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禁止使用“锲薄”、“铿恶”之钱，并且对铜钱的合金比例有明确的规定，对铁钱的铸造，也有关于轻重和损耗等方面的约限。南宋理宗朝人洪咨夔所作《大冶赋》云：“於是铸钱使考其会，辨铜令第其品……”铸钱所用铜、铅、锡等金属材料，是要由专人鉴别、验收合格后，方得交付使用的。这对保证钱币成色、质量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131至132载：
（政和）五年二月十八日，河东路提辖检踏措置坑冶钱监司奏：“承朝旨节文，铸到钱每季令提刑、提举司分诣再行看拣，别无粗恶不勘，方许行用。契堪本路诸监院每月铸到钱于次月内令提刑、提举司再行看拣。如逐司官巡历未到，不能亲诣，即乞令逐司于上旬内就钱监院邻近州县差官看拣，如被差官先承他司差务，除军期急速外，并乞限三日先次起发，于当月内看拣了当，方许承当别司所委事。”
朝旨规定各路提刑、提举司检查铸钱的质量，如本人无法亲临，可差遣临近州县官吏代表，被差遣的官吏必须首先完成看拣铸钱的差事，然后才能去进行别的事务，可见朝廷对铸钱事宜的关注。
仁宗至和元年（1054），田京任陕西都转运使，由于“关右盗铸铁钱者甚恶，法不能胜”，特铸大钱，“肉好精致，伪者莫能杂，以一当三，尽收其恶钱付官炉”。神宗年间，鉴于钱币式样日趋多杂不一及私铸问题严重，铸钱以样的要求和规定随之产生。熙宁八年（1075）下诏令河东除铸钱七十万贯外，再增铸小钱三十万贯，时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由此看来，官府在铸钱时已将防伪的因素考虑进去，“本重”，即缩小铜钱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距，“模精”，则使盗铸的成本增加，这两点都能有效地防止盗铸。
当时政府因钱法败坏，还一面“诏禁私铸”，一面销毁“在官恶钱不堪用者，别为模以铸”。熙宁十年七月，令“三司自今诸路铸钱并依省样，毋辄改规模多求增数，委提举司点检”，以省样钱作为钱监铸钱的标准式样，目的是使官铸钱趋于规范化，杜绝恶钱及民间铸钱。
徽宗崇宁二年（1103），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迎合蔡京之意，送上了其主持铸造的当十大钱，于是朝廷命“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让各钱监仿照陕西所铸钱样铸造。崇宁四年，在诸路钱监纷纷奉旨以钱样铸钱的基础上，宋廷制订并颁布了“钱纲验样法”，并将崇宁监铸造的御书当十钱式颁给诸路，令诸路依式铸造“赤仄乌背，书画分明”的铜钱。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首铸御书当十钱，“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同时，蔡京还把夹锡钱式及锡母颁发给铸钱之路，令钱监、铸钱院专用鼓铸。
铸钱工艺中实行样钱制，是铸钱翻砂技术出现后，为划一铸币形式所采取的铸币规范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仅对提高铸币质量，禁止私铸钱等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宋以后钱币铸造中行使的样钱制和母钱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绍兴初，由于韶州铜钱铸造不精，民间多仿制私铸，“并夹以沙土，谓之沙钱，每千才值二三百”，因此于绍兴二年（1132）三月下诏，令韶州铸钱“毋得灭裂，务令民间不能仿效”。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对新铸铜钱的检验有严格的规定：
诸受纳新铸钱而粗怯不如样者退换，若数多即申所属。
诸钱监铸上供钱并依元样州差官看拣讫，方得起发，内抽取一贯申纳尚书省。诸装发钱监上供钱，每纲于所装钱内取样，不得拣选，监专与纲梢管押人同封书印，以样比验交纳。
如不如样者申所属验实，据数发回元铸钱监验认，送所属究治。
淳熙末至绍熙初，负责铸造铁钱事的铁冶司为禁绝盗铸，在增加币重，加大币形的同时，还“遂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增加了钱文书种。今见淳熙铁钱有真、篆、隶三种书体，绍熙铁钱有真、篆两种书体，或许即钱监为杜绝民间盗铸铁钱所致。但这种增加钱重、增大钱径、使用多种钱文书体的方法，也有副作用，它给铁钱的流通带来了诸多不便。时在淮西任职的叶适即指出其不足之处：“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宜均，则民听不疑，行用不惑。季别一样，自铸工不能记忆，民间何由辨认。而又新钱特大，行迹旧钱。常人之情，喜新厌旧，所以有只要新钱之说，岂可旧钱遂成无用！”为使民间能辨认官私钱之别而利官钱通行，叶适还奏请恢复了蕲春监铸钱料例，令淮西诸监依淳熙七、八、九年间所铸字画精细，轮廓坚明的钱为样鼓铸新钱，并把乾道以来同安、蕲春、大冶、宿松、汉阳、定城诸监铸造的新旧诸样官钱，“钉板印榜，晓谕民间，令其从便行使。亦立私样钱，亦拣选不用。令各州签厅官委诸县钉样于都保，又别差官亲至村落委曲劝喻”，使百姓熟知官钱和私钱之别，以使民间用钱不疑。而各州签厅官受命后，又纷纷令属下的厢巡地分都保等处，“专一禁止行使私钱之家，旬具委无行使私钱结罪，类申本司”。
清代在官局铸钱中也施行样钱制。关于清代的样钱制，在《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中有大略的记载：
凡铸钱之法，先将净铜錾凿成二钱三分者，曰祖钱，随铸造重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制钱。每过更定制钱，例先将钱式进呈，其直省开局之始，亦例由户局先铸祖钱、母钱及制钱各一文，颁发各省，令照式鼓铸云。
晚清时期，针对官府铸钱中的“局私”，政府也决定“实力整顿，悉遵定制，毋任草率偷减，如有厚薄大小轻重不符，及文字模糊磨不精等弊，随时查验，将炉头人等严行惩办，并将监督等官参处”。针对官局制钱名重不符的情况，也有部分官员提出了铸造足值官钱的议案。光绪朝给事中周鹤就曾提出“改复制钱……免私铸之繁兴也”，他分析说：“大钱以一当十，私铸者毁官板一文，加以铅锡，可以铸三四文不等。奸人见利忘义……今若改铸制钱，轮廓完好，以一当一，虽有私铸，为利甚微，或不至作伪日增。”建议铸造轮廓完好、轻重适度的小平钱，既可得到民间的倚重，又让私铸者无利可图，自然会逐渐杜绝私铸现象。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带来了西方的铸币技术，使清人见识到机器制钱的快捷方便。机制铜钱质量远高于传统范铸、翻砂法的铜钱，所铸钱花纹精致复杂，不易仿照，因此光绪朝顺天府尹胡棻就建议铸机制制钱，“应用机器压模，钱样始能精治……精则私铸者未能如式，其弊不禁而自绝”。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巡抚卫荣光又奏请用机制制钱，并送上了两匣钱样，光绪皇帝遂下令照样鼓铸。但机器铸钱，机器常常损坏，且每造钱一千文，约需成本两千两百多文，因此各地推诿不铸，福建甚至称“赶铸不及”而购买旧钱凑数。因此不久就结束了机制铜钱的措施。
机铸制钱的尝试虽不久就停止了，但政府又开始铸造铜元和银元，认为铜元和银元“用机器制造，则字画显明，花纹精致，轮廓亦极完好。且制造必须大号机器，购置一副动须成本数十万两，在奸民岂易醵此巨资，干犯私铸重典。即或有用小机器及手摇机器，冒险私铸，亦决不如大机器所造之精美，可以一望而知。伪者不能乱真，则私铸之弊固无足虑也”。但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制钱的私铸尚未解决，又新增了铜元和银元的私铸，使铸币作伪问题更错综复杂了。
提高法钱质量固然对消弭私钱有一定的效果，但铸造大批质量精整的法钱需要大量的铜，而历代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铜的储量都是不足的，再加上制造足额铜钱势必会造成铸钱负利的情况，这就使政府虽有良好的意图，却缺乏足够的财力发行大量的足值法钱。如明万历初年，政府也曾下令铸钱，要求每百文重十三两，每钱重一钱三分，必“轮郭周正，字文明洁，以铜质厚即易为全美也”，即仿造古人不爱铜惜工之意，使私铸无利，意图使之不禁而自止。可是由于铜料不足，而官吏又对百姓督责甚急，使民间“未得钱之利，而已被铜之害”；加上开局铸钱以后，“工作之费，物料之需，诸翻砂、看火、提罐之人，锉眼、穿条、熏色之匠，与焺铜质、雕钱模之工，又多费不赀”，最后所谓的精工细作也只得不了了之。事实上，即使政府铸造了足值的法钱，也很快会被不足值的私钱所取代。
2.提高工艺水平，加强纸币自身的防伪功能
政府在纸币防伪上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针对以前纸钞图案雷同、制作粗糙等弊端，竭力提高钞纸的质量，改善其制作工艺，增强纸币自身的防伪性。
首先是钞纸的选用。印钞用纸如果使用劣质纸张，可以降低成本，而若使用高质量的纸张，再加上提高制作水准，造价也会跟着上涨。民间伪造若造价太高，利润势必跟着降低，同时又要考虑伪造风险，因此，提高币纸质量及工艺也是杜绝伪造的可行办法。
中国古代的纸以原料分，大致可分为麻纸、竹纸和皮纸几大类。
麻纸以草本植物韧皮纤维作为原料，制造技术比较简单，但纸纤维较粗，纤维间的孔隙度较大，印刷时易产生墨色浸染现象，使字迹图案模糊，印刷质量下降。竹纸质脆，“随手便裂”，也不适宜于印制纸币。
皮纸是以木本植物韧皮为原料，柔软而光洁坚韧，品质优良，是印制纸币的极佳纸张。
注意纸币的用纸，是防止伪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北宋初，四川富商合办交子时，已要求交子使用一律的纸张印造。后来政府设立交子务，将交子发行权上收，改为官办交子，但对使用何种纸质，并未作出规定。随着纸币作伪问题的日趋严重，政府对币纸就有了要求，用纸要精而统一，避免用劣纸和多种规格不一的纸。北宋交子多用四川蜀纸印造，为了防止伪造印制交子的纸张，并且大量供应优质的纸币用纸，熙宁五年（1072）在成都南郊创设由官府直接管理的抄纸院，专门制造印刷交子的楮皮纸。抄纸院起初由交子务官员兼领，后来担虑交子务官乘机舞弊，乃“以他官董其事”。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造纸工场又移到成都西郊的净众寺附近，“遣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成为一个大型的制造纸币专用纸的工场。
由于四川地区的皮纸质量最好，“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最不容易伪造，所以南宋在东南地区发行会子时，规定尽量使用四川楮纸作为印币用纸，遂使会子有“楮币”之称。绍兴年间，“当时（东南）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这些都是造纸质量较为上乘的产地。绍兴九年（1139），“以移屯陕西合给籴本，及陕西六路新复州军衣，赐增二百万（钱引）。增数既多，佥书枢密院事楼照奉使陕西，奏禁泛料，始著定刑章”，对纸张规格也有统一的要求。
对于币纸质量高低、工艺优劣与伪造兴衰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官员们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如理宗淳祐三年（1243），以第十七界新会换易第十五、十六界旧会，结果兑换到的旧会大大超过了原发行量，显然其中掺杂了大量的伪会。当时就有臣僚分析是钞纸和印制质量问题，提出了“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的办法，用以防范作伪。度宗咸淳七年（1271），由于行在杭州的纸局所造关子纸不够精致，特意“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直接将蜀纸运至杭州用来印造关子。
金朝纸币用桑皮纸，桑皮纸纤维较细，纸质的韧性相对比较好，质地也较厚重，也是一种较适宜的币纸材料。在钞纸的抄造上，也设立了专门的抄纸坊以抄造纸币用纸。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以后，地方纷纷印造纸币，设置抄纸坊的地方也增至二十多处。元光二年（1223）五月，还用绫印制过元光珍宝钞，用料非常讲究。
元代最初发行的中统钞用纸不讲究，质地为绵纸，非常容易损坏，也不易在其上印制精细的图案。但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以后就改用桑皮纸。不过到元朝后期纸币发行量大增，桑皮纸也不能满足印钞的需要，便又大量地采用质量较差的榆皮纸了。
其次是在纸币的印刷上，也采取了一些防伪措施。宋真宗时成都富商发行的私交子，印刷已十分精良，采用铜版印刷，“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外圈做花纹边框，图形复杂。在质剂时，要将收到的钱数记在交子上，经签押后，方可作现钱使用。交子官营以后，印制更加精致，图案精美，还用红、青（蓝）、黑三色套印。崇宁大观间交子改为钱引后，对于发行和印制的管理更加严格，使用多块铜版套色印制，“所铸之印凡六：曰数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多色套印的纸币，不仅增加了美感，而且可以有效地防止伪造。
