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小平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句句是真理）当然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指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即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两个凡是”，是不能动的。但是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说，像这样重新评估17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但邓小平“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他只是说红线为主，并没有说黑线是否存在。他以为只要红线为主，案就翻过来了。哪知他这一“照顾”马上为“凡是派”提供了口舌。
1977年底，1978年初，《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文重提黑线论，只是提法更巧妙。他们不否认17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在肯定了这一点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7年不再是黑线专政了，而变成毛泽东的红线同刘少奇的黑线作斗争的17年。“凡是派”在这里也搞了个两分法，结果使邓小平的两分法失效：黑线还是黑线，而红线本身永远是不会错的。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在整个1977年都环绕只言片语做文章，或用一些正确的“只言片语”去否定错误的只言片语，或证明某些只言片语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
这方面的成果还是不妙。例如这年5月《人民日报》披露：1976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的那篇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经查对原稿，其中有关“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泽东的原语，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写上去，排成黑体字，遂成了“毛主席语录”。人们以为这下“文革”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伤害“两个凡是”，相反证明毛泽东的话是不会错的，要是错了，一定不是毛泽东的话。更要紧的是，毛泽东说了那么多的话，要都这样一句句地鉴别真伪对错，那该要到何年何月！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出好消息：从迟群的笔记本中查出，1971年毛泽东关于17年估计的谈话有如下语句：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执行错误路线的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家是教师，还是要尊重嘛……这些讲话竟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现在找出来了，广大知识分子才得以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缓过气来。可是人们会问：如果“四人帮”把这些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或者如果迟群干脆把笔记本烧掉了，使得后人永远见不到这真理的阳光，那该怎么办？
无论是用正确的“只言片语”，还是强调“整个体系”或者区分“主导方面”，都不能叫“凡是派”缴械投降，即使是点出“实事求是”这个根本之点，也还是要差那么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批判的一方没有超出理论自身的范围。要从根本上制服“两个凡是”，必须跳出理论，从理论之外去谈理论问题，即把问题提到真理的标准上来谈。
3．胡福明“发现”真理
1978年的报纸杂志，稍作统计，不难发现，出现最多的人物自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出现频率最多的名词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随后拨乱反正也已开始，但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 这一切，都是源于华国锋所坚持的“两个凡是”。
为打破这一禁锢，提供原子弹的不是邓小平，也非胡耀邦，而是与他们有着同样想法的一位小百姓——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
胡福明老早就意识到，批“两个凡是”，目的是为了否定文革，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穿了是要批评“两个凡是”，因此正面冲击难以奏效。他苦苦思索，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触及“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有所触及，但不能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的要害是：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无须实践检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无须实践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 经过一连数天的蚊叮虫咬，胡福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题目既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用公开提“两个凡是”。他为抓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发到《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红卫兵整死。
1976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杨西光是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由当时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推荐，调到《光明日报》来主事的。胡耀邦早在1977年12月就提出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央党校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就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杨西光也参加了这些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觉得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内容，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时，了解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吴江等人也在写此类文章，于是也被组织进来共同修改。修改后的文章突出批判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条文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当年的“红小鬼”、毛泽东的通信员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邓小平和卓琳就曾是胡耀邦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打得火热外，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就在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相背离，“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来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胡耀邦此时也在考虑如何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大颠倒再颠倒过来。
也就是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首先是要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搞清楚。如果说，邓小平是从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提出问题的话，那么，胡耀邦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他是具体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入手，搞清是非的。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就曾搞了个着名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提出并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不仅与“左”的生产力观点相悖，而且触怒了正在批“唯生产力论”的“四人帮”。但是，这个论断，既可以视为是历史转折前的一次理论较量，也可以看做是中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序幕。
一到中央党校，胡耀邦就筹备了复校开学工作，并开始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的第一期的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称：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之久运动的直接的指导理论。
当时可谓是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容任何怀疑的，人们只能天天学习，活学活用，进行“实践”。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还是这个调子，直到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纠正这个调子。而《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即在党的十一大前夕，则提出“继续革命”问题的质疑，这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乃至政界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而发表这篇文章本身需要多大的勇气，负多大的责任，对于谙熟中国政治的人们来说，是不会不懂的。 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需要首先从思想理论上突破。只有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
《理论动态》一开始的印数很少。第一期只印了400份。全部是送给了地方和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送给部队的一部分领导，以及校内有关人员，但发送范围和领导干部的名单，都是由胡耀邦亲自决定的。《理论动态》第一期就送到了邓小平手里，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是向“左”倾理论发起进攻而打响的第一枪。也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7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党员，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对此，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明态度：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要解放思想！并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大家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绝大多数学员同意这两条原则，认为分清路线是非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整个党校，在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活跃，大胆发表不同意见。 所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改好后，送胡耀邦审定。
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同意。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先后十易其稿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显着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特约评论员”很容易使人们想到这篇文章有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手。其实编辑们想出这个名称还有一层考虑：当时凡中央报纸上的重头文章若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都必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而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可避免送审。
经事先商定，《光明日报》发文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日电”。而实际上，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省市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这样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引爆的这颗原子弹，很快即由北京向四面八方辐射。等“凡是派”警觉过来，已为时过晚。此文直指“两个凡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讨论。 据杰斯·布莱报道：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国锋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