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后，邓小平把话锋一转，转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第一个提出了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靠的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到这里，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吸了几口烟，又以洪亮的声音说道：林彪、“四人帮”搞阴谋、干坏事，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搞的那个小本本，可是害死人哪！他搞的那个《语录》，不能系统地反映毛主席的思想。他举例说，在那个小本本里，关于党的建设的语录里，就没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语录。这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很重要的内容，但在那个《语录》里是没有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任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思想混乱，给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理论工作、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致我们要扫除这些垃圾还得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怎样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主席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给一个矿，让日本开采”。 这次金日成同志也对我说，他回忆毛主席曾跟他谈过，用外国的资金，开发我们的资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把什么都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使我们有条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
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 就是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场里十分肃静，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讲话。邓小平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口茶水，接着充满自信地说：现在我们有毛主席没有遇到的条件，我们抓住了这个条件，利用这个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果只是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列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会僵化嘛！从现在有些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引起争论呢？主要是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了。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讲话中，邓小平还针对当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
他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比如他一年搞一次评工记分不能学，取消集市贸易不能学，取消自留地也不能学。现在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在谈到吉林省的情况时，邓小平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也有好的典型呀，像榆树的小乡，永吉县的阿拉底大队，你们自己的典型更可贵。就每一个专区、县来说，都有自己比较好的典型，把这些比较好的典型加以推广，大家都向他看齐，就了不起，这也是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全国所有地方都要把地搞得平平的，不完全搞平是不是就算完不成农田基本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需要平整的地方就不要平整，不需要搞梯田的地方就不要搞梯田。
在谈到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死人，要鼓励上进，不吃大锅饭，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总是那么几个一样是不行的。要建立各方面的考核制度，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干部都要考核，这就不是铁饭碗了，不合格的人是要被淘汰的。他还以美国、南斯拉夫为例，指出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的产品不能几十年一贯制。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老老实实地学，要搞实事求是，不行就是不行，要承认差距。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尽快提高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号召大家摆脱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现实情况出发，让实践去检验，冲破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本本，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独立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邓小平深入浅出的论述，使与会者感到心里像开了扇窗户，亮堂了。在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加重语气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批闯将，没有闯将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行的。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过去打仗，要打胜仗，没有一批不怕死敢于冲锋陷阵的人是打不胜仗的，革命要有一批闯将，我们不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要超过国际水平，至少是接近国际水平，没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能行吗？人才最重要，特别要有一批超过国际水平的闯将，没有一批这样的闯将，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爬也爬不上去。
邓小平的讲话，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十年浩劫，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落伍了。中国要赶上去，就要加快步伐，大胆地往前闯。
在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时，邓小平说，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名列倒数二十几名，算贫困的国家之一。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贫困的一部分。毛主席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想一想，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要根据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邓小平从战略高度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
6．各级首长对一个理论问题表态
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
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而且，在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及各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
有人曾对新华社发稿时间作过一个统计，最早表态的是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
《人民日报》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之争》。
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天才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
扫除这个障碍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扞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历史前进的需要；如果有人认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妨碍“高举”，那只能说明，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马列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不怕批评的。
至此，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大批理论工作者，都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以及本人的思想实际，阐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原理，回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指出40多年前，毛泽东就曾写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实质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这场讨论的意向十分明确，那就是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去说明毛泽东晚年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从而，必须否定这套理论和政策，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不是一般问题的争论，而是大是大非的争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的争论，更是一个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问题的争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历史实践证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全面肯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有害的。它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阻碍历史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它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启迪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根本观点，确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在当时和今后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理论建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是继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统一了人们对“四人帮”路线极“左”实质的认识，促进了从理论上、思想上对林彪、“四人帮”极“左”理论的清算。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这场异乎寻常的讨论时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越看越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是一项“基本建设，不解放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事实亦的确如此，是这场讨论为邓小平赢得了党心民心，为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