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就提出北京直立人的一系列形态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黄种人）的某些类群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如颅顶有矢状嵴、枕骨上有印加骨、垂直而前突的颧骨、铲形门齿结构、下颌骨圆枕、股骨扁平、肱骨三角肌粗壮等。据此，他认为北京直立人是黄种人的直接祖先。此外，魏敦瑞对山顶洞人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认为，山顶洞人101号头骨（男性）具有某些欧洲智人化石的特征，102号头骨（女性）属美拉尼西亚类型，103号头骨（女性）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据此他提出了山顶洞这一家人可能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受到当地的人类攻击而绝灭了的设想。这种设想或许并不准确，但它暗示了远古时期人类可能存在迁徙、交流等复杂现象。
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境内先后新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地点，出土了不少古人类化石。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地点超过1000处，其中古人类化石点近70处。这些发现为从人类体质演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来探索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提供了基础。
根据已发现的化石，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类具有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吴新智把它归纳为颧骨前突、矢状嵴、印加骨、下颌圆枕、上门齿的铲形结构等数个方面。
颧骨前突：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普遍有颧骨高而前突的特征，而非洲和欧洲的标本则与此不同。如北京直立人的颧骨高达65毫米，大荔人为52.6毫米，马坝人的颧骨较为前突，柳江人的颧骨也相当大而前突，山顶洞人的颧骨也较垂直且前突。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各时期的人类也都保留了这一特征。如半坡人颧骨最高值达54毫米。颧骨突出度，在现代各主要人种中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白种人不突出，黑种人不显，棕种人稍显，黄种人显着。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黄种人颧骨高而突出的特征，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出现了，并一直保持至今。
矢状嵴：矢状嵴是颅骨顶部正中由前向后延伸的一条骨嵴。在蓝田直立人、北京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山顶洞人、资阳人颅顶上都有程度不同的矢状嵴，且形态上大体一致，位置也大体相同。欧洲的早期智人中只有圣沙拜尔人头骨上可见微弱的矢状嵴，其他标本仅见一些微弱的隆起。总的来说，欧洲的标本矢状嵴出现率很低，且比中国的弱。
印加骨：印加骨是顶骨与枕骨之间的三角形小骨，由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现率较高，并由南美洲印第安人曾建立的印加帝国而得名。印加骨作为有较高出现率的性状存在于中国的古人类中。北京直立人6具头骨中有3例有印加骨；大荔人头骨上有印加骨；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化石上也显示出可能有印加骨的迹象；属晚期智人的穿洞人头骨上仍可见到。现代中国人印加骨出现率较低，但常见于同属黄种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中则少见或不见此骨。
下颌圆枕：下颌圆枕是下颌骨内侧面犬齿与臼齿之间的隆起。在北京直立人、许家窑人、山顶洞人的下颌骨内侧面均可见这种性状。此种性状，在现代黄种人中仍较为多见。如据吴定良统计，在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人骨中，有下颌圆枕者占75%；安阳侯家庄墓葬出土的商代人骨中达78%；安阳小屯墓葬出土的隋唐人骨中占73%；南京绣球山墓葬出土的现代人骨中约占58%。
上门齿的铲形结构：人类门齿的铲形结构，通常发现于上门齿，下门齿偶然也有。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凡发现有上门齿化石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铲形门齿的特征，如元谋直立人、北京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桐梓人、山顶洞人、河套人、柳江人等。在中国新石时代及其以后的人群中，铲形门齿的出现率也很高，如在半坡组中，男性铲形门齿的出现率为88%，女性为100%；商代人的铲形门齿出现率也在80%以上。现代中国人中，铲形门齿的出现率也很突出，以中国女性为例，上门齿显着铲形者高达82.7%，半铲形者占12.5%，微铲形者占1.0%，非铲形者仅占3.8%；在现代白种人的女性中，上门齿铲形者仅占2.6%，半铲形者占5.2%，微铲形者占21.8%，非铲形者高达70.4%。其他人种中，显着铲形者出现率有的为0，最高也不超过5%。
此外，还有一些在现代黄种人中出现率较其他人种为高，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也比其他地区的古人类为多见的特征。如颜面中部较欠前突，大荔人、金牛山人头骨的特征便是如此，晚期智人大多也具有这一特征；鼻区扁塌，北京直立人、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的鼻区都呈现扁塌的特点，而且延续到中国的现代人；上面部低矮，大荔人、金牛山人以及晚期智人头骨中都可见到这一特征，只有马坝人标本似属例外；眼眶较近角型而不呈圆形，眼眶外下缘圆钝，没有锐棱，中国已发现的古人类头骨除马坝外，一般均如此；接近水平的额鼻额颌缝，中国已发现的古人类头骨的这条骨缝都呈微向上凸的弧形，位置基本上水平；外耳道骨质增生，在北京直立人和大荔人都有出现，它也见于日本港川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上述共同特征有时也见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化石，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出现率比在中国的低得多，而且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更难得见于其他地区。因此，这些特征的组合便构成了远东这一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特色。
在中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上除了可以见到上述早晚变化不多的特征外，还有一系列性状呈渐进性变化，总的趋势与其他地区人类进化方向一致，但细节有所不同。主要有：颅骨最宽处位置向上移，颅穹弯曲度变小，矢状嵴变弱，枕部圆枕变弱，角圆枕变弱，下颌关节窝变浅、变宽，枕骨小脑窝与大脑窝之比变大，额骨倾斜程度变弱等。其他还可列出另一些特征，如脑量由小变大，头骨由厚变薄，眉嵴由强变弱，眉嵴后沟由深变浅，眶后缩狭由强变弱，枕鳞枕面与项面之间由弯折状相接变为圆钝状过渡，颞鳞由矮变高，鼓板长轴与冠状面所成的角由小变大，颞骨岩部长轴与矢状面所成的角由小变大等。
从已发现的化石看，直立人与智人似乎也存在形态镶嵌现象。在直立人标本上偶尔有一般只在智人中才具有的特征，如和县直立人的短的颅形、弱的眶后缩狭、高的颞鳞、颅底长轴与颞骨岩部长轴构成的角接近直角等。少量智人头骨也显示出个别被认为是直立人的独有的特征，如马坝人头骨有很深的眶后缩狭，大荔人和营口人头骨枕部成角状转折，大荔人有粗厚的眉嵴，大荔人和许家窑人头骨骨壁都很厚，大荔人、资阳人和穿洞人头骨顶骨后下角部都有角圆枕，此外早期智人都有残存的矢状嵴等。郧县人的头骨无论归属于直立人或智人都表现出显着的镶嵌现象。
一系列共同特征、性状变化呈渐进性和形态镶嵌现象，都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证据。吴新智还注意到，中国古人类的个别或少数头骨偶尔具有与大多数中国出土古人类头骨不同而在西方颇为多见的特征，如郧县人头骨鼻梁高耸，大荔人眼眶与梨状孔之间骨面隆起，马坝人眼眶呈圆形和其外下缘较锐利，柳江人、丽江人和资阳人头骨有发髻状隆起，山顶洞人102号头骨颧骨额蝶突外侧面比较朝向外侧等，这些很可能是中国与境外人群间有少量基因交流的结果。
考古学研究也显示，中国旧石器文化特征同西方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莫维斯就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在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同的独立的文化传统，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砍砸器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以后，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莫维斯的理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如黄慰文认为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不缺少手斧，把旧石器时代早期世界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就总体而言，在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中，手斧即使不是完全缺乏，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大多数学者同意莫维斯所提出的观点。
戴尔俭认为，中国境内的旧石器分布较广，发现地点与数量较多，面貌上有一定差异的文化也较丰富多样，因此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较广的代表性。中国的情况表明，远古东方的旧石器文化不论其中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会有怎样的差异和不平衡现象，总的来看，是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的。在这里，数量上占优势，应用上广泛多样的是各种类型的石片工具，砍砸器工业始终是很突出的，这是东方砍砸器文化的显着特征。因此，实际上应称砍砸器——石片石器工业，并构成一个砍砸器——石片石器文化系统。中国虽然发现有手斧（如蓝田、匼河、丁村等），但其数量微乎其微，似乎没有理由说，这些零星的手斧能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影响。因此，与其把这些寥若晨星的手斧与西方的手斧相提并论，不如将其看成是两面工具中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就世界范围而论，砍砸器工业无疑是最早发展和最有生命力的，它几乎遍及古人类所占领过的所有地区，并最长久地绵延于旧石器时代以至更晚，而手斧文化却未能远及东南亚和中国。
林圣龙认为，在中国手斧研究中，一个问题是缺乏关于手斧的严格鉴别特征或标准。人们常常只是根据器物的形态的相似性和是否两面修整来判断的，故而产生不同的意见。综合国外专家们的认识，他将手斧的鉴别特征归纳为：手斧是一种大型切割工具，一般长在100毫米以上；通常两侧对称，围绕器物的周边有连续规整锋利的刃（有时跟部例外）；截面比较薄，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成稍稍扁平的双凸或透镜体形，或是比较薄的平凸形；制作典型或比较精致的手斧，先粗制成雏形，然后进行去薄和最后成型，器物的两面广泛修整。依据上述鉴别特征，林圣龙对黄慰文等讨论的陕西蓝田涝池河和平梁、乾县、汉中梁山，山西襄汾丁村、沙女沟，河南三门峡，广西百色盆地等地发现的9件标本进行了再研究，认为这些标本中没有可靠的手斧。稍后，他又对百色的28件标本进行了研究，认为有4件应归入砍砸器，1件可能是似镐石器，其余23件似应定为石核斧。据此，林圣龙认为，就中国的材料而言，莫维斯的理论仍然是适用的。
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由于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隆起，东亚地区成为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绝的独立自然地理单元，中国旧石器文化正是适应这种自然地理环境而相对独立地发展的。中国南、北方的旧石器文化虽然存在着一些区域性差异，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南方的砾石石器和北方的石片石器的发展具有肯定的连续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少量同西方文化相似的因素，可看作是境内外小规模文化交流的证迹，但看不出曾有过大规模外来文化侵入而完全替代本地文化的迹象。
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是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中心之一；中国现代智人是由境内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逐渐演化而来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人类也曾同境外的人群之间有过小规模的基因交流，但不曾有过外来古人类大量的入侵而替代了原住居民的现象。
附：建议阅读论着目录
1.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美］匹尔比姆着，周明镇、周本雄译：《人类的兴起——人类进化概论》，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朱泓：《体质人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
6.吴新智：《人类起源研究回顾与中国古人类学展望》，《地球科学进展》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