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理论界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补贴的理论探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农业保险可以缓解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户资源分配的混乱，另一种是农业保险可以在年度间平滑农户的收入曲线（Siamwalla and Valdes，1986）。对农业保险较早使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的主要有Roumasset（1976）和Hazell（1981）等人，其中Hazell 认为：“农业保险带来的产出增加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农户），也有利于消费者。如果需求曲线是缺乏弹性的，农场主的平均收入可能会降低，而农业保险带来的收益将被消费者全部占有”，从而提出农业保险具有收益外溢特点的正外部性存在。Siamwalla 和Valdes（1986）用图形的方式将农业保险影响作物曲线，进而影响社会福利的过程表示了出来，并且通过消费者剩余方法的计算得出农业保险补贴所得到的社会福利增加小于补贴本身，因此认为农业保险不应该被补贴。同时，Siamwalla 和Valdes（1986）还通过对农业保险、农作物种子生产和农业科研活动进行对比，认为农业保险和农作物种子生产与作为公共品的农业科研活动不同，都属于私人品。其后，一位印度学者Mishra（1996，P256）不完全同意Siamwalla 和Valdes 的看法，他在研究了印度的农业保险之后，认为即使农业保险不是公共品，但是也同样有收益溢出的现象。他认同Hazell 和Haggblade（1991）的看法，作物减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造成损失，而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作物增加会使得消费者同样得到收益。同时，他也对Hazell 的消费者剩余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其一，他认为需求曲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价格未必会像分析中下降得那么大；其二，如果需求不是完全弹性的，非农部门会获得福利收益，因而要对农场主进行补贴。
国内对农业保险福利分析大都源于Siamwalla 和Valdes（1986）以及Mishra（1996）的总结。李军（1996）在分析农业保险的性质时，提出鉴于农业保险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而应当属于准公共产品。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认为农业保险的利益是外在的，农业保险经营处于农户和保险公司需求双冷的状态，因而不能够相交。冯文丽（2004）撰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与制度供给时，以农业保险双重外部性为理论基础，认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因而，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分析农业保险福利问题时，国内学者大多使用了Siamwalla和Valdes（1986）的消费者剩余分析方法，同时都使用了农业保险影响作物曲线右移，需求曲线不变的假设。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在国内传统农业保险福利分析中，并未讨论农业保险是否会引起农作物产量的变化，以至于导致作物供给曲线右移，而只是假定会移动。其次，即使作物供给曲线移动，所带来的产量增加能否适用外部性的概念，进而推导出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合理性也值得怀疑。事实上，笔者在对河南、新疆及上海的农业保险调查及实证分析中（张跃华，2006），并未发现农业保险明显影响农作物产量增加。而且，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框架中，这种情况却无法反映出真实的福利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农业保险福利分析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二、农业保险福利问题的回顾与分析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传统农业保险福利分析的逻辑和重心在于农业保险是否影响了作物产量曲线？如果影响了作物产量曲线，那么社会福利和农户福利是否会增加？而这些福利改变是否可以将农业保险定性为准公共产品或者具有外部性？
（一）农业保险的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回顾
1.没有政府补贴下的农业保险福利分析
对无政府补贴时的农业保险福利变化情况，Siamwalla 和Valdes 首先考察没有农业保险的商品市场。因为生产风险不能转嫁，在这个供给曲线里包含了风险管理费用，这部分费用必须由农场主支付。如果农场主采用多元化策略，支付一定成本耕种较安全作物，这部分成本也应记入风险管理费用中。现假定引入农业保险制度，农场主支付所有的保险费。保险降低了农场主的风险费用，于是产生了新的供给曲线S1，S1在初始的S0的下方。为简化分析，假定S0和S1都是正常年份的供给，以剔除随机因素影响产量所造成的S0向S1移动。假定这些供给曲线与正常资本市场的情况一致，当需求不是完全弹性时，价格将从P0下降到P1，消费者获得超额盈余P0ADP1。农场主原来生产Q0产量的成本下降了AC，费用净节约为OAC。这种费用的节约是一个诱因，足以使农场主没有补贴也购买农业保险。
一旦农业保险被普遍采用，产品价格如上文所述，将会下降。这样，生产者的净福利所得是P1DO 减去P0AO，其差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消费者得到了P0ADP1的净福利。对整个社会来说，净福利收益用面积OAD 表示。社会净福利的大小取决于S0向S1移动的幅度，这由保险的采用程度和产品的供求弹性决定。因为所支付的保险费包含在S1中，面积OAD 所显示的净福利就是引进无补贴保险的社会价值。
2.政府补贴下的农业保险福利分析
在有农业保险补贴后，农户（农业生产者）通过购买农业保险可以更多地降低用于分散风险的费用。Siamwalla和Valdes认为补贴会使供给曲线进一步下移到S2均衡产量，由Q1进一步增加到Q2，价格也由P1下降到P2。实施农业保险补贴，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的剩余是ΔODG，它总是小于补贴成本磰P2P3FG。虽然补贴成本可以随时调整，但无论提供的补贴有多少，总有一个净损失。
（二）传统消费者剩余分析中农业保险与产量的关系
1.产量是否会发生变化
从上述分析可知，传统消费者剩余分析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在于农业保险影响了农作物曲线向右移动。然而，这个假设与现实农业保险的运作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实际上，美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农业保险是否会对农民的生产动机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农作物产量，这个概念实际上有着很强的政策意义（Gardner and Kramer，1986）。Soule，Nimon 和Mullarkey（2000）回顾了有关作物保险影响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发现很多研究都是纯理论性质的，即使是实证研究，也是在一个有很大局限性的地理区域或者作物品种上进行的。Orden（2001）总结了农业保险对于全部作物在1998-2000年的影响，产出提高的程度在0.28%～4.1%之间。但总的来看，关于农业保险影响作物产量的研究还是较为有限的（Goodwin，Monte and John，2004）。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是一个农业保险保障程度很高，而且高补贴的国家，他们往往使用农作物收入保险（不仅保障产量波动风险，而且保障价格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保险可能会影响生产者种植动机。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高补贴和高保障的情况下，农业保险有可能影响作物供给曲线右移，但是移动的幅度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基于我国的国情，在国内普遍进行的农业保险试点几乎都是以成本保险（而且往往是物化成本）为基础的低保障、低保费类型，着力于迅速恢复农户灾后的生产能力，与美国的保障程度相差很大。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地区开展了农作物产量保险，例如：上海水稻保障80%产量，苏州水稻保障70%产量。即使在国内水稻保障水平最高的上海，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对农民生产动机的影响并不明显，对产量的提高也不明显（张跃华等，2006）。因此，在分析中国农业保险福利问题的时候，套用传统消费者剩余的分析框架，有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
2.产量变化是否会影响到价格和福利
如果农业保险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那么产量是否一定会导致作物的价格发生变动，进而影响到生产者（农户）福利，这取决于农业保险所保障的农作物品种、范围等因素。美国出现过农业保险显着影响北柯达州硬质小麦产量以及1999年农业保险影响西瓜产量，进而影响价格的案例（Glauber and Collins，2002）。在传统消费者剩余福利分析中，实际上是在假设农产品价格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农产品价格往往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储备粮制度，用以平缓粮食价格波动。同时，从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尽管农业保险对产量会产生影响，但往往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对产量的影响往往局限在4.1%内（Orden，2001），远小于自然灾害对于粮食产量的波动影响，因而对价格的影响并不会很剧烈。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粮食产量发生了波动，在没有其他因素作用的条件下，其必然会对粮食价格造成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受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第一，农业保险是否在全国普遍实施。如果只在局部地区实施，其产量波动对于整体的粮食价格波动影响甚小。第二，由于粮食作物的增加基于其他被放弃种植作物的多少，因此，被放弃作物与保险作物的相关替代性也是影响粮食作物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对于特定的粮食品种，例如优质小麦，其替代性较差，这时候，产量的增加有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波动。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保险影响作物供给曲线，进而影响价格会使得农民福利丧失。
Babcock 和Hart（2000）认为，如果给予农民以农业保险方面的补贴，由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农作物产量增加，因此导致市场价格降低而遭受的损失被抵消，那么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Colins 和Glauber（2002）也认为，农业保险如果影响了产量，将会降低农业保险作为收入安全网中补贴的效率。由此可知，美国农业保险的目的并不在于增加农作物产量，而在于建立农户收入安全网。
（三）农业保险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
1.农业保险是否具有外部性与公共产品性质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农业保险在低保障情况下对产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美国由于施行高补贴、高保障办法所导致的作物产量增加也并不是他们的政策目的。美国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也并不是因为农业保险可以带来农作物产量的增加。然而，这些产量增加现象的分析原封不动移植到中国问题的分析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国内普遍认为，农业保险导致了作物产量的增加，而作物产量增加使得全社会可以分享农业保险带来的收益，进而，应该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农作物产量得到进一步的增加，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将要讨论：农业保险影响作物产量以后，是否还属于WTO 所允许的“绿箱政策”？
农业保险促进产量增加是否进行补贴的直接理由？
实际上，在中国，即使农业保险影响了作物曲线向右移动，也未必是农业保险具有社会外部性的体现（张跃华等，2004），外部性实际上与是否增加产量无关。黄有光（1991）认为，外部效应指如果个人效用函数（或者是一个公司的成本函数、生产函数）不仅依赖那些受它支配的因素，同时也依赖于那些并不受其支配的因素，而且这种不受其支配的因素的依赖性并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而受影响的，那么这种效用就存在外部效应。同时，外部效应需要具备两个条件：（1）外部效应仅涉及那些不用支付的效益和损失，由此即排除了市场上的交易关系。（2）外部效应是附带效应而非经济活动带来的原效应或故意制造的效应（米香，1971，转自黄有光）。因此，只要从两个层面就可以分析清楚：农业保险对农业的作用，农业对社会的外部性作用。由于农业是通过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机制与社会进行农产品交换的，因而不满足外部性的定义；而农业保险对农业的作用仅仅取决于它相对于其他支农工具重要性的程度。因而，农业保险对社会外部性的说法并不严密。
由于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物品是纯粹的私人品和公共产品，因而，绝大部分物品都是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难以运用到政策性补贴的理论依据中去。对于农业保险有收益外溢现象，也并不能够作为政策性补贴的理论依据，因为具有外溢现象的物品未必都需要进行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