叙说孔融的一席话说得曹操心中惭愧，不再追究祢衡狂妄失礼，所以列入《言语》门。《后汉书》有祢衡在曹操营门外“言语悖逆”的情节，语焉不详，远不到当面责骂的程度。《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才有《弥正平裸衣骂贼》的故事。曹操大宴宾客，为了羞辱祢衡，要他改换艺人服色，当众献技。“衡当面脱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曹操指斥他无礼。他回答道：“欺君罔上乃谓无礼。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后来又说：“欲成霸王之业，而如此轻人耶。”他批评曹操不知道礼贤下士，可见他还没有对曹操绝望。曹操强迫他出使荆州刘表时，他才对送行官员说：“吾乃汉朝之臣，不作曹瞒之党。”那是背后的议论。可见《三国演义》的这一回具体描写比它的标题缓和得多了。真正的骂曹到徐渭笔下才得到完成。
上面对题材演变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狂鼓史》沿着《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章学诚评语）的线索发展而来。它的曹操形象同历史人物截然不同。曹操作为大奸臣大野心家的典型人物经世代民间艺人的连续加工而形成，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好恶所能改变。但他作为历史人物即使在正史《三国志》及以后的历代评论中从来都是肯定的。六十年代初人为地掀起的所谓为曹操翻案的论争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评论徐渭的杂剧也只能从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出发。它同《三国演义》一样带有正统史观，贬曹倾向由此而产生。这在宋元之际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徐渭那时已不复存在，这是它的缺陷。
上面关于《四声猿》创作年代的讨论，已经指出《狂鼓史》同沈郺上章弹劾奸相严嵩，以及他在流放地公开指斥严嵩有关。《与诸士友祭沈君文》说：“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若激裸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祢衡耶。”曹操让江夏太守杀死祢衡，严嵩指使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陷害沈郺，手段相似，这是作者的自白。
《狂鼓史》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徐渭的自喻。天帝白玉楼落成，礼请祢衡为修文郎。这是文人怀才不遇而自我安慰的一个熟烂典故。但徐渭写得不一般，他没有把青春夭折写成白日升天，而是在阴司长久之后才轮到这一份美差。赴任之前，连阎王也要判官“预备装送之资”，显得天上人间的官府都同样不干净。
以上两个题旨在徐渭笔下相互为用，合成慷慨悲壮的《点绛唇》套曲。
下面是它的第一支曲牌：“俺本是避乱辞家，遨游许下。登楼罢，回首天涯，不想道屈身躯扒出他们胯。”暗用王粲、韩信两个典故，而不露痕迹。
知道出处的可以体会更深，不知道的读者照样能理解。这是深入浅出，雅俗同赏的一个好例子。
前面说《点绛唇》套曲慷慨悲壮，《四声猿》标题本身就为戏曲定下这样的基调。但是在具体描写中却出现了另一种音响，即喜剧性的谐谑与讽刺。不是现实的祢衡击鼓骂曹，而在他们死后，应判官之邀，重演了击鼓骂曹的一幕。这在结构上是全新的突破和创造，同时也是他诗中奇崛风格在戏曲中的再现，而又带有诗中不常见的幽默感。如判官命曹操呼唤女乐上场，曹操回答：“这是往事，如今那里讨？”判官吩咐他一叫就有，又如女乐唱的通俗曲调，似乎没有内容，又似乎含有深意；曹操醉了想睡，判官吩咐“手下采将下去，与他一百铁鞭，再从头做起”；又如小鬼禀告“玉帝差人召祢先生，殿主爷说刻限甚急，教老爹这里径自厚赀远饯，记在殿主爷的支应簿上”（这种陋习甚至一直沿袭到今天），离奇怪诞，而不超脱于现实之外。幽默感不是冲淡了悲壮气氛，而是使它在对照之下更加强烈，同时又赋予鬼戏以亲切的人情味。
《点绛唇》套曲在文学上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曾使一些人误解，似乎作者并不有意于舞台演出。徐渭在《玉禅师》第一出末注明：“玉通师能耍者即扮耍，不拘生外净也”；《雌木兰》末注明：“凡木兰试器械，换衣鞋，须绝妙踢腿跳打，每一科打完方唱，否则混矣”，另外还指出导演的其他一些要点。就《狂鼓史》而论，京剧的保留剧目《击鼓骂曹》就是它的改编。
《狂鼓史》以判官执行阎王的命令，以鬼戏抒写人情，以幽默喜谑和悲剧情调相衬托，后来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从中得到启发，并把悲喜剧的强烈对照发展到新的高度。
《女状元》为凑足四剧而最后写成，它为秋试多次落第泄愤而作。《女状元》《雌木兰》与其说有意为妇女扬眉吐气，不如说为像作者一样的失意文人鸣不平。女将军、女状元的出现反衬男将军和男状元都不是真正的人才。这一类题材后来在晚明和清代一再重复，很少可取。像徐渭这样的高手也未能例外。
《四声猿》四剧自一出到五出不等，除两套《点绛唇》（《狂鼓史》和《雌木兰》第一出），是北杂剧外，其他都是南戏或以南曲为主的短剧，形式自由，不拘一格，可说是南北两大声腔互相渗透的产物。
今传《歌代啸》杂剧，作者自署虎林冲和居士，作为徐渭的作品依据不足。本文不加讨论。
《南词叙录》的价值主要在于提本色以及它对南戏剧目的记载，包括《宋元旧篇》和《本（明）朝》。它以诗话式随笔为主，兼评论性质，约四千字左右，它提供了一些曲家的稀见资料。它由于同类的早期记载很少而显得难能可贵。作者徐渭，有人认为是陆采，本文作者将另作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