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立的二十天
“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被击中了。谁也不能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妙就妙在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标准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还要由今天的实践来判断。这样所谓凡是毛泽东的话都不能改变就不能成立。由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
既然毛泽东亦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拨乱反正就理所当然。这个延伸结论吻合了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个“凡是派”发觉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当晚他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了个严厉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提倡人们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汪东兴缓过神来。5月17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斥责刊登这种文章的人“没有党性”。次日，汪东兴又把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找来吹风，由他奉命向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打招呼，要他们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不要随着风转，还要他们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卷人”，“不表态”。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积极地支持了这场论争。5月19日邓小平开始表态。据说《光明日报》发文时，他没怎么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他才找来看了看。看过后邓小平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坦言了他的看法：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说话时，又针对“凡是派”指出：只要你讲的话和毛泽东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冲着这一思潮而来的。邓小平一年来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一年前他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现在邓小平从民众的智慧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因此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共讲三个问题，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
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到6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段，这在邓小平的全部着述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小平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申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最后邓小平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据统计，在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全国共计发表了650篇专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无疑是最出色、最有分量的一篇。
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名地批判关于实践标准讨论的文章。这时社会上盛传《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改组了。还有人攻击《理论动态》，说“四人帮”时有“梁效”，现在是党校，这下完了。“凡是派”攻击强调实践标准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采取曲折方式，先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这一方案得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罗瑞卿为此文先后6次与胡耀邦通话联系，他还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该文除论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检验真理、发展理论的过程，还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两个凡是”，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而它更尖锐、更辛辣。第二篇文章的发表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再起。7月份，科学界和理论界先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两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
这时汪东兴急了，他在山东开会向省委负责人约法三章：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转弯。邓小平把张平化找去，针锋相对地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9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针对“砍旗”一说，提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而是假高举，形式主义的高举，真正的高举就是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实践派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阵地，“凡是派”手中只剩下一个《红旗》。汪东兴给《红旗》的方针是一花独放，不卷入当前的讨论。在汪东兴的控制下，《红旗》沉默了5个月，没发一篇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后来实在沉默不下去，就组织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汪东兴也要求把问题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他希望保住红旗》这块最后的阵地，可是后来谭震林杀了进来，终于没有守住。
原来，《红旗》打算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时发几篇纪念文章，约谭震林写写毛泽东当年怎样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谁知谭震林把它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编辑部要他修改，他不但不改，还提出两个新的“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说这两句话，是他思考两个月的结果。后来官司打到政治局，邓小平作了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一改，如《红旗》不愿登，要转《人民日报》登。 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这一卷入，使“凡是派”失去了最后一块阵地。华国锋对各省市负责人的指令也是不卷入，不表态。他还批评表了态的省市。但他无法扑灭这场大火。“实践派”与“凡是派”还在论战。
7月1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上制造的混乱。7月11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学校、研究机构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60多人，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标准。周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在会上讲了话。周扬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明确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邓小平畅谈开动脑筋
就在论战犹酣之际，邓小平又在东北点了一把火。1978年9月16日长春。
上午9时，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会场。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不断向与会者招手致意。这是他第三次踏上长春这块土地。
在座的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早在1958、1964年邓小平曾先后两次到长春视察工作。每次他都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与干部群众交谈，听取意见，指导工作。
这次他刚刚访问朝鲜归来，就又风尘仆仆来到长春。这时，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宣布开会，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再一次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以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便开始讲话。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接着分析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所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工业也是这样，要使所有搞工业的，哪怕是一个小厂，也要开动脑筋。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毛主席总是提倡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