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是金代杂剧作家，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周德清《中原音韵》既引用了《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的曲句，又在同一书的《作词十法》和《四十定格》里引用《西厢记》第二本的曲句，可见他已经见过《西厢记》，但他没有把王实甫和关、白、马、郑并列，或者将他们合称为元代五大曲家，可见王实甫同他们不属于同一时代，因为王实甫比他们更早。
以上是我对拙作《金元杂剧的再认识》的继续发展，我已将上面一些看法写成一篇短文《从栀普天乐枛崔张十六事谈起》，我期待着批评和指正。
我对明清传奇的研究从汤显祖或从汤、沈之争起步，而以《晚明曲家年谱》为终结。原收曲家39家。增订本又增加范文若和袁于令两家共41家。
明清传奇和金元杂剧先后媲美，而传奇之盛实际上集中于晚明。这样的概括由于过分简明扼要，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民间南戏由于流传和创作的过程很长，难以确切指明它的年代而被忽视，通常所称宋元南戏，实际上并不限于宋元，在整个明代它并未衰歇，创作和流传都以同样的规模在继续，正如同杂剧在明代一样。只是由于文人传奇的兴起，它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而使人误以为它已经衰落。如果分散在浩瀚如海的明代诗文集中片言只语的记载，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金瓶梅》所描写或提及的频繁的戏曲演出足以使人猛省，它们全都是杂剧和南戏，没有一个字提及昆腔。即使偶尔提及“苏州戏子”，他们也是“海盐子弟”。
汤显祖和沈璟之争由曲律而引发。并非如同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文采派和格律派（或本色派）之争，同他们政见的进步和保守也没有太大关系。我在《汤显祖年谱》（1956年初版本）中首先提出汤氏戏曲为什么声腔而创作的问题。汤氏在诗文中提到他的戏曲唱腔九次都说是宜伶，即海盐腔的一个分支宜黄腔演员。在他的卷帙浩繁的诗文作品中没有一次提到他的作品由昆腔演出。苏州人沈璟、冯梦龙，湖州人臧懋循、凌蒙初都自以为是真正吴语的传人，而以汤氏“生不踏吴门”为旁门左道。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囿于见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们所指斥的汤氏作品中歌戈与家麻韵、支思与皆耒韵通押并不是什么江西土腔，宋元南戏《张协状元》和高明《琵琶记》早有成例在先，它们的作者都不是江西人。
传奇的繁荣发展，迎来了明代万历后期直到清初的中国舞台艺术在金元杂剧之后的又一昌盛年代。昆腔艺术家对《琵琶记》、《荆钗记》和《玉簪记》、《牡丹亭》等唱腔和表演艺术世代累积的创造和发展是一回事，但他们原本都不为昆腔而创作，那是另一回事，所有的南戏和文人传奇都是南方各声腔的通用剧本。昆山腔和海盐腔以及别的声腔的区别不在于剧本本身，而在于不同的声腔和舞台艺术。就戏曲创作而论，并不是从梁辰鱼的《浣纱记》开始，所有的传奇都有意为昆腔而创作。昆腔作为南戏的一个分支，本来也是民间曲调。曲律由宽而严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经历了漫长的完善过程，即使苏州曲家也不例外。
后来的苏州曲家以特有的优越感将非苏州籍的曲家贬斥为乡音俗调，而当自己本乡的同行出现同样情况时却充耳不闻，因为难以将它们归咎于同乡人的乡音俗调了。昆曲原是昆山、太仓一带的民间小调，只供清唱用，后来经魏良辅等人的改造，梁辰鱼最早将它同传奇结合，他的《浣纱记》分明受到魏良辅《南词引正》的影响，但他采用的仍是南戏韵辙。凌蒙初《南音三籁》对梁辰鱼《羽调四季花·寒宵闺怨》的好评中反映出他对作者用韵不严是多么反感。在比梁辰鱼略早的苏州曲家郑若庸的《玉玦记》及陆粲、陆采的《明珠记》中，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即使迟到万历中叶，相当多的苏州曲家仍然遵奉南戏的传统韵例。顾大典和张凤翼分明同沈璟异趣。如果在汤显祖、沈璟时代，昆腔已经在苏州及其附近地区占有牢固的优势，沈璟的努力就成为多此一举而难以理解了。南戏和传奇的区分并不取决于它们的唱腔。不是只有南戏为四大声腔所同时适用，而传奇只适用于昆腔。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南戏是民间戏曲，而传奇是文人创作，其他不同的属性都由此而产生。
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因为相当多的作品都是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之后，才最终写成。它们是不同世代的作者在连续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体创作。
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对书会才人有较详的记载。四水潜夫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是记载它的最早文献。比它更早的记载由于名同实异可以不加考虑。明初宣德年间周宪王朱有炖在杂剧《刘盼春守志香囊怨》第一折的说白：“这《玉盒记》正可我心，又是新近老书会先生做的。”据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它根据宣德七年（1432）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写成，后来“书会”一词就再也不见记载了。
《录鬼簿》将它所记的人分成名公和才人两类，才人又分为前辈才人和方今才人两类。尽管它的划分有时不太合理，然而此书将书会才人和名公加以区别却是目光犀利，意义重大。
名公类为首人物董解元实际上不在名公之列。用一个词来概括，书中记录的44位名公都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一般都是官员，拥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书会才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低微。他们可以说是文人，却够不上士大夫。有的人如白朴、马致远，可能两方面都可以沾上边。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用力甚勤，结果则一半可信，一半可疑。《录鬼簿》记书会才人，即使做过小官和吏员的也一一载明他们的职衔。《录鬼簿》记李直夫却说“即蒲察李五”，语气轻忽，此书从来不曾这样对待官员。孙氏说他官做到行省的肃政廉访使，显然难以令人置信。《元曲家考略》据《滋溪文稿》卷二三《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查出“《元史》卷一七八的传主、名臣王结之父”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也以同样理由不能认为他是《西厢记》的作者。
书会最早应是说话人的行会，后来扩大到杂剧、商谜等其他技艺，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引首词所说的“书林”就是书会，《水浒》本身是书会才人的产物，这一点和《三国演义》引首词《临江仙》内容相当。《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所收戏文《小孙屠》署“古杭书会编撰”；《宦门子弟错立身》则署“古杭才人新编”。《小孙屠》卷首有《满庭芳》词，《张协状元》卷首则有《水调歌头》。这些小说戏曲都是书会才人的作品。他们可以同时是演员，也可以以编写为主，不一定专场演出。明代宣德以后就不见书会的记载。其实，梁辰鱼（1519-1591）为一扬州盐商取悦妓女杨小环作的南吕《宜春令》得到“百金为寿”（据《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南北散套》），以及梁辰鱼以他的“巧喉倩辅”、“自奏其制”以博取主人及其妓妾的欢心（《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已经同元代的书会才人很少有区别。但梁辰鱼是文人士大夫，地位已不是书会才人可比，虽然他的表叔王世贞提到他时还不好意思说他们是表亲。继中国戏曲史开创者王国维之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以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事实上是世代累积型作品的说法。今天这些几乎已成文学史的常识，然而在具体研究中却影响甚微。
试以《水浒》为例。如果不是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承认它是历经南宋元明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那就不会说它是反映宋江起义的小说，不会说施耐庵、罗贯中是天才作家，不会置信施耐庵必先参加农民起义或者至少得和农民起义有瓜葛才写得出这样一部小说。《水浒》影响之大，以至某些严肃的政治和历史着作误以为宋江起义声势不凡，把它和陈胜、吴广、黄巾、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杨秀清起义相提并论。其实据历史记载，宋江起义规模有限，还不及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像《水浒》所描写，攻城略地，兵锋所向，北至大名（今属河北省），南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西达华州（今陕西省华阴县）的起义在宋代根本没有出现过。
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经过话本这一阶段，现在已成定论。但是话本不能如鲁迅那样望文生义地解释成为说话人的底本。许多研究者不了解话本和词话本是同一艺术形式。话本可以看作是词话本的简称，或者词话是话本的早期形式。现存记载“说话”艺术的最早文献南宋《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就说“吐谈万卷曲和诗”，可见曲和诗（韵文）本是话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第五十一回明文记载的白秀英又说又唱又伴以舞蹈的词话《豫章城双渐赶苏卿》，决不能如同早期研究者那样把它说成是诸宫调。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金瓶梅》不出于个人作家之手的论点始于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195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次年4月17日徐梦湘在同一副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仿佛争论到此结束，传统看法占了上风。章培恒教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根据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记载动摇了当年鲁迅和胡适认定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所谓定论。然后，我又分别以他们的论述为基础作出带有规律性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系统论述。我把四大奇书作为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代表。在它们之后，中国小说界才推出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以此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早期和后期的分界。就我所知，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模拟《金瓶梅》的《绣榻野史》为最早，它的作者是吕天成（1580-1618）。在《西游记》影响下产生的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可能和《绣榻野史》同时而略早。但它是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过渡性作品，不像《绣榻野史》那样具有个人创作的鲜明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小说戏曲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具体原因可能与此大不相同。小说戏曲有通俗普及、供人娱乐的特点，又由于受到正统派的歧视，遂使多数作品的作者没有署名。如果说那时根本不存在版权是一大缺陷，另一方面它却让广大观众和不同时代的艺人都参与到创作过程中来。这个过程可以延长到数百年之久。先秦诸子完全是不同的情况。当时还没有印刷术，甚至纸张也没有制造出来，只能依靠口传和刀笔在竹简上刻写而流传。口传和抄写极容易造成文本的歧异。今古文之争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顾名思义，先秦诸子生活、活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但是现存作品大都成书于秦汉之际。如《论语》在古代被尊奉为圣经一样，但是谁说得清它是孔子哪一个（或几个）徒子或徒孙的记载？它是不是一字一句都是孔子原话的忠实记录？老子李耳是孔子的前辈，而庄周差不多和孟子同时，是战国时代人。《老子》的成书却不比《庄子》内篇的成书早多少，通常却认为《庄子》的成书早于《老子》。《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它和秦相吕不韦门客编集的《吕氏春秋》都有一篇《月令》。《礼记》是一篇，《吕氏春秋》则将它的原文分散在许多篇的开头。多数学者认为《礼记》出于汉儒的编订，它的时代可能迟于《吕氏春秋》。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产物呢？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世代累积型的无名氏作品。《旧约全书》即《希伯来圣经》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同经典。除个别段落外，它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年期间以希伯来文写成。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出于盲诗人荷马之手一直是不解之谜。由于多民族问题引起的纷争和饱受入侵之苦，阿拉伯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反映的是中古时代甚至更早的阿拉伯和西亚的风土人情。它迟至1717年才结束口头传说阶段而首次以法文问世。英国叙事诗《贝奥武甫》
的形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之久，它叙述公元6世纪初丹麦、瑞典的故事而完成于第8世纪前半叶。描写基辅大公的《伊戈尔王子远征记》大约在1185年至1187年成书。最早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和德国、奥地利的《尼贝龙根之歌》成书迟早可说在伯仲之间。1450年前后德国古登堡（？-1468）揭开了近代印刷术新的一页。西方各国不再具备出现我国那样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繁荣发展的社会条件了。
以上是我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客观理解。这个说法能否经受时间的检验，我将在学术界同仁的关怀下静待它的结论。
（《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8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