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黔滇墓葬：四川、贵州、云南发现的蜀晋南朝墓葬的地点颇为分散，较重要的有自四川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带的砖室墓、广元绵阳的崖墓、忠县涂井崖墓，贵州清镇、平坝的石板墓，云南姚安砖石合砌墓、昭通的石室墓等。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个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经过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3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坛、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
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贵州清镇、平坝多小型石板墓，蜀汉西晋墓的随葬品与四川接近；东晋以后的随葬器物多与两广近似。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堆”。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二、隋唐五代墓葬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隋唐时期，国家较长期保持统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隋唐五代墓葬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地墓葬也呈现出一些地区性的特征，南方地区更为突出。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1.北方地区墓葬
北方“两京”地区是指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与其邻近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以至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两京隋唐墓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墓葬沿袭北期时期的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
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
第二期：从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墓葬中刀形墓室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和小龛数量减少，而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墓内多随葬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西安、洛阳的此期唐墓中，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俑。太原唐墓壁画多绘制大幅的树下老人图。属此期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等，除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外，还有前、后二墓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画。
第三期：从8世纪中至10世纪初。墓葬中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
与分期相对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关规定。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左才墓等。此区唐墓的最大特点，是墓室通常作圆形或半圆形，大墓墓室往往以砖墙隔成若干小室。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朝阳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带，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与两京地区基本相同，但也出现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等特殊的随葬品。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未经焙烧的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进行了10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遗物。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白、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
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尤其是保存下来的文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2400余件，其中有契约、籍账、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
2.南方地区墓葬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此外福建、广东等地区也有不少墓葬发现，并具有一定的区地方特色。
湖北地区：主要发现于武汉一带，这里是长江中游隋唐墓最多的地区之一。流行以花纹砖砌成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较大型墓附建耳室。墓内设较高的棺床，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随葬陶（瓷）质人物俑、陶动物、陶模型器和少量青瓷器。十二生肖俑出现较早，还有人面蛇身或虺首蛇身俑等。青瓷器以生活用器为主，器形有高颈球腹盘口壶、内饰叶纹的高足盘、实足小碗、蹄足圆形砚等。此外，还经常出土三彩人物俑、动物俑和器皿。从随葬器物看，湖北隋唐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遗风；稍晚的墓葬出土唐三彩；而晚期墓葬出土的盘口壶、瓷罐、唾盂，则表现出晚唐五代的器形特征。
湖南地区：主要指长沙、衡阳、常德、湘阴等地，仅长沙一地，已发掘唐墓数百座。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墓砖多素面。土坑墓墓室一端大一端小；有些墓室前端留生土二层台或挖出小壁龛。砖室墓多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其次为前室较小的前后室墓（有的后室附建耳室）和二室并列的双室墓。随葬品以釉陶和陶器为主，器形有壶、盘、碗、罐、水注等。也随葬陶武士俑、文俑、伎乐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骆驼等。釉陶多施黄褐釉或绿釉，少数墓中发现兼施紫、白、蓝三彩釉者。瓷器有青瓷、白瓷两类。从随葬器物看，湖南唐墓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器物有高足杯、盘、重唇小罐、直口深腹碗、直颈盘口壶等。后期器物有重唇带盖罐、葵花形碗、敞口碗、肩部附加荷叶形饰的盘口壶等。前期釉陶器一般施淡绿色薄轴，并有冰裂纹；后期釉呈黄褐色或深绿色。前期瓷器为半陶半瓷的青釉器；后期则出土一种胎质厚重、颜色混浊、制作粗糙的白瓷。
扬州地区：是长江下游唐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墓葬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墓两种。砖室墓墓壁常砌出小龛，墓室内设棺床，棺床与墓壁间留出一砖宽孔隙以排水，墓砖素面。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较晚的墓内曾出土白瓷器，器形有钵、盘、杯、盂、四系罐。另有灰陶盘口壶、罐、盆以及陶砚、铜镜等。随葬陶俑为男女侍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马。中、晚唐时期在两京地区唐三彩已明显衰落，而扬州地区的唐墓中常常随葬三彩器。
福建地区：主要指闽江下游的闽侯、福清，晋江流域的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及九龙江流域的漳浦等地。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种，以砖室墓居多。砖室墓通常为带短甬道的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还有一些刀形墓和多室墓。有些墓墓壁砌小龛。墓砖侧面常印植物纹和吉祥语。随葬品以瓷器为主，主要器形为五盅盘、带座碗、双耳罐、四耳罐、插器、壶、虎子等，其中五盅盘、插器等应是富有地区特征的器物。漳浦刘坂乡唐墓出土有特色的陶俑40多件，是此区唐墓中少见的现象。刘坂乡唐墓的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5个壁龛，室内还砌出2个方形坑。40多件陶俑有男有女、也有“千岁老人”俑、镇墓兽、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可将福建隋唐墓分作前、中、后三期。前期器物体形较矮，腹部浑圆；虎子体形较长。中期的罐、壶等器体增高，碗壁渐趋外侈，虎子体形变短。晚期的四耳罐、盘口壶等器形更为修长，流行敞口浅腹圈足碗。注子是后期流行的新器物。
广东地区：主要指北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如韶关、英德、连江、广州、佛山、博罗等地。广东隋唐墓有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则有单室、双室之分，而以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单室墓一般为平面长方形的券顶墓，墓底后部高于前部，后部置棺，墓壁常砌出小龛，或以半砖突出壁面以置灯盏。墓砖侧面多模印花纹。随葬器物以釉陶为主，瓷器少见。器形有四耳或六耳罐、碗、坛等。
陶坛多出于沿海。个别墓出土少量陶俑。高级官吏张九龄墓，系大型单室墓，墓室方形，四角攒尖顶，室内筑棺床，墓壁绘画，有较长甬道，甬道两侧筑侧室。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双室墓状如二单室墓并列，其间隔一堵砖壁，壁上开通道。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该区墓葬可分作前、中、后三期。前期的各种釉陶罐器体较高，底部向外撇，具有较浓厚的南朝器物遗风；流行直口深腹实足的陶碗。
此后，罐类逐渐变矮，底部外撇现象消失；碗类口部日渐敞开，腹部越来越浅，实足器减少，圈足器大增。前、中期陶坛火候不高，釉层附着不牢，后期则近于瓷器。
3.帝陵
隋唐帝王陵墓中，唐代十八陵及武则天母杨氏的顺陵俱已进行过反复调查，并发掘了昭陵、乾陵区内的一批陪葬墓。五代十国的陵墓如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南京的南唐李昪墓和李璟墓、广州的南汉王刘晟墓和杭州的吴越王钱氏墓也都作了发掘。
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边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7个，墙垣残迹尚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