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
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着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着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着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
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原载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国新脑筋（节选）
邓小平在寻找精神原子弹；南京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的投稿，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凡是派”措手不及，与实践派对峙二十天后，败下阵去。
1．“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
揭批“四人帮”必然使人们想起1975年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些历史。
如今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应怎么看，汪东兴说，他（指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同“四人帮”再怎么斗争也算不得英雄，整顿工作再有成绩也是错误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名誉。人们迫切希望他早点站出来，盼望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有个公道的说法。可是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要继续搞，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案不能翻，其他的就更不用说，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定的案。
人们感到拨乱反正雷区密布。无论是知识分子从“两个估计”的重压下吐吐气，还是各级干部想重新考虑一下各项政策，都感到心有余悸，怕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怕为17年翻案等大帽子压到头上来。
还有更具体的问题。1978年春，四川、安徽两省传来农民包产到户的消息，饥饿的农民想用他们的实践冲破“两个凡是”。但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赶快加以阻拦，他说这是右倾，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还有亟待安置的百万回城待业大军，亟待纠正大批冤假错案，亟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亟待换上去或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总之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都只能这样永远“待”下去。
正如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飚所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感觉则是：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气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他担心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
2．用什么来检验真理
邓小平代表亿万颗焦虑的心，首先站出来讲话了。
请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打毛泽东牌，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5月，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因为，第一，华国锋已讲过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按照“两个凡是”，这是说不通的。第二，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此之前（4月10日），邓小平还提出要用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来作指导，暗示“凡是派”搞的是只言片语。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7月21日）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把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想用“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泽东的某些词句不放，其前提是承认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引用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哪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已经触及“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前，并没有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