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记》的主角林冲和一般起义者不同。他是武官出身，来自上层阶级，他的唱词略带书卷气，还不太格格不入。小说中本来有不少情节和林冲的妻子相关，把它改编成生旦并重的传奇不会显得生硬。虽然《宝剑记》不及小说委曲生动，引人入胜，它突出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和他的上司高俅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从而有了自己的特色，取得独立存在的意义。
小说着重描写武松的几个场景，除景阳冈打虎外，本身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醉打蒋门神的故事，施恩本人也是鱼肉人民的恶霸，武松帮他夺回快活林，看起来是知恩报恩，实际上只是表明他被好酒好肉所收买；又如杀嫂和血溅鸳鸯楼杀人过多，正义的复仇而又那样野蛮残酷，难以得到读者的充分同情。沈璟对上面这些情节只是原样照搬，不加改动，缺乏创造性。
小说的精彩处在沈璟改编以后黯然失色，如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原由叉竿失手引起，情节发展曲折而自然，戏曲却在此之前加上《诲淫》、《设伏》两出戏，平铺直叙，索然无味；小说写武松打虎之后，精疲力竭，忽然又见“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来”，猛惊之后才知是猎人伪装，情景逼真，可说是神来之笔，戏曲却在打虎之前先让蒙着虎皮的猎人出场，不让观众有丝毫意外之感。另一方面，戏曲增补和改写的一些新的人物和情节又带来了小说原来不存在的缺陷。别出心裁的创新之处也许最足以见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举例如下。
一、为了满足传奇中生旦并重的艺术特点，同样也为了加强剧本的封建说教，作者虚构了武松之妻贾氏母女一条线索。从《训女》、《孝贞》这几出戏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宣扬的“孝姬苦节”（《家门》）是些什么内容。
二、时迁怕张百万人手多，魏乡宦势力大，不敢到他们那里去行窃，只偷贾氏这样的寡妇人家。水浒英雄时迁原来就格调不高，这样一改，更加不像样了。
三、虚构了一个吴下贤人叶子贤，仅仅出现两次，满口仁义道德，成为抽象说教的传声筒。
沈璟不是一般的专精艺术形式而不问思想内容的戏曲家。在艺术形式中他以声律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语言、人物、情节、结构都在他的视野之外。他热衷于封建伦常的宣扬，孝子贤妻，忠臣义仆，鬼神报应，以至鲜血淋漓的割股疗姑的情节（见《埋剑记》）都出现于他的笔下。可见他忽视的不是思想内容，而是表达思想内容的戏曲语言。对戏曲语言只求合律和本色通俗。这是一种独特的声律至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汤、沈的争论虽然集中在格律问题上，汤显祖的创作以大胆的批判精神站在反封建的思想战线的前列，而沈璟则以正统的立场引《琵琶记》为同调。他主张“宁律协而词不工”，于是他的说教就变得单调乏味而缺乏文采。他可以批评《琵琶记》若干词句“用韵甚杂”或谥之为拗体而“不可为法”，指斥“这病膏肓，东嘉（《琵琶记》作者高明）已误，安可袭为常”（《词隐先生论曲·二郎神》套数），但他写不出《琵琶记》中的某些精彩篇章。
文学史、戏曲史上的流派不要轻易地简单化地归结为人民和反人民、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所谓两条道路斗争。古代的思想战线往往或隐或现，不自觉或自觉。即使自觉，他们也不见得深入当时斗争的实质，更不像后代那样壁垒分明。但是曾经实际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应熟视无睹，加以隐盖。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难以孤立于时代潮流之外。当时思想界有李贽和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文学界有袁宏道兄弟的公安派和复古主义的斗争。汤显祖主张“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既不同于李贽的童心说，也有别于袁宏道的性灵说。沈璟和后七子的为首人物王世贞的弟弟世懋是儿女亲家，他和宋明理学及前后七子未必另有直接的关联。
这不妨碍汤沈的争论是当时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在戏曲界中的反映，同时也是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反映。
汤显祖在万历十一年（1583）考取进士，登上仕途，沈璟比他早九年，两人都在任官十五年后罢官。沈璟升到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从五品，比汤显祖的礼部主事高一级，相差不大，但沈璟是掌管实权的机要官员，不是南京的有名少实的冷衙门。两个人都因上奏章而受到降职处分，情况却很不一样。
当时皇帝宠爱郑氏，她养下皇三子，封为贵妃。皇长子的生母王氏，因出身低微，反而只封安妃。这将影响到皇长子的前途问题。皇位继承如果安排不当，势必引起皇室内部纠纷，造成动乱。万历十四年二月，沈璟上奏要求及早册立皇太子，进封王氏为贵妃。皇帝大怒，沈璟连降三级，贬为行人司正。
五年之后，汤显祖上了《论辅臣科臣疏》，抨击首相申时行专权，任用私人为科臣（监察官员）。吏科都给事中杨文举前去救济灾荒，贪污受贿达一万六千余金，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看到主事饶伸得罪辅相，就提出弹劾，将他削职为民。汤显祖的奏章引起轩然大波，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两个月后，杨文举回家“养病”。两年后，他和胡汝宁被正式罢免。
沈璟触犯皇帝，贬谪后仍是京官，不久升为光禄寺丞，一度充任顺天（北京）乡试的同考官；汤显祖则从广东回来后，在浙江山僻小县遂昌做了五年知县，一蹶不振，最后只得弃官回家。原因在于一个是首辅申时行的亲信，一个是他的反对派。沈璟敢于上这道奏章，因为几天前首辅申时行已经这么做了。申时行以宽和出名，并不想直言敢谏，但是对这样的大事保持沉默，他将无法取得士大夫的谅解。皇帝顾全他的情面，并不难为他。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也上了一道意旨相同的奏章。皇帝批示降调他到“极边”地区。这地区居然是山西省广昌县（今河北省涞源县），在北京西南不过三五百里远。内阁连同他的官僚机器有时比颟顸的皇帝更为可怕。
有什么迹象足以表明沈璟是申时行的亲信呢？申时行是长洲人，沈璟家在吴江，是邻县。沈璟又是申时行的门生。同乡和师生关系在当时往往是产生宗派的土壤。万历十六年顺天（北京）乡试的主考官黄洪宪秀水人，地区也相近。申时行的儿子和女婿以及另一辅相王锡爵的儿子都参加这一次考试。因为考官通同作弊，乱子闹得很大。第二年正月，礼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饶伸相继提出弹劾。申时行的女婿由同考官沈璟录取，其他几人也和他有关。从皇帝批示看来，检举情况属实，但是为了顾全辅臣申时行、王锡爵的面子，高桂、饶伸反而受到处分。沈璟在此时被迫辞官。万历十九年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辅臣先后退休或告假还乡，和汤显祖引起那场风波有关。汤显祖在奏章中曾替高桂、饶伸鸣不平。
四个月后，福建佥事李琯奏陈申时行十条罪状，其中还说到顺天乡试申时行的儿子女婿冒占籍贯，由同考官沈璟强使他人代为录取。十来年之后，申时行的女婿李鸿替《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作序，说沈璟“自以居恒善病，去（官）而隐于震泽之滨”，那是既为曲谱作者也为自己掩饰的话，不合实际情况。汤沈在戏曲界上的争论发生之前很久，他们在政治上早就分处于不同的立场，一个是执政的追随者，一个是反对派。后者是东林党的先驱或同盟者。他们对朝廷的不满和批判虽然没有越出地主阶级的立场，却已经和统治集团发生矛盾，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靠近，在讨论汤显祖和沈璟的分歧时理应加以充分的考虑。
1980年5月
（原刊《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